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而言，“西来说”最不可取，既无文献依据，又无考古证明，所以大多数学者不予采纳。“东来说”有较早的文献依据，但与考古发现相悖。考古资料表明，东来说涉及的地区多属于东夷和早期吴文化范围，其文化面貌与楚文化完全没有关系，直到春秋中晚期，楚文化才真正东渐到达江淮地区，所以一般学者逐步摒弃此说。而“土著说”与“北来说”，均有文献依据与考古发掘支撑，具有一定的理由与根据。而且两说都承认楚文化是一个源流纷披、结构多元的文化系统，在其产生过程中江汉地区土著文化和中原周文化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争论的焦点是：谁是楚文化的主要来源?两说分别一些依据，但也有一些困惑，比如“土著说”的不足是：使用的是广义楚文化概念，而寻找楚人或楚民族之源，必须以芈姓贵族为主体；考古发现证明，长江中游地区大约从石家河文化的晚期开始，各区域、各类型文化均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土著文化发展线索基本中断；土著说以赵家湖墓地为楚文化典型墓地，并以此为基点寻找西周中期以前的楚文化遗存，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北来说”最重要的考古学证明是下寺等楚贵族墓，但不能确认丹淅或淅川一带的西周时期的楚文化遗存，仅仅侧重于传统文献与青铜文化。同时，两说也有一些相同的困难：比如寻找丹阳“城”的努力了无结局，楚都丹阳至今渺无踪迹，也没有确切的文献证明丹阳作为城或都城的性质；文献对春秋中期以前楚国的疆域范围记载不明或过于简略；考古发掘还缺乏比较系统或上下衔接的证据；还需要比较坚实的基础理论作指导。.

    （三）通过楚辞与楚文化互证，推进楚文化研究

    在楚文化与楚辞两个密切相关、交叉叠合、又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它们各自的角色是不同的。在楚文化研究领域，楚辞作为精神文化的载体，首先是研究对象，罗运环从整体上探讨楚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屈原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屈宋辞赋与中国文学；先秦楚国的巫文化和道家学说与中国的哲学与宗教；出土楚文化资料与现代学术文化40。四点之中，两点直接来自楚辞，一是“屈原精神”，一是“屈宋辞赋”，这都是楚辞的核心与精髓。但在更多的场合，楚辞只是一种材料，一个证据，作为论证的辅助之用。在楚辞研究领域，楚文化往往是研究的背景材料，追寻民族特色的渊源，进一步推理、分析的前提，展开论说的主要根据。其次，两个领域的相互关注情况也有明显的差别。在楚文化领域，对于楚辞，他们直接发表意见，很少关注楚辞学者的意见与楚辞学界的研究动态；对楚辞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少采用。而在楚辞研究领域，整体上高度重视楚文化研究动态与成果，对楚文化的认识与把握基本上采用“拿来主义”，以现成的结论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前提或重要证据。我们提倡楚辞学者要充分利用楚文化研究成果，甚至批评楚辞学界在整体上对楚文化关注不够，但与楚文化领域对楚辞研究的关注相比，则显得相当主动、自觉、积极，而楚文化领域则比较轻视，乃至于漠视，还没有这样一种意识。

    现在，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强调楚文化与楚辞双向互证，推进两个领域的同步发展。以往，我们比较多地分析了利用楚文化的成果推进楚辞研究的理由与方法，这里我们着重谈谈利用楚辞研究的成果，推进楚文化研究的话题。

