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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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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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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三
《西游记》以神话想象隐喻人类精神现象，既超越了具体的宗教，又别具一格地组构了神魔观念。神与魔的界限在这里不是绝对的、静止的，而是相对的、变化的，存在着相互渗透、牵连和转化的种种可能性。神变为魔，魔变为神的运作，使整个神话世界处于充满活力的大流转状态。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似乎是“欺天罔上思高位，凌圣偷丹乱大伦”的“魔”，但他对官阶森严、权术盛行的天宫的反抗，又散发着率真的正气。猪八戒、沙僧被贬出天宫，到下界占山霸水，兴风作浪，吞食行人，强夺民女，由神变成货真价实的魔，却又在唐僧西行取经途中，和孙悟空先后被收为徒众，加入神的行列了。神魔争斗，是包含着善恶邪正的。但是由于神中有魔，魔中有神，其间的善恶邪正也就打了或多或少的折扣，出现了某种因果报应的变形。千山万水间的不少妖魔是菩萨、仙长的待从和坐骑，甚至是按菩萨的暗示设难考验师徒四众的。因而神话成了魔匣，妖魔和仙佛也有不解的因缘。
就个性神话文化而言，这种神魔观念可以改变神与魔性格的单一性，增加其丰富性、复杂性以及喜剧感、悖谬感。如果要探讨一下这种观念的文化哲学的渊源，那是不应忽视心学、禅宗和内丹对心性的某些阐释的。《涅槃经》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把佛性如此普泛化，则令人不妨从另一方面设想：“一切众生，皆有魔性。”在佛性和魔性的区分和转化上，禅宗认为，心的觉悟是关键，即《坛经》所说：“悟则众生为佛，不悟则佛为众生。”神魔两性的相对性，以及它们间的渗透、牵连和转化，都可以从这类议论中找到它们的影子。心学有“满街都是圣人”的惊人之论，它的一些观点与禅宗异曲同工。所谓“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所谓“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6]，均是以“致良知”代替禅宗之“悟”，从而沟通和转化圣人及小人，或神性及魔性。于是神与魔这些冰炭不能相容的两端，只不过相隔一层纸，这层纸在禅宗是“悟”，在心学是“致良知”，它们把这层纸当作护身（实际上是护心）符。
这种神魔观念的重构。深刻地影响了神话叙事的策略。一种新的观念成了一种新的叙事策略的内在动力，首先是神话想象的空间和维度变行更加开阔、丰富和错综复杂。对应于三教合一的仙佛天国系统的，是一个多元化的妖魔系统。正如天国不属于一个主神一样，魔国也不属于一个主魔，它们往往像封建割据般的各自为政。而在各自为政中隐伏着与各界神灵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大体而言，千山万水间形形色色的妖魔可以分为两大类：野性妖魔和神性妖魔。野性妖魔又有两种，一种是野性中包含着毒性和邪气，比如蜘蛛精、蝎子精（琵琶精）和蜈蚣精（千目怪），大概属于中国民俗中“五毒”之类。又比如车迟国的虎力、鹿力、羊力三仙，都入了旁门邪道，毁佛灭法。也许这些是妖魔中的下下品，和仙佛没有多少瓜葛，只有剿灭了事。另一种野性妖魔则在野性障蔽中尚知道修行养性，因而即便冲犯了取经四众，最终还是入了神籍。黑风洞的熊精盗了唐僧的袈裟，但他学过养神服气之术，“也是脱垢离尘，知命的怪物”，最后被观音菩萨收去做守山大神。火云洞的红孩儿以“三昧真火”把孙悟空烧得焦头烂额，但他曾在火焰山修行三百年，又是“五官周正，三停平等”的孩儿相，也像黑熊怪一样被观音菩萨用紧箍儿套住，带回去当善财童子。
