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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

时间:2009-8-8 16:56:01  来源:不详
下,参与建构神谱。谁又能够想到,在我国近古的“三教归心”的潮流中,它又汲取了千年宗教发展的智慧而超越具体宗教的局限,以超宗教的自由心态焕发出宏伟绮丽的神话想象力,并以《西游记》代表了我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自然,这里的神怪还有一种占山为王、霸洞为怪的习气,还带有《山海经》那种山川地域因缘,以致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借唐僧取经为由头而写成的史诗式的新《山海经》。但是它在神话文化形态、结构方式和叙事谋略上,已非《山海经》时代所能比拟了。
  

                                                  二
  《西游记》代表着我国神话文化的一次划时代的转型。创世神话和自然力神话已经失去了它们的位置,或降低了它们的品位,代之而起的是描绘鸟兽虫鱼的百物神话。此外,由于受章回小说已有成就和心学、禅宗、内丹一类宗教思想的启发,作品加强了对诸神个性及其内在生命力的发掘,从而成为描绘个性神和生命力的神话文化的杰构。总之,《西游记》的出现,以小说的形式把我国神话文化的形态面貌从根本上改写了。
  明代已是近古的文明社会,《西游记》面对自然万象之时,中间已隔了一层“文化”的厚雾。它已经不可能恢复人类童年时代的神话信仰状态和思维方式,重构一个创世神话。尽管全书开卷诗接过了“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的话头,但是盘古、女娲一类创世神在这个宗教诸神云集的神话世界中已经没有插足的余地。为此,它借用《易经》、道论和术数之学解释天地生成,形成一种没有创世主的创世说。所谓“天地之数,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岁为一元”,在其交合推移中引导出“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于是开天辟地、抟土造人这类有声有色有主神的神话,在这里变成了神秘的术数推演。
  人们大体赞同孙悟空形象的创造,受过唐代《岳渎经》记载的无支祁传说的影响,这在猴神形象演变史上是言之成理的。但无支祁只是大禹治水时镇伏的淮河水神,是附属于洪水神话的;而大禹治水的遗迹,在《西游记》中只剩下一块镇海神珍铁,成了孙悟空手中武器,即是说,洪水神话降格处理后附属于孙悟空神话。不仅如此,就是前述的无创世主的创世神话,也是为了说明石猴的出世,是天荒地久地感受着“天真地秀,日精月华”而孕育了灵根。花果山顶上那块仙石同样以神秘的数字与天地相感相通,它以周天度数的三丈六尺五寸高度,感应着天;以二十四节气数的二丈四尺周长,感应着地。这就把猴神的身世来历,升格到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程度,成了名副其实的“齐天大圣”。从神话类型的升沉演进中可知,个性神已经取代创世神了。
  这种个性具有神话思维所擅长的渗透性,渗透到其描写对象的肖像形体的各个部分,渗透到其心理行为的枝枝节节。孙悟空已经被描写成闯荡天地、降伏妖魔、具有极大法力的“斗战胜佛”,或者最终修成佛门正果的斗战胜神了。但他不是横眉怒目的金刚,而是一派猴模猴样、猴腔猴性,浑身散发着令人开心一笑的喜剧气味。他那双能够识别妖魔的“火眼金睛”,那把吹一口气会变成百十个化身的毫毛,都与猴子的毛头毛身、红睑黄瞳相关。猴性甚至传染给他的法宝和法术,比如那瞬间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那“幌一幌碗口来粗”、要它小就小得如绣花针、“可以揌在耳朵上面”的如意金箍棒,无不令人联想到猴子身上如孩童一般的顽皮。