    其一，楚辞本身就是楚文化的重要内容。首先，楚辞是楚文化中“精神文化”的集中代表，从《离骚》、《九章》等自传性政治抒情诗中，可以抽象出屈原精神的内容与特征，比如屈原的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等的追求。屈原力图将执著不舍的深切眷恋、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坚韧不拔的求索精神、好修不懈的崇高品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模式、完人模式，是屈原的伟大、独特之处，亦是其痛苦、悲剧之源。其次，楚辞也是楚文化中“物质文化”研究的文献依据。其中《天问》、《九歌》、《招魂》等作品，可以与楚系青铜器及其铭文、楚简互证，还可以作为破译考古发掘成果的钥匙与内证。这对于从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角度研究楚文化，丰富楚文化的研究内容，破译楚文化的疑难，具有无法替代的学科意义与实践效果。其二，楚辞研究有助于楚文化渊源的探索。比如，从楚辞的角度看“土著说”与“北来说”的争议，则结论是明显的，因为《离骚》开头即云“帝高阳之苗裔兮”，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又云“楚之同姓”，与《史记?楚世家》、《大戴礼记》、《世本?帝系篇》记载吻合；包山二号楚墓竹简、望山一号楚墓竹简、葛陵楚墓竹简记载祭祀均有“楚先老僮、祝融”等，更能证明楚辞之可信。而且，楚国贵族屈、景、昭三家，均与楚王同姓，景氏源于楚平王，昭氏源于楚昭王41。这与王光镐唯有采用“有芈姓楚人所创造的、以楚国公族集团为代表的文化为典型楚文化”的结论42，也是相得益彰的。其三，大量的简帛佚籍出土及整理研究，推进了楚辞与楚文化的互证与发展。随着大量的简牍帛书的不断出土，“学术史”探讨与估价的问题也就自然提出来了。李学勤提出，通过出土简帛的整理研究，竟使被认为最“物质”的考古学同最“精神”的学术史相沟通，这或许是有希望的研究方向。“把考古学的成果与学术史的研究沟通起来”，“把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与文献学、历史学真正打成一片，一方面以学术史已有的成果去考察衡量新发现的佚籍，另一方面则以考古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研究简帛，同传世文献对比参照，从而推进学术史研究的发展”43。据研究，与楚辞研究有关的出土文献有：长沙子弹库帛书帛画、包山楚简、望山楚简、郭店楚简、阜阳汉简《离骚》《涉江》残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唐勒》赋残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为吏之道》所附八首韵文、东周时期的楚国青铜器铭文等44。与楚辞属于同一系统的文献有：长沙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古本《易经》、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四时》、《天象》、《月忌》、长沙子弹库帛画、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所出《尉缭子》45。与屈原、宋玉等作家生活大致同时的出土简帛（战国中期至白起拔郢，约前390—前278年）有：子弹库楚帛书、信阳楚简、九店楚简、慈利楚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香港中文大学购藏楚简等。

    当然，考古发现虽多，真正与楚辞、屈原直接的材料极其有限，目前只有：1977年出土的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竹简，其中有《离骚》残文四字、《涉江》残文五字。1972年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竹简，其中有《唐勒》篇残简。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竹简、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竹简，其中的有些祭祀对象与《楚辞?九歌》祀主相同。而大部分材料属于“背景”或“比较”，乃至“推断”、“猜测”性的。所以楚辞学者使用考古学成果，应从三个层面切入：第一，不再仅仅是“拿来”，而是将人家的结论“拿来”作“二度研究”，评判得失，甄别是非；第二，自己直接“开发”常人不注意但又颇有价值的资料；第三，参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楚文化领域的论争与研讨，围绕楚辞而形成的出土文献、传统文献与学术史的学术圈，通过楚辞与楚文化的互证研究，破译楚辞的许多历史疑案，抽象出一种既相关又相对独立的古史系统，解决古史学、考古学、楚文化研究中的困难。

    注释：

    ①⑥⑨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20页、52—53页。

    ②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之十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85页。

    ③⑧张崇琛：《楚辞文化探微》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119—128页。

    ④⑤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8页。

    ⑦15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4页、644页。

    ⑩周建忠：《屈原思想：有儒有法，然非儒非法》，《楚辞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7—50页。

    11辽宁省文学学会屈原研究会、辽宁师范大学科研处、中文系：《楚辞研究》，1984铅印本，第6—7页。

    12《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历史人物?屈原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0页。

    13孙作云：《天问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2—35页。

    14林庚：《天问论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页。

    16周建忠：《关于楚辞研究的跨世纪思考》，《社会科学报》1997年3月20日。

    17戴志钧：《读骚十论?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18周建忠：《关于楚辞研究的对象审视与历史回顾——楚辞研究一百年》，《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19崔富章：《楚辞研究史略》，《语文导报》1986年第10期。

    20姜亮夫：《楚辞通故》，第一辑，齐鲁书社1985年版。

    21陈直：《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22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4页、235页。

    23朱季海：《楚辞解故》，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版，第4页。

    24汤炳正：《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25262728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426—428页、48—57页、271—280页、

    261—270页。29汤炳正：《从包山楚简看〈离骚〉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

    30汤炳正：《楚辞类稿》，巴蜀书社1988年版。

    31黄灵庚：《〈楚辞〉文献学百年巡视》，《文献》1998年第1期。

    32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33夏鼐：《楚文化研究中的问题》，《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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