如果说魔性神（如孙悟空、猪八戒）是《西游记》中最有生气的神，那么神性魔就是最有特色、最值得回味的魔了。神性魔也有两种，一种是动了凡人情欲，到下界为妖的天上星宿。碗子山波月洞的黄袍老怪就是二十八宿中的奎木狼，因想和侍香玉女私通，便打发她投胎当公主，自己变妖了宿缘。《西游记》借用和点化了古代占星术的星禽幻想，以五行和各种禽兽与二十八宿相配。二十八宿在天上为神将，也体现出对应的禽兽的异能。在毒敌山琵琶洞，昴日星官（鸡）啼叫两声就吓死蝎子精；在黄花观，昴日星官的母亲毗蓝婆（母鸡）用绣花针破了千目怪（蜈蚣精）的金光；在天竺国金平府，二十八宿中的角木蛟、斗木獬、奎木狼、井木犴，降伏了三只犀牛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星禽在孙悟空大闹天宫之日皆非敌手，却能降服连孙悟空也徒唤奈何的妖魔，说明这种神话思维是渗透着“一物降一物”的循环制约的原则的。它们已经不是属于创世神话中的物种起源神话，而是近于维系世界秩序的物种功能神话了。
另一种神性魔是佛陀、老君、菩萨、天尊的侍童、坐骑，和在他们身边闻经得道的飞禽走兽。太上老君的金银二童子，盗了葫芦、净瓶，到平顶山化为金角、银角大王，要蒸食唐僧肉。他骑的青牛盗了金刚琢，变成金篼山的独角兕大王，把孙悟空折腾得筋疲力竭。与如来佛牵连的妖魔有黄风怪，他是灵山下听经得道的黄毛貂鼠，惯用“三昧神风”；有大鹏金翅雕，因与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一母所生，孙悟空嘲笑佛祖是“妖精的外甥”。大鹏与文殊菩萨的坐骑青毛狮子、普贤菩萨的坐骑黄牙白象在狮驼山称雄，危及取经四众的生命。这样，所谓佛教至尊的“华严三圣”都与妖魔有了瓜葛。文殊的青毛狮子还在乌鸡国害命篡位；弥勒佛的司馨黄眉童子假设小雷音寺，捉拿取经四众；观音菩萨的坐骑金毛狮也占山为怪，夺去朱紫国金圣皇后。于是以大慈大悲为怀、在中国民间享香火最盛的佛陀、菩萨，也与妖魔犯上嫌疑。由于神魔之间存在某种因缘，取经途中的神魔之斗就既有善恶邪正的一面，又更为内在地具有考验取经者信仰意志的一面。每经一难，取经者的生命与天道的联系也就更加紧密、更为深入一层了。
古人揣测，施耐庵作《水浒》，悬挂一百单八将的画像以日夕揣摩其神情；类似的揣测移于《西游记》的作者，也许更合情理：《西游记》作者对佛教和道教的寺观塑像和仙佛画卷，应当是非常熟悉的；而他在逼视这类塑像画卷的时候，往往会产生某种神魔幻觉和晕眩，从仙佛的侍从、法宝和坐骑中幻见隐显闪烁的魔影。比如，从“善财童子参拜观音图”幻想出火云洞的圣婴大王红孩儿。他被观音抛出的金箍儿一化为五，套住头顶、手脚之后，小说写道：那童子“合掌当胸，再也不能开放，至今留了一个‘观音扭’”，于是“归了正果，五十三参，参拜观音。”与观音有瓜葛的妖魔，还有取经中点（行了七八年，已是五万四千里）的通天河中的灵感大王。观音擒拿他的时候说：“他本是我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每日浮头听经，修成手段。那一柄九瓣铜锤，乃是一枝未开的菡萏，被他运炼成兵。不知那一日，海潮泛涨，走到此间。我今早扶栏看花，却不见这厮出拜。掐指巡纹，算着他在此成精，害你师父，故此未及梳妆，运神功织个竹篮儿擒他。”观音救苦救难是有种种化身的，触发此处幻想的，当是手提竹篮金鲤，身边荷花含苞未放的渔妇模样的“鱼篮观音”。陷空山无底洞的鼠精掠取唐僧去成亲，说她是托塔李天王的义女，大概是以“老鼠娶亲”的民俗画牵合毗沙门天王塑像而触发神话想象的灵感的。据说，毗沙门天王“右扼吴钩，左持宝塔，其旨将以摧群魔，护佛事”[7]。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于阗王自称是毗沙门天王后代，其地有神鼠，“大如猥，其毛则金银异色”。后世天王塑像，手上常有银鼠。
