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以上三点，是刘勰“折中”论的精神原则在《文心雕龙》中体现得最主要的三个方面（主要从文学创作过程、表现过程、作品构成及审美理想方面着眼论述的），其它内容，亦因之而可以推求。下面两点是从刘勰的批评理论和《文心雕龙》本身的理论论说（表述）、论证方法及其逻辑特征的角度，来看“折中”论这一精神之体现的问题的，拟简单地论述一下。

　　　　4.贵“通才”贵“圆照”贵“见异”以执“中”。

　　所谓贵“通才”贵“圆照”贵“见异”以执“中”，主要是指刘勰在其批评理论中，包括对作家和作品的批评方法本身，也贯彻了“折中”的思想方法。

　　《总术》篇：夫不截盘根，无以验利器；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

　　《指瑕》篇：古来文才，异世争驱；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纤密，而虑动难圆，鲜无瑕病。

　　《知音》篇：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见异唯知音耳。

　　这里引用的四段论述，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其所贯彻的“折中”之“中”的理论意义，至少体现为四个层面的内涵：一是要求批评家能够博观，具备丰富的知识修养，是“通才”，所以能够做到体“要”以执“中”。这个意义上的“中”，与道家讲的“枢要”、“枢中”的思想较为接近，与六朝玄学思潮重“得意”的思想观念，也是一致的；二是观察事物、批评作品要全面，能够把握本质，大处着眼，所谓“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又能小处入手，所谓“将阅文情，先标六观”，要将批评对象（作品）分析成不同的方面，来仔细研究，最终当然又要能够上升到“体要”的高度，不执于一端。这个意义上的“中”，就事物的不同层面不同层次的角度来讲，实质上就是要会通合一，这个“一”也就是“宗”、“本”的观念；三是批评作家作品要不带主观片面性，不以个人审美嗜好为标准，要能够持平、公允、客观，所谓“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圆照之象，务先博观”，这个意义上所贯彻的“折中”之“中”的理论意义，就是“中正”的思想观念，但这与儒家“中正”思想相比，已经融入了道家与佛学的思想，注重的“圆照”、“圆该”；四是主张能“见异”，即鉴赏批评家要能够发现所批评的作家作品的“个性特征”，这是辨“异”于“同”的“折中”观念，“同”中要能见其“异”；“异”中要能见其“同”。但刘勰认为同中见异，最为重要，否则不够资格成为某作家或某作品的“知音”的，这是非常具有眼光和卓识的批评理论。

　　　　5.求“圆通”求“体要”求“辩正”以执“中”

　　所谓求“圆通”求“体要”求“辩正”以执“中”，主要是指刘勰之《文心雕龙》的论述方法、逻辑推理的特征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其“折中”论之“中”的理论意义，体现为立论圆通周密，分析问题善于抓住事物的关键、本质，最终能超越一般的“然否”之争、“有无”之争，归“辨”于“正”，入于“中”道。刘勰《论说》篇云：

　　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

　　《文心雕龙》作为一部“论”之著作，鲜明地体现了他自己关于“论之为体”的要求和标准。刘勰主张“权衡万事”要“义贵圆通”，不能“越理而横断”，论述要注意“检迹”，有事实根据，以事物的“势”与“理”作依据。“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不是一己之“曲论”，不作谀世之说，力做“通人”，力作“通论”，坚持自己原察事物之“势”、之“理”而获得的批评见解，这可以说就是刘勰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学术个性与独特精神。虽然，刘勰并不可能完美地实现自己所制定的关于“论之为体”的标准与要求，然而“亦几乎备矣”。

三、结语

　　通过上文分析，可见刘勰提倡“正末归本”（《宗经》）、“振末以从本，知一而万毕”（《章句》）的方法；反复申说其“正变”与“会通”的结合；主张分析问题把握事物，要“宜明体要”（《奏启》）而“得其环中”（《体性》），不能搞“事非其物，繁略违中”（《箴铭》）；主张作家创作，照理要“圆通”，“触物”要“圆览”（《比兴》），如果“虑动难圆”，必“鲜无瑕病”（《指瑕》）；作品要能够“斟酌乎质文之间，隐括乎雅俗之际”（《通变》），而告戒作家们“《贲》象穷白，贵乎反本”（这个“本”，即本色、自然之本）的道理；主张批评要尚“中”又要“见异”，“圆照之象，务在博观”（《知音》）等等，就说明刘勰的“折衷”方法论，交融会通了儒道释的尚“中”用“中”的思想观念，不仅是他自己著述《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也是贯彻并鲜明地体现在他的理论批评的各个不同的层面，从而也成为其创作与批评的标准。至于从儒道释的“尚中”思想出发，进一步来研究刘勰的“折衷”论，论者亦多，笔者也另撰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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