  人们也许会说,孙悟空大闹天宫时与二郎神的变化斗法,其后在借芭蕉扇时与牛魔王的变化斗法,是受了佛教文学,比如《降魔变文》中舍利弗和六师设坛斗法的影响。但是,在六师变化成宝山、水牛、水池、毒龙、恶鬼、大树,舍利弗变化成执宝杵的金刚、狮子、白象之王、金翅鸟王、毗沙门天王和风神而摧毁之的斗法场面中,除了能感受到佛法广大之外,是感受不到斗法者的个性的。而孙悟空变化的特点,不仅在于变得千姿万态,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在于变得有个性,令人对猴头的狡黠又嗔又喜。当他变作花鸨,被二郎神一弹弓打下山崖时,又就地变作土地庙,张口作庙门,牙齿变门扇,舌头当菩萨,眼睛为窗棂,想骗二郎神进来,一口咬住。“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竿”,露出了猴性猴相的破绽。
  神的个性,是在神话境界中融合着人间趣味。中国自古流行猴戏,这为猴神的创造增添了不少民间感。《礼·乐记》说:“獶杂子女,不知父子”。郑玄注:“獶,猕猴也。言舞者如猕猴戏也,乱男女之尊卑。”这种猴戏扰乱尊卑,冲犯礼防,是带有宣泄性情的喜剧色彩的。宋代毕仲询《幕府燕闻录》记载:“唐昭宗播迁,随驾伎艺人有弄猴者。猴颇驯,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俳袍,号‘孙供奉’。故罗隐有诗云:‘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这里的猴戏主角也姓起孙来了。孙悟空个性中的天国、林野、人间的错综,以及神性、兽性、人性的融合,不仅表现在日常行为中,比如他偷吃王母的蟠桃后,变作二寸长的小人儿在枝叶浓处睡觉,偷老君葫芦里的金丹尝新,“如吃炒豆相似”;而且表现在他作为斗战胜神,在险象丛生的相斗相战中,也不改猴的脾气、猴的心计、猴的促狭、猴的潇洒。在平顶山莲花洞一难中,孙悟空在事隔二十余回之后,又与这只金丹葫芦相遇,这一回可没有那种吃金丹如吃炒豆的写意,而是他一回答出自己的姓名,就会被吸进葫芦内化成脓汁。他请天帝把天关闭半个时辰,拔一根毫毛冒充“装天葫芦”,骗取了这件宝贝。被妖魔夺回后,他即便颠倒姓名为“者行孙”、“行者孙”,也难逃吸进葫芦之灾。其后总算用毫毛变假葫芦行了掉包之计,自称手中的真葫芦是雄性,妖魔手中的假葫芦是雌性,害得妖魔跌脚捶胸地感叹:“天那!只说世情不改变哩!这样个宝贝,也怕老公,雌见了雄,就不敢装了!”猴的心计和促狭在这场死活交关的斗法中表现得何其淋漓尽致:又是“装天葫芦”,又是“者行孙”、“行者孙”,又是“宝贝怕老公”,把恶战当游戏,奇思妙想,举重若轻,在匪夷所思的神话变幻中渗透着浓厚的民间幽默。
  写神而重个性的倾向,深刻地影响了取经师徒四众的组合结构。那些把《西游记》看作谈禅修仙的“证道书”的前人没有着眼于此,多把取经群体的结构附会于阴阳五行。比如西陵残梦道人汪澹漪笺评《西游证道书》,认为“取经以三藏为主,则三藏为中心之土无疑矣;土非火不生,故出门即首收心猿,是为南神之火;火无水不能济,故次收意马,是为北精之水;水旺则能生木,故次收八戒,是为东魂之木;木旺必须金制,故又次收沙僧,是为西魄之金。”[4]以五行分指师徒四众及白马,可在行文中不时找到,具体所指虽不一定与评点家契合,但它毕竟给四众一骑的取经群体的组合,蒙上一层与阴阳五行的宇宙结构模式相呼应的神秘主义色彩。
  然而作为个性神话文化,这个取经群体结构最有活力的地方,却在于四众的特征各异,优势互补,隐伏着矛盾。却又能在相互制约中合作到底。观音菩萨奉命从西天到长安,于千山万水之中挑中了这四众一骑,大概由于他们是取经群体的最佳组合。这个组合包含着三条原则:(一)主弱从强。这条原则也见于《三国》中刘备与诸葛亮、五虎将的群体,以及《水浒》中宋江一百单八将的群体,为章回小说写群体形象的常见的模式。因为位与智、德与力的分离,可以给描写留下许多回旋的余地。