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1506—1582），字汝忠，一字以忠，明代中叶淮安人。淮安在汉代曾叫射阳县，县的东南有一湖泊叫射阳湖，所以吴承恩以“射阳”为号，经常自署为“射阳居士”。后代亦有人称他为“射阳山人”，这大约不是他当年的自号。淮安地处淮水之南，秦汉时期为淮阴县。唐代为楚州，一度时期也曾改称过淮阴郡，故他在署名时，前面往往冠以“淮阴”二字。这是明清时代两淮文人的普通风气。
关于吴承恩的家世，目前人们了解的还是很少。因为资料太少了，迄今为止，可供查考的资料主要的只有《先府宾墓志铭》一种。现在，我就根据这篇墓志铭和其他一些材料，作如下一些推测。
吴承思先世涟水人，是后来迁到淮安的。是什么时间迁居淮安的呢？他自己没有讲，我猜想最迟不应晚于明初。其理由有二：
第一， 从时间上推算，应在明初之前。《先府宾墓志铭》云：
先世涟水人，然不如何时徙山阳。遭家穷孤，失谱牒，故三世以上莫能详也。曾祖讳鼎；祖讳铭，余姚训导；皇考讳贞，仁和教谕。
这里所说的曾祖、祖、皇考，均是以吴承恩的父亲吴锐的身份来说的。所谓“三世以上”，就是指的这三世，并不包括吴承恩父子，若连他们父子计算，当为五世。这五代吴承恩是清楚的，从他父亲的曾祖吴鼎向上便“莫能详也”。吴承恩生于十六世纪初，距明代开国 130余年。按通常 3 0年为一世的说法来计算，吴承恩向上四代为 12 0年，时间正好是明初。“三世以上莫能详也”的意思，明显是说吴鼎并非迁淮始祖，迁淮是他以前的一世、二位甚至几世的事，只不过是因为没有谱牒，吴承恩说不清楚罢了。所以，吴氏迁淮不当晚于明初。
第二，元朝末年战争频仍，淮安所遭战祸尤为严重，土著居民死散殆尽，人口锐减。据黄梨洲为淮安杨士杰作的传记，以及曹镳《淮城信今录》、杨庆之《春宵呓剩》等记载，“明初谁人存者止七家”。“淮人”大概指的是城内居民，“七家”可能是指七个姓。据说这七姓是一“节孝徐（积）、槐树李、梅花刘、切面张、面合王、裱背王、南门潘（埙）”等几家。此外，还有人说七姓中有姓吴的，但那是指的是后来中进士做过御史的吴节、吴那一家，与吴承恩并无瓜葛。吴承恩的祖先不是淮安元代遗民，而是元末明初从涟水迁入的。明初，明太祖针对江北居民稀少的状况实行移民政策。来谁的移民多迁自江南，而且多为富户或军官。至今淮安许多人还世代相传说自己老家是江南苏州或其他什么地方。吴承恩家由北向南，自然不属于这个潮流，应该是元末明初破产农民的流迁。
吴承恩祖先迁淮后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先府宾墓志铭》中没有谈及。当时迁淮的人中有的是军籍，隶戎于淮安卫、大河卫、宽河卫等卫所；有的是商籍，从事商业活动；也有一些人是先人在淮做官而定居下来的；有些人家从事医业，如潘家、卢家；还有很多人家从事儒业，依靠读书做官吃饭，等等。吴承恩家不是军籍，也不是做大官人家的后裔，也不象一开始就是业儒的。据《先府宾墓志铭》记载，吴承恩家出过两代学官：曾祖吴铭做过浙江余姚县的训导，祖父吴贞由例贡做过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的教谕（同治《山阳县志》卷九、光绪《杭州府志）卷一0二的记载均为训导）。训导与教谕都是官微俸薄的冷官，远离家乡，颠沛流离，妻儿往往不能团聚在一起。当吴承恩的父亲吴锐四岁时，其母梁氏，带着他一起去仁和，夫妻父子团聚以享天伦之乐。团圆的日子还未过数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吴锐的父亲即吴承恩的祖父吴贞竞病逝任所。