敦煌文献
是指北宋末年西夏人征服敦煌时，千佛洞僧人留下的晋至北宋初年大约有5万多卷，内容以宗教为主，次为中古历代官府文书与文物。直到1900年5月26日，封闭了数百年的藏经洞才被道士王圆禄发现。据资料统计第一个下手的又是俄人，1905年，库库什金从王道士处骗取了两驮各种文字的写本和绘画，另一俄人奥勃鲁切夫也骗得了一批文书。1907年5月，在蒋师爷的帮助下斯坦因得以入室挑选7个夜晚，盗走了24箱经卷和文书，还有5箱精美绝伦的绘画和神幡。其中，有世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金刚经，有一丈余长、五六尺宽的唐绣观音像。1908年4月，法汉学家伯希和以王道士的无知又得以入洞，凭借他精通汉学的优势，选走了全部菁华，运往巴黎。回国前，他在北京修裱后展出时，被中国学者上书清政府才封存剩余部分。继斯坦因、伯希和之后，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又盗走500余卷，1935年又从李盛铎手中盗购400卷敦煌遗书。俄人鄂登堡盗走手稿600余卷。1923年美人来时，已无所取，华尔纳竟用一种特殊的化学溶剂剥走了7个洞窟的26方壁画，面积达300多平方米。由于外国人的盗窃掠夺，致使敦煌文书分散在十几个国家、30多个博物馆。据最新资料显示敦煌藏经洞文献总共约50000件，流失海外的大约为40000件。据统计分别收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和印度国家博物馆10000余件；法国国家图书馆和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5000多件；日本各公私藏家约400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艾尔米塔博物馆19000多件。除去清政府收交给今北京图书馆10000件各地收藏千件以外。
4. 黑水城的西夏文献
需要指出的是于A. D. 1038年正式立国，国号大夏的西夏，是我国A. D. 11--13世纪统治西北地区的一个党项族封建王朝。前期与北宋、辽抗衡，后期与南宋、金鼎立。西夏历十代帝王，统治190年，官制仿宋。立国前夕就创制了当时称为“蕃文”的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后世称为西夏文。最后亡于蒙古。境内使用西夏文、汉文和藏文，其文化事业发达，蒙古军队在占领初期对西夏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戮掠，使西夏文献、文物遭到损毁。元代修撰辽、宋、金三史，未修西夏史，即因它传世文献阙略，故在正史中仅附传于宋、辽、金三史中。西夏作为一个国祚近二百年、有完备典章制度的王朝，很多重要的史料未能保存下来，致使后世治吏者多知辽金而鲜知西夏，仅作为三史的附传略作陈述。元明以降，党项族逐渐衰微，最后融合于其它民族之中而消亡，西夏文也因此不再使用而变成无人可识的死文字。由此可知其出土文献价值之重。
位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一个被遗忘的地处荒漠中的死城，因20世纪初考古发掘出数量惊人的珍贵西夏文献和文物，而享誉中外。为研究西夏提供了资料。也使西夏学成为显学。
又是俄人首先下手，据资料显示1908——1909年俄科兹洛夫探险队在黑水城遗址的一座佛塔中发现了摞得满满的西夏文献和文物，全部运往圣彼得堡，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和爱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的内容丰富、数量庞大的西夏文献造就了俄罗斯学者对西夏的研究。1914年英斯坦因在黑水城遗址所掘的西夏遗物藏大英博物馆。大谷探险队所获的西夏文献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此外，还有一些藏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这些西夏文献及文物从此沦落外邦。
5. 甲骨文献
拥有3000多年历史，形成于殷商时期，内容涉及政济、文化、军事、宗教等方面的稀世之宝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文字历史档案，其为研究上古史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它的发现，使正史提前到3000多年以前，同时也提高了先秦文献的史料价值。据资料表明自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之日起，其价格就十分高昂，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金石学家王懿荣以每字二两银的高价从古董商处收购。使许多文人、官宦以及外国人也竞相重金购买。最早开始收集的外国人是美驻山东潍县传教士方法敛和英驻青州传教士库寿龄，将收集到的甲骨文转卖给美英的几家博物馆，借此来发家。此后，英人金璋，德人威尔茨、卫礼贤也收集了一些甲骨文，先后卖给德国和瑞士的博物馆。日人西村博、林泰辅等也很早就收集甲骨文。加拿大人明义士收集的最多，到1926年，他就收集了5万片，其中一部分运到加拿大，现藏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日寇占领安阳时，曾于1938——1943年，多次组团到殷墟盗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铜器、玉器、白陶器等珍贵文物，亦盗走很多文物。
甲骨文发现至今，共有15万多片。据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1984年7月的统计：国内共收藏127，904片。国外收藏有26，700片，分藏于12个国家，其中日本12，443片，加拿大7802片，英国3355片，美国1882片，德国715片，前苏联199片，瑞典100片，瑞士99片，法国64片，新加坡28片，比利时7片，韩国6片。
6. 图书文献
各国列强以各种手段攫取中国古籍，以日本为甚。对华侵略是日明治维新后既定国策。“田中奏折”是日企图独占中国，进而称霸东亚野心的大暴露。他们深知欲达此目的，仅靠军事侵略不行，必济之以文化与经济侵略等。故有计划地掠夺我文化典籍是从属于对华侵略的目的的。