神魔观念的重构，不仅拓展了神话想象的空间和神魔联系的广泛程度，而且深化了神性、魔性和人的心性修养联系的哲理意蕴。《西游记》有诗：“灵台无物谓之清”（第五十六回）；“人有二心生祸灾”（第五十八回）。有所谓“人身小天地”，这部小说在神话想象中便把人心当作神与魔交战的小天地，进行富有隐喻性的叙写。《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幔亭过客序，对这一点看得很透彻：“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即我也。”真假猴王之斗，采用了人心的神性与魔性相斗的隐喻。因为这场神魔之斗，是由取经师徒之间的猜忌离异、即所谓“二心”引起的。到如来佛辨出真假，发众擒拿六耳猕猴的时候，孙悟空以“真我”打杀“假我”，才使取经四众团圆。这几回的回目明白无误地标示：“神狂诛草寇，道迷放心猿”，“二心搅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如来佛也说这是“二心竞斗”，可见小说是以神话的奇诡想象，来隐喻人的精神现象的哲理意蕴的。
破除心中妖魔的思路，贯穿着四众取经的全部行程，其中反复出现的圣僧与色魔的情景悖谬，写得最有特色。色障是明代人关注人性的一个重要焦点，它对唐僧为首的取经群体构成了八次挑战和威胁：黎山老母等“四圣”化作母女四人，要招他们为偶；白骨夫人变化成美女迷惑他们；西梁女国的女王想招唐僧为婿；琵琶洞的蝎子精以色相搅扰唐僧的禅心；木仙庵的杏仙向唐僧表示情爱；盘丝洞的七位蜘蛛女妖，脐孔吐丝，绑回唐僧、戏弄猪八戒；无底洞的鼠精掠走唐僧，安排婚筵；月宫的玉兔变成天竺国公主，以招亲绣球打中唐僧，想成亲后汲取他的元阳真气，以成太乙上仙。佛教把色欲列入五恶、十戒，是把它视为心中之魔的。这些来自神（四圣）、人（西梁国女王）、左道（杏仙、玉兔）和妖魔（白骨精、蝎子精、蜘蛛精）的色欲试探和诱惑，都是企图挑动唐僧心中之魔，来败坏其禅心的根本的。因此唐僧取经的艰难，不仅在男妖要食唐僧肉，而且在女妖要灭唐僧心。行文既揶揄了唐僧的佛教禁欲主义的尴尬，又借猪八戒有时“淫心紊乱，色胆纵横”，反衬了唐僧禅心的坚定。这就把取经的过程和修心的过程统一起来，或如孙悟空解释《多心经》时的四句颂子：“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第八十五回）圣僧与色魔的情景悖谬，正是隐喻着这种精神哲学。
四
《西游记》作为一种“新神话”，在恢宏而奇丽、豪放而诙谐的神魔斗争之中，以心经为核心，以术数为筋脉，包容着丰富复杂而新异的文化内涵。术数是以天象地脉、周易八卦、阴阳五行为基本元素而进行前逻辑的数理推衍的宇宙运行模式，它的渗透和组构作用，既为神话幻想和叙事提供了宏大细密的形式结构，又使这种形式结构散发着浓郁的灵气、仙气和玄学气味。因此这种形式结构，是框架和气味兼备的，也就和神话想象的内容血肉相连，浑融无间了。
《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天数为一、三、五、七、九，属阳；地数为二、四、六、八、十，属阴。因此数字是有文化蕴涵的，分合阴阳，与天地之道相通。当这种数字渗透到《西游记》的神话叙事中的时候，就像一种神奇的味素，把神话的神秘感拔取出来了。一些看似平常的事物和行为，在神秘数字的作用下，令人感受到某种天道运行的超自然的力量。孙悟空被太上老君推入八卦炉中，以文武火烧炼七七四十九日，不仅没有化为灰烬，反而炼出了“火眼金睛”，这就令人感到这位猴精确实具有“混元体正合先天，万劫千番只自然”的神功。有趣的是，孙悟空跳出八卦炉时，从炉上落下几块尚有余火的砖，化作火焰山，害得孙悟空在取经途中千辛万苦才借得铁扇公主的芭蕉扇灭火。“那芭蕉扇本是昆仑山后，自混沌开辟以来，天地产成的一个灵宝，乃太阴之精叶，故能灭火气”（第五十九回）。它也是扇了七七四十九扇，取与天地相契合之数，才断绝火焰山的火根的。这个神秘的数字，令人浮起了阳数与阴精相结合而驱风灭火的玄思，体现着一种超理性的神秘意识。
《西游记》的高明之处在于，神秘数字的运用并没有削弱神话形象的具体可感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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