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刘勰区分了比义和比体，扬比义、贬比体。此种论述与汉代经 学的比兴论不同，比、兴均为诗之六义，不存在价值的高低。刘勰所以如此立论，是因为他 以辞赋为考察对象，故刘勰提倡“宗经”，也和汉代经学的经典观有明显区别。注意到此种 区别，对于把握〈比兴篇〉、〈宗经篇〉的涵义及其相关的文学思想史问题，将不无启迪。
【关键词】 刘勰 《文心雕龙》 比兴
一
在《文心雕龙》的〈诠赋篇〉及〈比兴篇〉中，刘勰对赋、比、兴的解释，其立足点均建 立在《诗经》的“讽谏”观上，他对汉代辞赋家的批评，也以讽谏为准。在他看来，汉代辞 人之作的问题在于，只有“比体”，而无“兴义”（注：〈比兴〉云：“炎汉虽 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沓，信旧章 矣。”见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卷8〈比兴〉，上册，页456－457。），故失却了《诗经》的讽谏精 神（注：又〈诠赋篇〉云：“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 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NE038者也。”同上注，页97。）。
以《诗经》的讽谏精神为解释参照，并不始于刘勰，汉代的辞赋理论已有相关论述，如《汉 书•王褒传》引汉宣帝论赋云“尚有仁义风NE037，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倡优博弈多 矣”④⑤《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829、3575 、1756页。）。扬雄以为“赋劝而不止”，“颇似俳优淳于NEF44、优孟之徒，非 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④，均是例证。而《汉书•艺文志》 中的整体评论尤值得注意，可为刘勰之说提供理解的线索：春秋之后，周道渐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 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 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⑤。
班固批评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辞赋“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也是以《诗》 的讽谏精神为参照。刘勰的观点与此无异。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虽以《诗经》的讽谏精神作为比兴论的参照，他对比兴的具体解释，却 与班固及其他汉代经学家不同。因为在后者的观念中，既没有比义和比体的区分，也没有以 兴论比的现象。从《郑笺》看，兴其实就是比。所以，汉代学者的比兴论与刘勰有明显差异 。注意到此种差异，对于探讨比兴义在《文心雕龙》中的变化，是很好的切入点。
二
首先考察《郑笺》以比释兴的具体例证，如：
1、《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郑笺》释云：“兴者，葛延蔓于谷中， 喻女在父母之家，形体浸浸日长大也。”⑤⑧见阮元 校刻，《十三经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上册，页276中、456、457。
2、《邶风•柏舟》：“NEF45彼柏舟，亦泛其流。”《郑笺》云：“兴者，喻仁人之不 见用而与群小人并列，亦犹是也。”《十三经注疏》，上册，页296下。 ）
3、《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郑笺》云：“差池其羽，谓张舒其尾翼 ，兴戴妫将归，顾视其衣服。”（注：《十三经注疏》，上册，页298中。
4、《郑风•风雨》云：“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郑笺》云：“兴者，喻君子虽居乱世 不变改其节度。”（注：《十三经注疏》，上册，页345上。）
诸如此类释例在《郑笺》中比比皆是，《毛传》中的兴诗，在《郑笺》中常以“喻”释之， “兴者喻”是常见的解释句式。由于“喻”在表现型态及义理上皆与“比”相通。故《郑笺 》之“喻”包含了刘勰的“比义”和“比体”两种类型，例一、三属比体，例二、四属比义 。下面对比义和比体稍作引申。
关于比义，刘勰云：
金锡以喻明德，NEF48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汗 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⑤。
“金锡以喻明德”，见《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君子为本体，金、锡为喻 体，此处以喻体的具象譬喻本体的抽象。本体抽象，谓君子之道德涵养；喻体具象，谓金、 锡之精炼，《毛传》云：“金锡炼而精。”《十三经注疏》，上册，页3 21中。）以金、锡之精炼譬喻君子之道德。又如“席卷 以方志固”，见《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毛传 》云：“石虽坚，尚可转；席虽平，尚可卷。”《郑笺》云：“言己心志坚平，过于石席。 ”（注：《十三经注疏》，上册，页296下-297上。）以石、席之坚、平 喻己德之坚定。刘勰将这些归诸比义，并以“切象”名之。从本体的抽象性而言，“切象” 之“象”并非外部之相，而有伦理或道德的暗示，如果只有事物外部上的相似，而无道德或 伦理的支持，只是比体，不是比义。
关于比体，刘勰云：
至如麻衣如雪，两骖如舞，若斯之类，皆比类者也。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 》，讽兼比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 构，纷纭杂沓，信旧章矣。
这段文字涉及到比体与比类两个概念，用现代修辞学的术语表述，比类即明喻，而比体乃 明喻诸类型的总称，又云：
