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一个"头号敌人"、始作恶者、第一作者，是一面挡箭牌——我有言在先：在以后的下文中，不管真话假话，一切罪过均归第一作者狗东西(表达"狗东西"的西班牙词汇galgo是那个时代基督徒与摩尔人及犹太人之间对骂的专用词)的说谎习惯。

自第九章后，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在全书三十七次出场，其中三十次在一六一五年(一六一四年大驱逐结束后的翌年)出版的第二部中。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在《堂吉诃德》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他日可容逐一推敲，这里只举出几个耐人寻味的例子。

本·安赫利在第二部第二十四章里就"蒙特西诺斯洞穴奇遇"的故事写道："即便这段故事有伪托之嫌，那也不是我的过错，我只能不论真假，照录不误。"紧接着又说："而你，读者，既然你是谨慎的，请你自己判断，我不应再多说，也不能再多说……"

在第二部第四十四章的开头，本·安赫利又有类似提示："作者……请求读者不要小看他的劳作，不要限于赞美他已写出的部分，更要赞美他放弃写作的部分。"

"我不应再多说，也不能再多说"，请赞美我"放弃写作的部分"——这难道不像一根解开绳结的线头吗？吉诃德死后，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将惯用的鹅毛笔挂起，结束了《堂吉诃德》的使命。他宣称：为防无知小人狗尾续貂，《堂吉诃德》拒绝任何续作：

堂吉诃德为我一人而生，我为他一人而活；他行动，我记述，我们融为一体。

第二部第七十四章，即全书终章有这样一段话："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最终也没有明说堂吉诃德的生地故里，好让拉曼恰的大小村镇争相认其为自身苗裔，据为己有，就像希腊七城争夺荷马一样。"对照《堂吉诃德》的开篇(在《堂吉诃德》第一部前八章里，本·安赫利尚未出场)：小说的第二作者"我"曾事先声明："在拉曼恰的某个地方，它的名字我不愿意说明……"这样，最后于终章卷末之处，第一作者本·安赫利与第二作者塞万提斯合为一人。

塞万提斯在"序言"里针对已问世的《堂吉诃德》说过："我也算为人父了，但只不过是个后爹"，而他所指的生父即阿拉伯史学家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经过几代人的梳理，隐语已经可以读通。当虚构的生父(阿拉伯史学家)和真实的后爹(塞万提斯)被慢慢地还原为一体，结论便石破天惊：这部世界名著的西班牙作者，可能是一位当年被欺辱的摩里斯科人。
　　
塞万提斯究竟是什么人
　　
当然，以上结论只是一种逻辑推论，更准确的判断有待于实证主义的考据和新资料的发现。但是，新的认识已经在向着这样的思路倾斜。

研究者沿着两条线路走向这种结论。一是由作品研究的深化而来。稳健的《堂吉诃德》注释者高斯通过作品研究指出了塞万提斯是"新基督徒"的极大可能性。阿尼亚诺·佩尼亚在《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及他对西班牙和塞万提斯的观点》(Aniano Peña, Américo Castro y su Visión de Espña y de Cervantes, Ed. Gredos, Madrid, 1975)一书中指出：

塞万提斯坚决反对血统论，明确站在作为弱者的新基督徒一边，这一立场引起了阿梅里科•卡斯特罗的极大注意，从而引导他开始研究塞万提斯的改宗者背景。

但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在没有实证证据的前提下过于强调了塞万提斯犹太出身的可能性。研究界对此提出异议，指出在西班牙存在着把著名文化人物"犹太化"的倾向，相对于曾占领导地位的、人口众多的穆斯林文化，犹太文化的比重被夸大了。

还有一些考据派研究者一直致力于对塞万提斯生平、家世的考证。这些资料尚不足以导致最终结论，但仍不失为有益的提示：

虽然塞万提斯本人出生在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但他的祖先在安达卢西亚的伊斯兰故都科尔多瓦居住了一个世纪之久，其中的一些亲属是十六世纪从格拉纳达迁来的改宗者。在伊斯兰—天主教南北分立的中世纪，安达卢西亚大部分原始居民是摩尔人或有摩尔人血统的人。天主教势力占领科尔多瓦之后，塞万提斯家庭居住的马驹广场是新基督徒云集的集市区，来自北方的、血统"纯正"的贵族以及一般的"清白人"都不愿意在这里居住。塞万提斯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塞万提斯的曾祖父Rodrigo de Cervantes是布料商人，操一种老基督徒一般不愿意从事的职业；他的妻子Catalina de Cabrera，其家谱失传，这个现象往往也是祖上血统有"污点"的特征。

