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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心雕龙》“折中”精神的主要体现

时间:2009-8-8 16:55:53  来源:不详
  或联系这段论述以及刘勰其他几处批评他那时的“近代”文学的话语,认为刘勰的文学史观有保守性、复古性,这是不完全正确的结论,他主张以“商周丽而雅”为文质之标准,商周的文学是否“丽而雅”,是另一个问题,但《征圣》篇也说:“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宗经》篇又也说:“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好象刘勰是认为文学的发展“一代不如一代”的。其实,他的意思是要在“宗经尊体”的理论旗帜下,主张文质、雅俗要相互结合的,主张“固衔华而佩实”的,而且还同时主张自然“本色”的,故说:“练青濯绛,必归蓝茜”。自然之道与宗经尊体,始终是刘勰论文的两个基点,这就是“折中”思想方法的贯彻,表现在审美理想观念上,就是要把自然美与人工美统一起来。所以《通变》篇的“赞”语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说得铿锵响亮;而《时序》篇分析“十代”文学的发展,认为“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其“原始要终”的结论,在这篇“赞”语中说得明确:“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所谓“枢中所动,环流无倦”二语,表明他的“折中”论,决不是调和论、循环论,而是一种“通变”论,“枢中”,是道家庄子学派的思想,又称为“圆机”或“道枢”,直白的说,可以理解为事物的关要,刘勰把握文学发展的“关要”,乃是“质文沿时”的理论观点,这就是发展论。他主张的是“通”中之“变”,反对的是“变”而失“正”。从这个理论意义上讲,其“折中”之“中”,表现的是“中正”、“本正”的思想。“本正”、“中正”的思想观念,不仅仅是儒家的观念,道家和佛学思想,都有这种看法,只是有所不同而已。

    3.尚“中和”尚“圆览”尚“中正”以执“中”

  所谓尚“中和”尚“圆览”尚“中正”以执“中”,是指刘勰对作品文本的构成乃至创作和批评要求,主张“圆通”的和谐观,要求立理归于“本正”,讲究“一”与“多”的统一。用现代文字理论加以论述,就是作品要做到内容与形式上的统一,或者说“文本”本身应该具有一种自足的和谐美,诸如风格、情理、文质、声律、结构、文字等等方面。同时刘勰论作品,又是与其创作论、表现论乃至作家论等联系起来讨论的,它体现在许多理论批评的层面,是非常丰富多采的, 最能够表现刘勰的理论批评乃主要是“文学的理论批评”这一特征。因为这些方面的内容体现了刘勰对“文学性”的认识,是注重从审美的角度看问题的,远非象许多研究者所用的“儒家的文学观”一语所能包含的。其“折中”之“中”的理论意义,就是一种“和”而“致中”、“圆”而“用中”以及“中正”等多方面不同的尚“中”思想观念,这也特别能够反映道家的“圆机”说和佛学的“圆通”说的影响,以及这种道家、佛学的思想与儒家“中正”思想的糅合与会通的倾向。下面试将《文心雕龙》的一些篇章“打散”,不受其原篇名之“主题”的束缚,略举刘勰论述的三组例证,不求全面,只求说明问题:

  《原道》篇: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隐秀》篇: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朱绿染缯,深而繁鲜;英华曜树,浅而炜烨。

  ——此处笔者拟从刘勰对“文学性”的认识和崇尚自然的审美理想看问题。这两段论述,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刘勰对“文学性”的认识和要求自然美和人工美相结合的审美理想。

  所谓“旁及万品,动植皆文……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讲的是自然之形文和声文的美,而“有心之器”的人文,就是一种“情文”,自然之美,本非“外饰”,非人为的,然人文之美,不能不加人工,但应该也要力求“自然”,所以,“情文”与“形文”、“声文”的完美结合,才是最美的文学作品,“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还蕴涵另两层深意:一是讲人文要能发自真情,自然而然,应当“为文而造情”(《情采》)。这其中的理论意义,明显也就贯彻了一种“折中”的思想,其“中”之思想观念,就是要求将自然美与人工美统一起来;二是讲有的文学作品如谢灵运的诗,如出水芙蓉,以自然美的风格为高;而颜延之的诗,镂金错采,以人工美为尚,实也都不妨其为美,只是要适度而不刻求,因为无论是人工美为尚还是自然美为尚,本都应该是自然之道的体现,本都应该是内心自然真情的表达,这其中依然还是存在一个“折中”的问题,“折中”决非是把一件事物“对半开”之意。从这个意义上讲,其“折中”之“中”的思想观念,有以自然为“本”、为“原”、为“宗极”之意,而且其间触及到“主中有宾”、“偏不离本(正)”这样极为深层的思辨思想。这或者也得力于“骈文”的妙用吧!因为“骈对”的术语与理论范畴,常常可以作“互文”解,但也可以不作互文解。不作互文解,自有其深意;作互文解,更加义理圆足。

  《风骨》篇: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乎!

