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轩辕”考

　　“轩辕”是人名，也是星名。然而，对于《远游》“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一句中之“轩辕”，从王逸开始，历代注家均只注为“黄帝名”。如果“轩辕”只是人名，那么，如何理解《远游》中“不可攀援”四字？王逸、汪瑗等以为“黄帝以往，难引攀也”，或曰“盖 谓高阳邈以远矣，轩辕不可攀矣，而王乔庶几或将遇之而从之娱戏也。”此说以“时间久远”来解释“不可攀援”，但无说服力。因为轩辕固然历史久远，而王子乔乃春秋时人，离屈子至少也有二百多年，难道不也久远吗？焉能“庶几或将遇之而从之娱戏也”？胡文英则认为轩辕“以帝王尊严，不得娱戏从游也。”此说以“地位尊卑”来解释“不可攀援”，亦属牵强附会。要之，只将“轩辕”注为历史人物的名字，对于合乎逻辑地理解诗句原意颇多滞碍。

　　实际上，在楚辞中，人名与星名，神名与星名，往往兼容，不必一定分开。星宿是自然界中的客观存在，其名字乃后人所加。星宿本身可能早已存在上亿上万年，《星经》之类书籍为重黎羲和之后诸多先秦天文学者如石申、甘德等辈所著，星名亦乃此辈根据一些神话传说所附会加上。诗人们作诗时写到这些星名，似乎往往带有双关含义，注家们一定要根据诗歌原文仔细领会，不可武断。如“太一”、“司命”，王逸均注为“天神”，而“五臣”、洪兴祖等均注为“星名”，对于理解原诗含义就更容易些。洪兴祖在《大司命》这个题目下甚至根据诗歌原文尖锐地指出：“（司命）其非宫中小神明矣。”同是《远游》中“奇傅说之托辰星兮”一句中的“傅说”，如果解释成人名，恐怕就很难理解诗歌原意，即使注为寓言，全句也是滞涩难通；而注成“星名”，则就顺理成章了。

　　因此，如果换个角度来解释《远游》中的“轩辕”，即将“轩辕”释为星名，前后诗义就可贯通。因为轩辕星在遥远的南天空中，永远不会降落人间；而王乔为仙人，有时还会“乘白鹄住山颠”，因此，一心想成仙远游的抒情主人公“庶几或将遇之而从之娱戏也”。如果作这样的解释，那么《远游》“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两句的含义，读者是否就能更容易理解些？

　　三、“辰星”考

　　《远游》云“奇傅说之托辰星兮”，此句中的“辰星”，方位究竟在哪里？《淮南子·天文训》云：“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史记·天官书》云：“察日、辰之会，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阴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罚出辰星，其宿命国。”此句“索隐”引《元命苞》曰：“北方，辰星，水，生物布其纪，故辰星理四时。”“正义”引《天官占》云：“辰星，北水之精，黑帝之子，宰相之祥也。”《汉书·天文志》云：“辰星，曰北方水，知也，听也。知亏听失，逆冬令，伤水气，罚见辰星。”这些汉代经典的天文学文献，明确指出：辰星是北方之宿。

　　然而，从王逸开始，直到当代，诸多著名骚学注家，均将辰星注为“东方之宿”。如，王逸在此句下注曰：“辰星，房星、东方之宿、苍龙之体也。”洪兴祖认同此说，并加证明曰：“大火谓之大辰。大辰，房、心、尾也。”这两句是照抄《尔雅·释天》原文。《尔雅·释天》乃迄今为止保留先秦天文资料最为可靠的典籍之一，借此来“证明”王逸之说，似乎很有说服力，所以，其后，朱熹、汪瑗、蒋骥直至当代诸多著名注家，均沿袭此说。然而，这个说法确实与早期经典天文学文献相悖。

　　首先，辰星无“大辰”这个别名。“辰星”有不少别名，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载曰：“兔（星）七命（按指名字）：曰小正、辰星、天Z、安周星、细爽、能星、钩星。”其中没有一个叫“大辰”。其他一些典籍中也写到“辰星”的别名，如《天官占》云：“辰星，……一名细极，一名钩星，一名爨星，一名伺祠。”其中也没有一个叫“大辰”。可见“大辰”不是“辰星”，是另外一个概念。

　　其次，洪兴祖补注所引《尔雅》文字中讲的“大辰”，与“辰星”毫无关系。《尔雅》《十三经注疏》本对《尔雅》中洪氏所引两句均有诠释。对“大辰，房、心、尾也”一句的诠释是：“龙星明者，以为时候，故曰大辰。”对“大火谓之辰”一句的诠释是：“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时候至焉。”并“疏”曰：“大辰，房、心、尾之总名也，辰时也，”这些诠释明确指出：“大辰”，“以为时候”，本是“辰时”之代称。另外，古人对“大昕”一词的解释很可参考。《礼记·文王世子》“大昕鼓征”句注曰：“大，犹初也。昕，犹明也。征，犹召也。谓初始昕明，击鼓以召学士。”“大昕”犹言“天刚刚亮的时候。”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再来分析《尔雅》中“大辰”一词的含义就能比较准确了。“大”者，犹“初”也，最早也。“辰”者，“辰时”也，即地支之“辰”。“大辰”，即一天中最早的时候。“房、心、尾”是东方之宿，太阳出现在“房、心、尾”的时候（所谓“龙星明者”），就是一天中最早的时候，因此，《尔雅》借此来总称“房、心、尾”三星，即用时间概念来指代星宿名称。这就是洪兴祖所引《尔雅》文字的本义，显然，这与北宫辰星毫无关系。

　　再次，从《远游》诗句本义看，“傅说”确“托辰星”，非“托大辰”。辰星是北方之宿（今日称之为“水星”），这无可质疑；而另外，辰星还是行星，并非恒星。《史记·天官书》早已明确指出这一点：“察日、辰之会，以治辰星之位。”既然提出了“位”的问题，就说明辰星的位置是在不断变化的。太史公接着写道：“是（辰星）正四时：仲春春分，夕出郊（按：训作”现“。下同。）奎、娄、胃东舍，为齐；仲夏夏至，夕出郊东井、舆鬼、柳东七舍，为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东四舍，为汉；仲冬冬至，晨出郊东方，与尾、箕、斗、牵牛俱西，为中国。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淮南子·天文训》中也有类似记载。原来，辰星的位置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在不断变化，而且秋冬之季就会出现在东方房、尾、箕等星宿的旁边。而《远游》描写的恰恰正是秋冬季节，其曰：“恐天时之代序兮，耀灵晔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沦兮，悼芳草之先零”；又曰：“嘉南州之炎德兮，丽桂树之冬荣。”本来，辰星是北方之宿，但诗人在秋冬季节的晚上观察天上星宿，居然发现辰星移到了东方，所以自然会“奇傅说之托辰星”，从而使成仙升天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更加迫切。洪兴祖补注所引《音义》“傅说死，其精神乘东维，托龙尾。今尾上有傅说星”，所引《庄子》“傅说得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等等，这是正常情况。如果把“辰星”训为“东方之宿”，屈子只是看到傅说星附着于箕、尾（“大辰”）之旁这种平淡的正常的情况，恐怕也就决不会有那种“奇”的感觉。

　　要之，《远游》所写傅说星，所托乃北方之宿“辰星”，而非东方之宿“大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