梁氏无奈，只有带着四岁的孤儿吴锐回淮。由于他家两代经营的是“九儒十丐”的“穷儒”，既无什么积蓄，更无其他收入，所以家境越来越穷。因为穷，又无亲友接济，吴锐到了上学的年龄也不能上学，比别人家孩子迟了好几年，才开始进入社学读书。因为无钱给社学先生送礼，先生就不怎么教吴锐。但是，吴锐很聪明，在旁边专心听先生给别人讲，居然学到了所有的课业，并且学得很好。吴锐的聪慧感动了社学先生，得到了先生的赞赏，推荐他到乡学去继续读书。但终因吴家家计困难而没有去成。梁夫人痛心疾首地说：“吴氏修文二世矣，若此耳，斯孤弱奈何！”先是梁夫人哭泣，接着吴锐也跟着哭，母子抱头痛哭一场了事。吴锐失学以后干些什么我们无法知道，但他到二十岁的时候，便娶了小商人徐家的女儿成了家。佛家世代卖花边花线一类小商品，吴说便承袭了他家的行业，坐在店堂里成了一个小商人。从这一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吴承思家的一些老底。所谓“修文二世”，大概就是指的承恩的曾祖吴铭和祖父吴贞。再进一步细细琢磨这句话，似乎吴家业儒的也仅此两代，其先世并不是读书人家。吴家先世既非业儒，又非军籍，更非官宦，此外要么就是从事农业，要么就是经营商业。两相比较，我认为他家初迁淮时经营的是小商业可能更象些。这里有两条理由。
一，吴承恩家并无地产收入。有人说，吴家迁淮后原住在二铺灌沟，从事的是农业。他们的根据是因为吴承恩死后葬在那里，并称那儿为“先垅”。这个证据是不足为凭的。“垅”就是墓地，“先垅”是先人墓地的意思，并不说明他家在那儿有多少土地。城里人死了总不能埋在城里，葬到乡下去是必然的，在乡下买一块土地作为墓地是正常的事情。当然，吴家一开始就置下这块地产，自然用不着再去买的。但我想那样是不大可能的。吴家由涟水迁来，如果原来就是地主富户，那他就不会放弃原有的土地，抛开家园到这儿来重置田产，如果是破产农民迁来，那他更不会有钱到淮安乡下买田。明初从江南向江北移民，是因为江北地多人稀，动员江南富户到江北垦荒，是有开发江北的目的的。当时是用行政手段“赶”来的，淮安至今农民中仍有“洪武赶散”的说法。明初涟水的经济状况不会比淮安好，吴家迁淮决不是因为是富户而被“赶”来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吴家拥有一定的地产，当做教谕的吴贞死后，吴家不至于穷到那种地步，吴承恩的父亲连个社学都上不起，迟了几年才上；上了社学又无钱给先生送礼，以致受人歧视；到了最后还是辍学了事。依我的推测，他家简直没有什么地产，他家先辈迁淮后根本不是农民。
二，我认为吴家来淮后就住在河下。当时河下在淮河（当时也叫黄河，黄河夺淮后，这一带淮河下游也是黄河的下游。），西边则是运河，河下处在两河之间，是一个商埠。当时从各地来的商人和各种职业的人很多，大都聚居在这里。这些人后米都逐渐入了山阳籍。他家迁淮后落脚于河下，处在一个家家经商的街市之中，从而受其影响，从事某种小商业来谋生是很自然的事情。从现在他家在河下的周围环境来看，正是这样的情况：打铜巷、钉铁巷、粉章巷、估衣街包围在他家的四周。这些巷子里的居民基本上经营着巷名中所列的行当。当经商有了余利，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就向读书做官的方向进取，并且有了一些成效，出现了两代学宫（尽管吴贞是例贡生出身，可能要出一点钱，但正好证明他家既有读书子，经济上又小有富余）。