假若没有唐僧端庄的仪表和那身据说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肉,就不会引起那么多妖魔的垂涎,就不可能出现八十一难,又假若没有唐僧仁慈而不辨人妖,坚心求道而缺乏法力的性格特点,假若他总是相信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和如意金箍棒,就不可能在每次遇难时出现那么多的曲折和惊险,也不可能显示出孙悟空那种出生入死、化险为夷的大智大勇。“主弱”是招难之由,“从强”是破厄之术,正是在这一招一破之中,使整个取经行程波澜起伏,险象丛生、奇境迭出,增加了描写的曲折性和力度。(二)对比原则。四众取经目标虽一,而修炼程度各殊,或是堕入凡胎的金身,或是搅乱天国的野神,或是贬离上界的天将,身世、性情、脾气相当悬殊,是四处牵合来的杂神群体。而猪八戒则是杂神中的最杂者,在他身上杂糅了俗世诸多情欲和人性的各种弱点。他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根据中国方术书,天蓬乃是北斗七星和辅佐二星组成的“九星”之首[5],在神国的品位相当高。但是一经在群体中与孙悟空相对照,令人顿然明白圣徒中也有俗子。野神和俗神的个性对比和碰撞,给漫长的取经行程增添了无穷的谐趣,那些激烈的降妖战役和沉闷的山水行程,加进了孙猴与八戒相互捉弄打趣的佐料,便奇迹般地把各种味道都提升出来了。不过,物极必反。如果只有个性碰撞,一但唐僧被摄走和孙悟空不明下落,猪八戒很可能早就回高老庄当回炉女婿了。为取经事业不致半途而废,必须在群体性格结构中加进:(三)调节原则。不要看轻沙僧这个为唐僧牵马、并不满街卖嘴的角色。他不仅是降妖的好帮手,而且善于在二位师兄的冲突中周旋、抚慰、调解,讲话在理,处事稳重,是这个群体不可缺少的润滑剂。小说的匠心,就在于他不张扬个性的个性中,确定了他的价值和位置。
  《西游记》堪称独步的地方,是在个性神话中增加了“哲理—心理”的复调。它发掘着个性深层的精神意蕴,借神话故事思考着人的主体。思考着人的心性,思考着人的信仰、意志和生命力。即是说,它寻找着人的精神历程的神话原型,使神话形象描绘成了精神哲学(或心学)的隐喻。前人读《西游记》有过一种迷惑:既然孙悟空是大闹天宫的造反派,何以又成了皈衣佛门的投降派?过分简单化的社会图解,势必造成对神话文化深层精神密码的误译。从精神现象的角度来看,大闹天宫隐喻着野性生命力的爆发和宣泄,西天取经则隐喻着为了特定的信仰和理想,排除邪魔而进行心性的修炼和意志的磨炼。它们代表着生命进程的两个阶段、两个层面。野性无休无止地发泄,并不是生命的最高境界,只有把这种蓬蓬勃勃的活力引向对人生理想信仰的百折不挠的追求,才是生命的成熟,才能最终达到生命的辉煌归宿。
  然而,生命进程的两个阶段、两个层面的转换,须有一种规范,或用《西游记》的语言──须有一个“圈子”。《西游记》有两种“圈子”,都有神奇的功能。一个是太上老君的金刚琢,曾经击倒过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在取经行程刚好过半的时候,又被独角兕大王偷到金篼洞,套去了孙悟空的金箍棒、天兵天将的武器和火龙火马以及向如来佛借来的金丹砂。但是这个“白森森的圈子”属于外功,另一个金灿灿的圈子则属于内功,这就是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儿。这个圈子一套,孙悟空就不敢撒泼逞性,“心猿归正”,野神转化为真神,观世音菩萨说,“紧箍儿咒”又名“定心真言”,可见它是约束心性,使之认定理想目标而矢志不渝的,到孙悟空得道成佛,圈子也就自然消失了。《西游记》一百回,孙悟空戴着这个圈子八十六回。他本来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闯入天宫闹个天翻地覆;但是同样十万八千里的取经路程,却要用十四年而历八十一难。可见要达到精神的最高境界,比起单纯的野性发泄要艰难多少倍,这就是《西游记》借个性神话作隐喻所带来的发人深省的启示,它展现了精神世界的“天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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