塞万提斯的祖父Juande Cervantes娶Leonor Torreblanca为妻。Torreblanca在十五至十七世纪的科尔多瓦是一个大姓，但是，其中只有来自北方纳瓦拉省的惟一一个家族能说明其祖上的"纯正"血统和门第，其余全是与这个家族结了教亲的、后来改宗的原穆斯林。在当年的文史资料《科尔多瓦史》中没有提到Leonor de Torreblanca与这一支人的血缘关系，可见她并不属于来自纳瓦拉的那个"正统"家族。尽管发现了一百四十九份有关塞万提斯祖父的文书，其中有许多邻居作证说他是老基督徒,有研究者曾打算据此撰述，但仍因证据不足而放弃。在那个时代，出于拯救亲朋好友的目的作伪证的应该也不在少数。同时，需要请人作证这件事本身也说明了怀疑因素的存在。

塞万提斯的姐姐Magdalena de Cervantes将自己的姓氏更换为Pimentel和Sotomayor，历史资料显示，她仅仅在一次布料生意中使用过Cervantes这个姓。这种回避的原因是什么呢？

塞万提斯家族成员曾于一五四八年、一五五二至一五五三年两次打官司，试图证明家族的贵族地位，都没有打赢；塞万提斯的父亲还因第二场官司的失败而入狱。

在勒班陀战役中英勇作战并失去左臂的塞万提斯本人，曾两次恃功大胆给国王菲利普二世写信，要求美洲殖民地空缺的三四个职位之一，均未获准。我们在上文介绍过，血统"不纯"者不得担当美洲殖民地的职务，改宗者五代之后方可任公职。

凡此种种，均为疑点。研究者梅迪纳·莫莱拉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做过如下的结论：

根据塞万提斯的文化背景和亲属关系，根据他所继承的价值观，以及他的知识框架，他应该是一个祖先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安达卢斯人；当然这并不排除合乎逻辑的混血成分，而且作为一个必然的改宗者，他本人也是一个跨文化边界的作家。

(以上总结性资料基本引自Medina Molera, Abd al-rahman: Cervantes, el Quijote: Frontera de Identidad)

毕竟四百年过去了，对于无法通过实证道路澄清塞万提斯血统和个人隐秘的后世人来说，分析的依据依然只能是作品，只能是基于作品文本的逻辑判断。无疑，一个满腹心事的作家，哪怕环境再险恶也会竭力在作品中留下蛛丝马迹，让后世读懂自己。

除上述文本分析，《堂吉诃德》里还有一些可能流露着作者情愫的细节。

在小说的尾声，第二部第六十八章中战败返乡的堂吉诃德与桑丘被六百多头"肮脏的"猪从头顶践踏而过，堂吉诃德称之为"天罚"(对于穆斯林，猪的践踏当然是最大的侮辱)。桑丘抱怨道：伺候骑士的侍从也该受罚吗？"桑丘家族与吉诃德家族有什么关系！"(桑丘在《堂吉诃德》里的老基督徒身份明白无疑)在第六十四章中，最终战胜堂吉诃德者是"白月骑士"，白月恰是伊斯兰的标志。

或许塞万提斯的血统和身世将成为永世之谜。

但确凿无疑的，是他在《堂吉诃德》和其他作品中表达的鲜明的反体制立场。若他的受害者背景得以确定，那么，这一受着血统影响的"罪人"地位，更强化着其作品的异端色彩。即便日后塞万提斯被证明并非摩里斯科后裔，他也已被证明是一个被剥夺信仰者的同情者、伊斯兰的朋友、文化共融的鼓吹者、人道主义者和资本主义的早期批判者。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里利用骑士小说的外壳，创造了在官方话语罗列下尖锐质疑的文学手段。他在标榜"让世人厌恶虚妄荒诞的骑士小说"的同时，创造了一个单骑挑战巨人、一人对抗社会的真骑士。这个骑士相信"骑士道也是宗教；天堂里也有骑士圣徒"(高斯注《堂吉诃德》II,139页)。他怀着清醒的使命感，独自拯救"极其悲惨无助的、遭遇大难"(高斯注《堂吉诃德》II,529页)的人们。

塞万提斯的时代也是西班牙文学史上著名的"黄金世纪"，那时涌起的文学繁荣，被体制用来美化自己。然而人的求索追踪，必定要纠正文学史的误解和误导。阿梅里科·卡斯特罗把一四九二年后的西班牙文学分成两个集团，一是老基督徒的主旋律文学，一是新基督徒的抗议文学。这一见解虽尚可商榷，但是——没有苦难就没有文学的"黄金世纪"，这是更大的文学规律。黄金森林的每一株巨树——从《托尔美斯河上的拉撒路》开创的流浪汉小说，到描写皮条客的《塞莱斯蒂娜》，再到某些神秘主义诗人直至《堂吉诃德》——都是抗议的、对抗歌功颂德的不朽之作。文学揭示的时代冲突，刚刚掀开面纱之一角。

为缅怀长眠于西班牙荒凉大地上的孤独骑士，谨作此文以为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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