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前的一六〇五年，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的小说《堂吉诃德》的第一部出版，十年后(一六一五年)第二部问世。四百年以降，这部小说成了世界上重复印刷最多的作品之一，吉诃德成了文学史上最奇特的角色。虽然关于塞万提斯的研究著作早已汗牛充栋，但仍未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堂吉诃德》经久不衰之魅力。随着政治限制的解除，人的文化视野扩大了。研究中的新鲜见解得以公布并逐渐积累，使人们意识到塞万提斯所居时代位置的重大含义。新的思想已如潜流的水花，全局也因一线牵动而被摇撼。
　　
研究史之突破
　　
在整个二十世纪里，西班牙国内陆续出现着一些重要的解读。意味深长的是，每当西班牙处于历史危难，每当西班牙人反躬自问"我们是谁"，堂吉诃德论就悄然掀起一个新高潮，仿佛在这个人物的身上，埋藏着西班牙的秘密。

一八九八年"美西战争"后，大败的西班牙痛感民族的落伍，由此诞生了对国民性进行反思的一代知识分子——"九八年代人"。在这一代人肇始的思考中， "吉诃德"因其丰富的内涵成了人们借以阐述己见的象征。西班牙最著名的两个近代思想家乌纳穆诺与奥尔特加－伊－加塞特代表着思想的两极，前者执著于崇尚精神的文化传统，在《生命的悲剧情感》中论及"当代欧洲悲剧中的堂吉诃德"，建构了作为"民族宗教"的"吉诃德主义崇拜"；后者是鼓吹现代化的精英，在《关于吉诃德的沉思》中给西班牙人开出了"生命哲学"的精神处方，告诫西班牙人放掉乌托邦的陈年旧血，换上科学、理性的生命源泉。

塞万提斯研究第二个高潮的触机也是西班牙近代以来第二次重大的民族危机——上世纪三十年代持续三年之久的西班牙内战。触目惊心的国民分裂使人们再次向历史寻求答案。这一次精神手术造成了塞万提斯研究突破性的进展。关键人物是西班牙历史学家阿梅里科·卡斯特罗。他早年的研究强调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对塞万提斯的影响，几十年后，他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欧洲中心视角。因反对佛朗哥独裁政权而流亡美洲的阿梅里科·卡斯特罗潜心研究本国中世纪史，发现十六——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具有与欧洲他国差异很大的历史特点，感到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无法绕开伊斯兰文明在西班牙长达八个世纪的存在——而这是西班牙史学领域的禁忌。一九四八年，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发表《历史进程中的西班牙：基督徒、摩尔人与犹太人》，修订版题为《西班牙的真相》(Realidad de España, Ed. Klincksieck, Paris, 1963)，引起激烈争论。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在书中写道：

伊比利亚智慧中最独特、最具有普遍性的因素,扎根在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文化共处的几个世纪所缔造的生活方式之中。

该书被推行大西班牙主义的佛朗哥政权列为禁书。一九五七年，他继续发表了《走近塞万提斯》(Américo Castro Quesada, Hacia Cervantes, Taurus, Madrid, 1960)，提出关于《堂吉诃德》的独特性，不应从抽象的欧洲历史脉络中、而只能从本国具体时空中寻求答案。从此塞万提斯研究的触角伸进了讳莫如深的西班牙真实历史，《堂吉诃德》嬉笑怒骂脸孔背后的巨大背景浮出水面。

塞万提斯研究进展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对《堂吉诃德》版本的注释。

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马林是"塞万提斯学"领域里著名的实证主义研究者。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推出了三个不同的《堂吉诃德》注释本。分析者注意到，他的塞万提斯研究是"安达卢西亚民间文化研究的副产品"。这位实证派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无意中使塞万提斯研究向前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也是他后来在塞维利亚发现了与塞万提斯家世有关的重要资料。

一九六七年，西班牙评论家比森特·高斯注释详尽的三卷本《堂吉诃德》出版(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edición crítica y comentario de Vicente Gaos, Ed., Gredos,Madrid,1987，下文简称"高斯注《堂吉诃德》")。他客观引用百家诸说，注释篇幅接近原著，使这个版本类似一部"塞万提斯学"小百科。高斯态度审慎，但仍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高斯提出，"《堂吉诃德》中没有一处是随意的、无心的和偶然的"，绝不能停留在塞万提斯的表面文字叙述。

