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目前许多学者认为《西游记》与《吴承恩诗文集》不是出于昊承恩一人之手，本文以《吴承恩诗文集》中的《赠张乐一》一诗为证，考查了《赠张乐一》与明代心学思潮在反对主体放纵、要求人格自我完善上的一致性及《赠张乐一》与《西游记》在思想和语言上的一致性，从而为吴承恩著《西游记》找到一条新的证据。
 
【关键词】 吴承恩/《西游记》/《赠张乐一》/明代心学思潮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西游记》的作者问题从它问世起就说法不一。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胡适、郑振铎等学者对《西游记》的作者进行考证，肯定了吴承恩的《西游记》著作权。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和台湾的一些研究者对“吴承恩说”提出质疑，大陆也有知名学者对“吴承恩说”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这些学者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不约而同地将小说《西游记》与《吴承恩诗文集》作比较，认为二者无论从风格、思想，还是语言上都存在较大差异，从而指出二者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否定吴承恩的著作权。例如章培恒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中，对《吴承恩诗文集》中的《二郎搜山图歌》、《〈禹鼎志〉序》等作品进行分析，认为将其作为吴承恩写作《西游记》的旁证，“也都难以成立”（注：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305页。）。张锦池在《北方论丛》1991年1-2期《论〈西游记〉的著作权》一文中说：“《吴承恩诗文集》的思想与风格与世德堂本殊不类，孙悟空断非吴氏所期望的英雄”（注：张锦池《论〈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北方论丛》1991年第2期58、62页。），并从七个方面指出“二者的思想和风格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注：张锦池《论〈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北方论丛》1991年第2期58、62页。），从而认定《西游记》“若果真为吴承恩所撰，当属天上人间奇迹中的奇迹”（注：张锦池《论〈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北方论丛》1991年第2期58、62页。）。杨秉祺在《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章回小说〈西游记〉疑非吴承恩作》中指出：“拿小说中的诗词和吴氏诗文集中的诗词相比较，可以看出小说不是吴作的。”（注：杨秉祺《章回小说〈西游记〉疑非吴承恩作》，《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65页。）“吴的诗词较板滞，远不及‘章西游’诗词的洒脱流转。……足证吴的诗词和‘章西游’的诗词不出于一人之手”（注：杨秉祺《章回小说〈西游记〉疑非吴承恩作》，《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65页。）。陈君谋在《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一文中指出：“孙悟空希望过的是‘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自由自在’的生活”（注：陈君谋《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77页。），而“《射阳先生存稿》却儒家气味扑鼻”。李安纲在《文史知识》1996年第11期《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中也指出，《吴承恩诗文集》中“不仅没有关于《西游记》的资料，反而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注：李安纲《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文史知识》1996年第11期94页。），“吴承恩根本就不是《西游记》的作者（注：李安纲《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文史知识》1996年第11期95页。）”。
　　面对以上种种论说，许多肯定“吴承恩说”的学者，也认为从《吴承恩诗文集》中找不到与《西游记》的契合点，也就不去从这一重要文献入手寻找吴承恩作《西游记》的证据。而事实上，《西游记》与《吴承恩诗文集》的思想、风格、语言是否一致，关键在于对《西游记》的理解。上述论者之所以否定吴承恩的著作权，是因为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去理解《西游记》。而对这个问题，笔者在《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武汉出版社，1995年12月版）中提出，《西游记》“是一部弘扬主体人格并要求这种人格‘正心诚意的理学书’”（注：宋克夫《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124页，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西游记》的这一思想，显然来自于明代心学思潮。明中叶以后王守仁提出“心即理”（注：《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心外无理”（注：《与王纯甫》，《王阳明全集》1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注：《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并以此作为其人性伦理学说的哲学基础，王门诸子对王守仁的学说不断推衍发展，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心学思潮。这股思潮打破了程朱理学中“天理”主宰一切的格局，主体人格因之得到了高度弘扬。与此同时，阳明心学在伦理道德修养上，主张通过加强内心修养的方法去体认“良知”，强调“反身而诚”（注：《别黄宗贤归天台序》，《王阳明全集》2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的直观内省和自明本心的证悟功夫，要求主体以伦理自省的方式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作为这一思想影响的结果，《西游记》的作者在肯定孙悟空主体意识的同时，又不希望主体意识同心猿意马一般脱离道德的规范任意驰骋，力图把主体意识纳入伦理的规范，通过西天取经的种种磨难，寻找失去的善良本心，以达到主体意识和伦理意识、个体人格和伦理人格的统一。而伏魔去邪的基本方式就在于“见性明心”（注：《西游记》170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定性存神”（注：《西游记》269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的内心修养。所以说，孙悟空在取经途中斩妖除怪的过程，实际上是主体能动地以自省的方式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即“心灭，种种魔灭”（注：《西游记》91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的过程。因此，《西游记》的主旨在于高度弘扬主体人格的同时又对主体的无限放纵予以批判，要求以伦理内省的方式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