  《丽辞》篇: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类此而思,理自见也。

  《封禅》篇:及扬雄剧秦,班固典引,事非镌石,而体因纪禅。观剧秦为文,影写长卿,诡言遁辞,故兼包神怪;然骨制靡密,辞贯圆通,自称极思,无遗力矣。典引所叙,雅有懿采,历鉴前作,能执厥中,其致义会文,斐然余巧。

  ——笔者此处拟从刘勰的关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角度看问题,不举刘勰在《情采》等篇中对此问题所集中论述的例证,意在说明刘勰这一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上面列举刘勰的三段论述,合而观之,都是讲的内容与形式统一的问题,这里也明显贯彻了“折中”的方法。其“折中”之“中”的理论意义,体现了刘勰所尚之“中”,是与“本”、“正”、“圆”、“通”等不同方面的意义结合在一起的,从而反对过分的奇巧,要能以正驭奇,“新作”要能“通”于“旧规”,但又明显主张“奇气”,所谓“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在这几段论述中,偏向于论述表现的手法,重在讲遣词造句的工夫以及体制问题。但即使在这些方面,刘勰也无不贯彻其“折中”的思想方法和尚“中”的意旨。所谓“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这就把“圆照”到的“理与事”,与“丽辞”结合起来;而所谓“迭用奇偶,节以杂配”,讲的是在对句与单句的使用上要杂配,这就可以使前文讲的“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的论述,表达得更为全面。另外,这里的论述,还说明刘勰的审美和谐观,已经大大发展并丰富了儒家文论的“中和”思想,把和谐的审美观念,灌注到作品的不同层面与层次。后一段论述,笔者特意取自《封禅》篇之中,目的在于说明两点,一是刘勰所论之“文”,有不少虽然属于“应用文体”,但他常从“文学性”的角度看问题,来要求作家注意辞藻的运用,认为班固的《典引》“其致义会文,斐然馀巧”;二是这段话中,刘勰赞美班固的《典引》之作,能够汲取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和扬雄的《剧秦美新》的优点。所以我们要注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使用的“折中”、“能执厥中”或“裁中”等术语,和当时同时代人们的作品之中的用法一样,都具有一般具体的“折中”手法或具体的比较异同、兼采两方(两端或两人等)的思想或长处等意义,但其尚“中”之意念是贯一的。

  《比兴》篇:赞曰: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之澹。

  《体性》篇: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

  《隐秀》篇: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

  《议对》篇: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

  《奏启》篇云: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是以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

  ——笔者此处拟从刘勰的作家论、艺术思维论、创作构思论乃至创作表现与“意象”美与“隐秀”美的理论批评角度,进一步来看问题。

  这里引用的刘勰的五段论述,可以分为两组,前三段为一组,后两段为一组,合两组观之,其中所贯彻的“折中”思想观念,主要体现为从作家论的角度出发来立论,要求审美观物做到“触物圆览”。前一组论述,所贯彻的“折中”之“中”,其理论意义,体现的是“圆”而“用中”、环络之中的尚“中”思想。“圆”之“中心”,无所不在;能“圆”才能执其“中”(注:钱钟书先生《谈艺录》第三一篇《说圆》,曾引帕斯卡(Pascal)《思辨录》云:“譬若圆然,其中心无所不在,其外缘不知所在。”第111页,中华书局,1984年。 )。刘勰的审美和谐观与儒家传统的“中和”观相比,其美学内涵大大丰富,笔者认为这主要表现为与永明文学新变思潮中重“圆美”的审美观念的一致性。“永明体”诗人的一大作手谢眺所谓“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注:《南史》卷二十二《王昙首传》附《王筠传》记载沈约述谢眺语,第609页,中华书局,1975年。), 刘勰论“连珠体”所谓“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论“声律”时所谓“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论述的就是圆美和谐的问题。创作构思与艺术表现是有个“心手之差”的距离,但毕竟又是统一的。作品的圆美和谐,最终需要作家的审美观物能做到“触物圆览”,艺术构思能够“思转自圆”。钱钟书先生曾云:“……彦和《文心》,亦偶有‘思转自圆’(《体性》)、‘骨采未圆’(《风骨》)等语。乃知‘圆’者,词意周妥、完善无缺之谓。非仅音节调顺,字句光致而已。”(注:钱钟书《谈艺录》第三一篇《说圆》,第114页。)其所谓“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的论述,说明刘勰讲“雅制”、讲宗经尊体、讲“原始要终”地把握前人之所作,都是基本立足于文学作品的审美创造来看问题的。其所谓“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这是从作家观物谈到“意象”的构成组合,再谈到创作的表现过程。而在表现之时,要能具备把两种似乎不同、似乎时空距离很远很大的事物,融合到自己的作品之中,这在当时讲究骈对的创作风气中,其创作的例证,是比比皆是的。刘勰特别重视“隐秀”之美,此篇虽残,但其主要精神内容仍在,所谓“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表现刘勰要求作品要能够有“环环相扣”、“层层相生”的韵味,已经提出“象外之意”的把握和传达的问题,所谓“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这是唐代“意境”理论的前奏。“互体变爻”说,本于《周易》,“物虽胡越,合则肝胆”之喻,本于《庄子》(见《天下篇》,又《淮南子·俶真训》引作“肝胆胡越”,在六朝人的作品中,此典并不少见)。从文学理论批评的意义上审视,所谓“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是从“比兴”角度来讲“艺术时空”的创造问题。可见,刘勰论比兴,也不是专用“毛诗郑笺”的了。

  后两段,与上面所举《封禅》篇中一段论述有相似之处,笔者着意进一步说明刘勰讲“折中”,显然具有儒家的“折中”、用“中”的思想存在,所谓“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是古人最常用的典故和比喻,这个“中”,读为动词之“中”,有“命中”之意,也由之可以抽象出“符验”之意,这也是“中”之一义。宋代《岁寒堂诗话》有“中的”之说,意谓诗之情景交融之境,要能切于事理物境,令人观之若身处其境。不过,刘勰此处主要是讲“射策”之体,即是一种“探事而献说”的“议”的别体。刘勰把“对策”和“射策”两种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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