这时，他家便抛弃了原来所经营的与现在做官（虽然是不入流的小官）身份不相称的商业，生活来源就靠做学官的微薄俸禄来维持。一旦这条道路出了问题就会出现麻烦。果然，吴贞死了，没有官俸了，全家生活立即出现危机，连吴说上社学读书都困难。如果是官僚兼地主的家庭，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吴家没有地产，生活艰难，是可以想见的。这时为生活所逼，“修文二世”的书香子弟，中途辍学，弄到店堂做起小生意来，一下子又退回到了小商人的地位。这对于吴家来说，祖上经营过的职业，后人重新拾起，轻车熟道，一般情况下是很自然而不突兀的。
吴承恩说他家的境况“穷孤”。“穷孤”是他家世的主要特征。所谓“穷”，主要是指经济上困难。如前所述，他家确实不富裕，有时比较艰难。另外，也可能兼有指命运不太好的意思，几代以来曲曲折折不发达，没有交上当大官、发大财的好运。已经做了两代小官了，结果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又回到了原来的地位，陷入艰难困境。所谓“孤”，大概指人丁不兴旺，几代单传，势单力薄，人口不多。吴家困难了，无人资助，受人欺侮了，也没有人为他撑腰；吴承恩的父亲受尽了官府胥吏的敲诈勒索，也没人为他说句公道话。这些明显看出他的家族是多么“穷孤”、寒微。家族内既没有做大官赚大钱的人可以作为他家政治上或经济上的靠山，恐怕本族中的兄弟叔伯都很少，现在还没发现他的家族中其他人的记载。种种迹象表明他家可能几代单传。
吴承恩的亲戚关系中，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祖上的亲，吴承恩没有谈到过，大概无足称道。祖母梁氏娘家何处不清楚，八成是淮安人。当时淮安梁家也不显耀，舅祖的情况也不知道。未见有祖姑母的记载，无从谈起。嫡母徐氏是个商人的女儿，生母张氏何许人也更一无所知。关于舅家及姑母家，竟连片言只语也未见，或者干脆就没有姑母。吴承恩的父辈以上亲属情况，简直是个谜。
有人乐于称道吴承恩自己这一代中的两门亲戚：一是姐夫沈家，另一是妻舅叶家。他们分别是沈翼和叶淇的后裔。沈翼和叶淇二人，分别在景泰年间和弘治年间任过南、北户部尚书，这两家在淮安都很有地位。但是，吴承恩的姐夫和妻子大概只是这两家的族人，并非这两位尚书大人的嫡传裔孙。然而总算是沾亲带故，有一点亲戚关系。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两门亲戚的情况。
先说姐夫沈家。《先府宾墓志铭》云：“徐夫人生一女承嘉，适同郡沈山。”据此可知，吴承恩的姐夫叫沈山。怎么知道沈山与沈翼是本家的呢？这是沈山的女儿的儿子即外孙，也就是吴承恩的表外孙丘度，为他的父母撰写的墓志铭中反映出来的。该墓志铭云。“向淮郡称大姓者，先尚书沈公之族也；吾母乃公之族，同知公之孙女也。”此墓志铭又云，其外祖母是“吴太夫人”，“射阳吴公，母舅也”。由此可知，丘度的母亲沈氏是吴承恩的外甥女，即“吴太夫人”吴承嘉的女儿。那么，吴承恩的姐夫沈山当即为“先尚书沈公之族也”。淮安当时姓沈的尚书只有沈翼一人，所以，沈山是沈翼的族人。此外，丘度的中表兄弟在沈翼的族谱中均有明确记载，而且沈氏族谱中还把丘度作为重要亲戚记载进去。这些都是确证。
据丘度《平涯公墓志铭》，沈氏“先世家东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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