更广阔的新视野要等待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非殖民化时代。

一九七五年，佛朗哥独裁统治结束，西班牙思想解禁，出现了对本国伊斯兰文明史的正视、对西班牙中世纪驱逐穆斯林及犹太人国策的反省以及对东—西方文明关系的重新思考。伴随着"我们是谁"这一历史幽灵的再次出现，塞万提斯学和《堂吉诃德》论掀开了新的一页。一九八九年，法国思想家罗歇·加罗迪的《堂吉诃德：化作生命的诗》(Roger Garaudi, La Poesía Vivida: Don Quijote, Ed. El Almendro de Córdoba, S.L., 1989, Córdoba, España)出版。作者认为，塞万提斯是一个在专制时代选择了多元文化立场、颂扬"三文化共存"体现的人道主义普遍价值的作家。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著名文学奖项"胡安·鲁尔弗奖"被授予西班牙作家胡安·戈伊蒂索洛，这标志着以阿梅里科·卡斯特罗为代表的思路赢得了更大的肯定。胡安·戈伊蒂索洛是西班牙著名的"异端"作家，他认同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顺便说一下，萨义德的思想对西班牙的东方学研究者有很大影响。南美的波多黎各大学教授卢塞·洛佩斯·巴拉尔特曾亲自问萨义德，为什么没有把欧洲争议最大、问题最多的"西班牙东方主义"囊括进他的研究；后者诚恳地说，由于知识的鸿沟，他宁愿不碰这个领域。)他在许多文章里分析了塞万提斯与伊斯兰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胡安·戈伊蒂索洛曾说：

一种不承认边缘文化丰富性的文化注定要遭到诅咒。

总之，半个多世纪以来塞万提斯研究的一次次突破，都聚焦于塞万提斯与西班牙中世纪史的纠葛。
　　
塞万提斯时代的西班牙
　　
公元七一〇年，穆斯林从北非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登上欧洲大陆，在西班牙大部分领土和葡萄牙建立了伊斯兰政权，史称"安达卢斯"(Al-Andalus)。

"安达卢斯"在欧洲一隅独立绵延了八百年。它成为西班牙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人混血且相濡以沫，文化因素盘根错节。这一政权的比较宽容的政策，造成了文明的全面繁荣。西班牙近代著名作家布拉斯科•伊巴涅斯较早表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敏感：

穆斯林带来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其富有生命力的种子处处生根发芽。穆斯林珍重的原则是信仰自由，这是一切伟大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石。凡穆斯林建立了政权的地方，都允许保留基督教堂和犹太礼拜堂……在不同民族和不同种族的融合中，世界各地的思想、习俗、发明创造，以及各类艺术、科学、生产技能、古代学问共生共荣。从如此多样化因素的碰撞中涌现出新的发现和创造力。

有人不无理想化地称之为"三文化共存"时代。

安达卢斯的繁荣是伊斯兰文明在世界范围内胜势的缩影。历史学家希提指出："在八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初这一时期，说阿拉伯语的人民，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火炬的主要举起者。"当时西班牙的伊斯兰都城科尔多瓦，是公认的世界文明中心。罗歇·加罗迪更直接地说："欧洲的第一次复兴不是始于十六世纪的意大利，而是在很久以前——在十三世纪的西班牙——就已开始了。"

北方的西班牙天主教残存势力在漫长的"再征服(Reconquista)"战争之末，于一四九二年攻克格拉纳达，这象征着持续八个世纪之久的伊斯兰文明落幕。同年，在伊萨贝尔女王的支持下，哥伦布踏上美洲大陆的土地，西班牙成为第一个殖民主义宗主国，一时处于疆土跨四大洲的强盛地位。

然而对境内异己的迫害也拉开大幕。早在一四九二年就颁布了对犹太人的驱逐令，自一五〇一年起，又违反《投降书》协议，开始分地区强行命令所有摩尔人弃教。这里需要解释几个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概念：西班牙穆斯林先后被称作摩尔人(moro，狭义的摩尔人指北非居民柏柏尔人，但是，人们历来习惯于把中世纪西班牙和西、北非洲的穆斯林都叫做摩尔人)；穆德哈尔(mudejar，即居住在西班牙天主教统治地区的摩尔人)；摩里斯科(morisco，即改宗后的摩尔人)。到一五二六年，西班牙全境的摩尔人基本都已被迫改宗。一五五六年，菲利普二世颁布法律禁止一切摩里斯科文化，举行秘密宗教仪式的残存场所遭到封闭，摩里斯科服装遭到禁止，享有盛名的阿拉伯浴室被捣毁，最后阿拉伯语也被禁止使用。熊熊烈火中，"异教"典籍和文化科学书籍化为灰烬，儿童被强行抱去接受天主教洗礼，反叛者被带上苦役犯的镣铐，排成长队，走向流放路。农田无人耕种，村庄荒无人烟。由于侮辱和压迫之烈，一五六八年，格拉纳达摩里斯科人第二次造反，两年后被残酷镇压，失败后的许多摩里斯科人迁往拉曼恰(La Mancha),即"堂吉诃德"活动的范围。一六〇九年，菲利普三世国王发布正式命令，将所有摩里斯科人驱逐出西班牙国土，大规模的驱逐延续至一六一四年，已经改信天主教的三百万西班牙穆斯林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

"大驱逐"结束后，西班牙的基督徒被人为划分成"血统纯正"的"老基督徒"和出身可疑的"新基督徒"(即潜藏下来的改宗者及其后代)，西班牙居民在申请公职、军衔、僧侣身份、上大学、当教师、移居海外领地时，必须出示"血统纯正"证书或家谱，可疑的姓氏也成为判断血统的重要依据。这一"血统论"政策直到一八六五年才被最后取消。

十五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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