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 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此比声之类也。枚乘《NEF49园》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 间白云。”此则比貌之类也。贾生《鹏赋》云：“祸之与福，何异NE039NE040。”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 。”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 衡《南都》云：“起郑舞，NEF50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 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⑧。
句首“比之为义”，亦可言“比之成义”或“比之为体”，意指比的诸种体式及其含义，此 与“切象”的“比义”不同。刘勰前云“比之为义（体），取类不常”，后云“日用乎比， 月忘乎兴”，可见他对比体的多种取类有所批评。如果比的使用只在声、貌、心等之间寻求 相似性，最终必然忽视兴之传统。他认为，汉代辞赋家的创作，虽然在比体上有很大发展， 但因为缺乏对比义的关注，只在取类上注重相似性，所以根本达不到周人的水平。
但从上文有关《郑笺》的例证看，兴既包含了比义，也包含了比体，如葛之延蔓，喻女体之 长成；差池其羽，喻戴妫顾视其衣服，皆强调外部形象的相似性。这些兴诗若根据上述刘勰 的标准，都在比体的层面上使用，应属批评之列。故问题是，在《郑笺》中并无价值之优劣 的“比义、比体”，何以在刘勰的论述中有了高低褒贬之分？
三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须对《郑笺》与《毛传》在比兴上的差异有所了解，请看如下诸例：
《召南•行露》：“厌NEF46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此诗《毛传》以为兴诗，《郑笺》 认为非兴诗（注：关于毛、郑对此诗之“兴”的看法之异，可参加孔颖达《正义 》。《十三经注疏》，上册，页279上。）。《毛传》以行人之惧露，兴喻贞女之畏礼 ，意谓强暴之男礼不足而求婚。《郑笺》则以为，婚礼在仲春之月（即二月），今多露之时 ，则是三月四月，既失时而礼不足，故贞女不从。
又《召南•NEF47有梅》：“NEF47有梅，其实七兮。”《毛传》：“兴也。NEF47，落也，盛极则坠落者，梅也，尚在树者 七。”《郑笺》云：“兴者，梅实尚余七，未落，喻始衰也，谓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 则衰。”（注：《十三经注疏》，上册，页291中。）此诗虽然二者皆为兴 诗，但所兴之内涵有所差异。据孔颖达《疏》，《毛传》所兴，喻女子年十六七始衰，而《 郑笺》谓女年二十，春盛不嫁，至夏则衰，喻时衰，非喻年也。
由此分歧看，虽然《毛传》、《郑笺》对诗篇所“兴”的解释不同，但二者的分歧并不关涉 到价值的优劣。具体而言，二者的差异，并非在比体与比义的价值区分上，而在于诗篇具体 细节的理解歧异上。此种理解的歧异，侧重于诗篇意义的准确把握。而要准确把握诗篇之义 ，又必须建立在史实、礼制、训诂等方面的准确理解上。除以上例证外，又如，《周南•关 雎》“君子好逑”，《毛传》云：“逑，匹也。”《郑笺》云：“怨耦曰仇。”以“仇”易 “逑”，二者间的意义有异。《毛传》云：“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 子之好匹。”因而窈窕淑女指的是后妃，好逑谓良偶，好为形容词。而《郑笺》改云：“后 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 妒，谓三夫人以下。”（注：并见《十三经注疏》，上册，页273中。）则窈窕淑女谓贞专之善女，好仇谓和好怨匹，好为动词。《郑笺》 立义所以与《毛传》异，与郑玄对周代礼制的理解相关。有的则出于对史实的不同领会，如 《小雅•十月之交•序》：“大夫刺幽王也。”《郑笺》云：“当为刺厉王。作《诂训传》 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节》刺师尹不平，乱靡有定。此篇讥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 月》恶褒姒灭周。此篇疾艳妻煽方处。又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 以知然。”（注：《十三经注疏》，上册，页445中。）
以上这些歧异并非因于伦理关怀的不同，而是缘于诗篇具体细节的不同理解。同样的情形也 体现在其他的经典解释中，比如，郑玄虽师事马融，但其《尚书注》却与马氏有不少差异， 如《尚书•尧典》云：“受终于文祖。”马融注云：“文祖，天也。天为文万物之祖，故曰 文祖。”而郑玄注云：“文祖，五府之大名，犹周之明堂。”（注： 马融、郑玄注，王应麟集，孙星衍补集：《古文尚书马郑注》，卷1，乾隆60年（1795） 兰陵孙氏刻本，页6b。）《尚书•尧典》云“钦明文 思安安”，马融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 之思。”而郑玄注云：“敬事节用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虑深通敏谓 之思。”（注：同上注，页1a－1b。）对明、思的训诂与马有异，这 些差异属于知识学的歧异，不属于伦理观的分歧。
解经时对于文字、典章、史实等方面的关注，皆可归入经学知识学的范围，因为追求的是解 释的准确，而不是关乎《诗经》的整体伦理意蕴，故《毛传》、《郑笺》的分歧，不是伦理 观的分歧，而是知识学的分歧。
此种知识学的分歧也体现在王肃与郑玄的分歧中。比如，《十月之交》，王肃则认同《毛传 》，认为诗刺幽王，非刺厉王（注：《十三经注疏》，上册，页445中。） 。又如关于邶、NE041、卫，郑玄《诗谱》云：“置三监，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 之。”（注：《十三经注疏》，上册，页295下。）但王肃则以〈地理志〉 为说，“邶以封纣子武庚；NE041，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 ”（注：《十三经[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