为此，日军师团皆配有文化掠夺员，不仅设有专门机构，政府还组织专门的“考察团”对华文献进行掠夺，还有一些专事收集、掠夺的所谓“私人藏书家”，而他们与官方有着各种联系。最终目的是使我善本古籍及有价值的文献流入日本。
民初日内阁外务省设专司对华文化的东方文化事业局，东三省的藏书全为日人控制着，文献损失不计其数。其首先在北平设立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后改称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此会于1926年在北平设立人文科学研究所和东方文化图书馆。其次还在上海设立分委员会，建立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图书馆。后和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图书馆、满铁上海事务所等日本在上海的机构一起，组成“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公开从事对华公私图书的大规模掠夺。不是馆藏珍品“失盗”——玩弄着监守自盗把戏，就是打上日军参谋部字样直接掠夺。
1937年在华北的“新民会”是日扶植的又一个对华实施文化侵略的组织。它曾掠夺过大量珍贵典籍，华北地区许多大学图书馆之馆藏，皆以抗日文献被掠夺来此，但却有相当部分被劫往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
1907年近代中国四大藏书楼之一、清代目录学家陆心源皕宋楼的全部所藏在岛田彦桢、重野成斋等人的斡旋下被日人岩崎弥之助以十万元从陆树藩手中攫取，存于其静嘉文库。海源阁的所藏，在杨敬夫手中部分归国立北平图书馆，部分归山东省图书馆，但有一小部分通过北平琉璃厂书商间接售于日人。盛宣怀的愚斋图书馆中的部分珍本流入日本。陈田的藏书典押于书肆，也整批流落到日本。
1933年，山东藏书家高翰生所藏118种方志流入美国国会图书馆。
日在华掠夺文化典籍时，特注意反映各地风土人情和物产资源的地方志、家谱、族谱、地图等资料，致使大批志书流日，便利了在华作战，成了搜罗的重点。可见其真正目的就是为进一步进行侵略和扩张。日现存我方志四千余种，是国外收藏我方志最多的国家。
大致以时间为序，日本所掠的古文献如下：(据资料显示)1934年沈阳文溯阁所藏《四库全书》一万多卷。1934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清宣统年间绘制的《俄蒙边界图》。1937年北平古物陈列所全部古籍文物。1938年江苏省立图书馆的宋元善本2000多种，清季江南各公署档案6000多份，明刻丛书方志30000多册，稿本50000多件。1938年浙江省立图书馆的珍贵图书《图书集成》、《四部备要》、《四部丛刊》及浙江全套地方志近二万册，珍贵版片2000多张，淳华石刻163块。1939年南开大学内有许多珍善本古籍的101箱。1939年苏州潘氏滂喜斋元代刻本3000多种。南京藏书家卢前多为善本的10000多册的藏书楼。南京石筱轩藏书楼的4箱珍善本、字画古玩2000多件。杭州大藏书家王绶珊有宋元明版书及各种方志3000多种的东南藏书楼。叶德辉的观古堂藏书。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1000多种善本。广东绝大部分未及搬迁的书籍。广州莫氏五十万卷藏书楼。粤北的乳源县有价值的清康熙26年张洗易编纂《乳源县志》。1940年中央图书馆寄存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珍善本11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存于香港的300多箱藏书。保存于香港冯平山图书馆内的如著名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的3箱图书及冯景兰私人藏书。包括香港大学图书馆本身藏书及政府报告在内的12，000册以上的书籍。郑振铎先生为公暂存于此的元明两代善本珍籍3，000部。途经香港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欲寄往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的珍贵典籍数十箱。岭南大学图书馆寄存于香港文化研究室的《大清实录》抄本1200册。寄存于香港分校的6箱珍善本书刊和明刻本《金瓶梅词话》、罕见的16种明刻广东地方志。
据顾鹤逸之孙顾笃璜所言，其家藏《古今杂剧》等书为日人岛田翰借去一去不返，滞留外邦。广州陈伯衡曾有清代提学使李调之著的对广东之山川形势，河流广狭等有详细记载、分析、评论的《粤东笔记》一书，被日军联络官崛部春幌将书“借”去并“赖”走。这样的事不胜枚举。
日本对我国文献的大规模掠夺，引起我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极大愤慨。给我国当时的教育、科研、文化建设造成极大损失，影响至今。
由于外国列强近百年的盗窃、掠夺和破坏，严重地摧残了我珍贵的文化瑰宝，加之日侵华战争疯狂地掠夺与破坏给我国图书文化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如上文所述的历代文书，除明清外，国内已所剩无几，致使我学者因研究的需要不得不去国外查阅我们自己的资料，这是屈辱的历史给我们造成的。从清末至民初我国傅云龙、罗氏父子、王国维、李盛铎、黄绍箕、盛宣怀、董康、张元济、孙楷弟、姜亮夫、刘复、程演、俞大维、萧一山、郑振铎、胡适、向达、王重民、王古鲁等有识之士为寻找远离祖国的文化财富，足迹遍布日本及欧美，他们或购回或抄录或拍摄，使得一些文献资料得以回归故里，让国内的学者同仁能够见到本属于我们自己的文献。这样能极大的补充国内原文之不足，又可校勘久存之误。为研究当时社会现状及学术发展水平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资料。现在有很多途径可以利用来收集散佚在海外的我国历史文献——索、购、抄录、拍摄及影印出版，我们期待着海外的文化珍宝能早日重归故里，中华儿女能继续为此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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