　　如果从这一角度理解《西游记》，就不难发现明代心学思潮、《西游记》与《吴承恩诗文集》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而弘扬主体人格并要求这种人格实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则正好构成了这三者之间联系的基点。吴承恩所处的时代，正是明代心学思潮盛行的时代，吴承恩与一些心学人物，如万表、徐阶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交往，明代心学思潮不可避免地要对吴承恩的思想产生影响（注：参见宋克夫《吴承恩与明代心学思潮及〈西游记〉著作权》，《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因而，在《吴承恩诗文集》中有一些作品明显地透露出吴承恩批判主体放纵，要求道德自我完善的诗文创作特色，《赠张乐一》便是这样的作品：
　　鲁郡张君登我堂，手持素卷求诗章。
　　自云所乐在于一，平生此外无他长。
　　世人嗜好苦不常，纷纷逐物何颠狂。
　　猿惊象醉无束缚，心如飞鸟云中翔。
　　多歧自古能亡羊，羡君执策由康庄。
　　清宁天地合方寸，妙含太极生阴阳。
　　灵台拂拭居中央，殊形异状难遮藏。
　　吉凶倚伏视诸掌，指挥进退知存亡。
　　逝将去我游四方，卢敖雀跃无何乡。
　　春风陌上送君酒，古梅忽透先天香。
　　多君此乐真少双，熙然能使予心降。
　　举头忽见天上月，金波一片□流光，散彩皎皎分千江（注：《赠张乐一》，刘修业辑校《吴承恩诗文集笺校》19-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仔细考查全诗的思想内容及语言风格，就可发现，《赠张乐一》与明代心学思潮及《西游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联系。
　　　　

二、《赠张乐一》与明代心学思潮
　　关于《赠张乐一》诗的写作时间，未有确切记载，张乐一当为吴承恩之一友人。诗中处处反映了作者反对放纵主体，要求明心见性，强调以自省的方式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的伦理思想。这种思想基调是阳明心学“心即理”、“心外无理”、“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等哲学思想。因此，全诗所透露出来的作者思想与明代心学思潮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猿惊象醉”、放纵主体的批判。阳明心学认为，“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纵情肆意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人而不自得之谓耳。”（注：《答舒国用》，《王阳明全集》1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儒家传统中被肯定的“洒落”不是指肆意放荡，无所顾忌，而是指在道德完善前提下心灵自由的一种特征，是摆脱了一切声色货利的占有欲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而达到的超越限制、牵扰、束缚的人生境界。因此，王学诸子一方面追求洒落自得、无滞无碍的境界，强调主体人格；另一方面也主张戒慎恐惧，注重伦理精神，反对放纵主体和脱离道德修养的洒落，希望在伦理道德的规范下达到一种超脱一切得失荣辱的人生境界。阳明心学这一特点在《赠张乐一》诗中得到较为清晰的体现。吴承恩对张乐一“所乐在于一”、“平生无他长”之以平常心求乐表示肯定和赞扬，同时很自然地联想到“世人嗜好苦不常，纷纷逐物何颠狂”的社会现状。在作者看来，主体意识和自私欲念是一对形影不分的孪生兄弟，“张君”与“世人”的思想和行为都体现了一种对主体意识的呼唤，都要求按照自我心中之“所乐”去处物行事，以达到一种任心而为，率性而行的人生境界。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张君”能够“所乐在于一”，而“世人逐物”却达到了“何颠狂”的程度，走向了放纵的极端。这种放纵主体的倾向，必然引起私欲的膨胀，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对功名利禄、富贵荣华的狂热追求。这一点却是作者极力批判的。吴承恩对芸芸众生颠狂逐物而引发的“猿惊象醉无束缚，心如飞鸟云中翔”的状态表示否定，认为主体意识不应脱离道德的轨道任意驰骋，而应将其纳入伦理的规范，才能避免“多歧自古能亡羊”的结局。而吴承恩在这几句诗中所流露出来的一方面肯定主体意识，一方面又反对主体毫无限制地放纵的思想，正是《赠张乐一》诗与明代心学思潮相契合的一个层面。
　　第二，对“灵台拂拭”、人格自我完善的强调。根据阳明心学，“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其心本无昧也，而欲为之蔽，习为之害。故去蔽与害而复明，非自外得。心犹水也，污入之而流浊；犹鉴也，垢积之而光昧。”（注：《别黄宗贤归天台序》，《王阳明全集》2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人心本然之体如水如镜，但现实的人心因受物欲之蔽，产生了私我的意识。那么，怎样才能去除私欲，达到人格的完善呢？从理论上讲，人格的道德完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以伦理束缚的方式达到道德的强制完善，一是以伦理自省的方式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这正是程朱理学与明代心学在伦理观上的主要分歧。阳明心学认为，“心外无理”，强调“良知”的主观性，在道德修养上主张不应向外求理，而应反求诸心，用加强内心修养的方法去体认天理。只要“明心见性”（注：《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反身而诚”，复得本体明净，就能实现主体意识与伦理意识的和谐统一，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在本心固有的伦理观念规范下最大限度地弘扬主体人格。吴承恩在批判了“猿惊象醉”“心如飞鸟”的主体放纵意识之后，自然会让我们感到迷惑，怎样才能在发挥主体意识的同时又能避免自私欲念的膨胀？因此，诗中紧接着又提出“清宁天地合方寸，妙含太极生阴阳。灵台拂拭居中央，殊形异状难遮藏”，认为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的高扬所带来的私欲膨胀，必须通过不断的自我修炼，完养此身，才能达到自身人格的完善。诗中作者以“方寸”之“小”而喻人心，认为心之于人，当如“方寸地”之于“天地”，却能“妙含太极生阴阳”，包含着天地万物之理，包含着阴阳交替的宇宙根本规律，进而也包含人类社会上下、君臣、父子、夫妻间仁、义、礼、智的伦理观念。也就是说，宇宙的本体，伦理道德观念都存在于“心”。所谓“灵台拂拭居中央”，“灵台”即“灵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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