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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套西游故事的扭结——对《西游记》成书过程的一个侧面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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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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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故事对唐僧取经故事的影响，其中以朱恒夫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提出“目连变文在前，《取经诗话》在后，后者受了前者的影响”，“《劝善戏文》虽然是明代的剧本，但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北宋的产物，因而它问世时间在《取经诗话》之前，它能够对唐僧取经故事产生影响”，“目连戏在前，唐僧取经故事的作品在后”，“目连变文与目连戏对唐僧取经故事有着很大的影响，而目连戏的影响尤甚。可以这样说，猴行者助唐僧取经故事的胚胎就是在目连戏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⑦。黄笙闻通过对秦晋民间戏曲的考察，提出类似的看法：“当我们发现了秦晋民间世代相传的一批傩演杂剧后，方知正是早期讲唱的‘目连戏’、‘目连卷’对《西游记》故事的产生与形成，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西游记》的唐三藏、猪八戒、孙悟空、沙和尚、白龙马等妖魔人物的最初形象，就集中表现在这批‘目连戏’中。”⑧
一派则较多的强调唐僧取经故事对目连故事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是刘桢。他一方面承认“孙悟空艺术形象塑造本依于目连，是受‘神通第一’目连的启示而逐渐完成的”⑨，一方面又强调“取经故事是目连戏汲取了《西游记》”，“白猿、沙和尚等情节正是在目连戏的不断衍变中，接受《西游记》故事影响，然后并入的”⑩。相比之下，徐朔方说得就比较直接：“中卷的《遣将擒猿》、《白猿开路》、《过寒冰池》、《过火焰山》、《过烂沙河》取材于小说及戏曲《西游记》。”(11)刘荫柏也说得比较肯定：“其中‘遣将擒猿’一折，纯系抄袭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中第九出‘神佛降孙’、第十出‘收孙演咒’的情节。……纵使他不是从《西游记》小说中搬来，也是受元人《西游记平话》影响。”(12)朱万曙亦有类似看法，但留有余地：“在郑之珍写定戏文剧本之前的嘉靖年间，小说《西游记》已经刊刻流传。郑之珍或从本已汲取西游情节的目连故事，或从正在流行的西游故事中汲取了目连西行寻佛的情节，充实到戏文之中，使之构成了‘救母’故事中重要的一环。”(13)
上述两派的意见尽管各有其道理，但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还都有不够严密的地方，何况彼此之间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就朱恒夫的观点而论，他比较多的强调目连故事对唐僧取经故事的影响，但并没有解释目连西行故事何以产生，也没有说明唐僧取经故事对目连西行故事是否产生过影响，再说其对《劝善戏文》故事产生时间及目连戏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时间早晚的判断也值得商榷。就刘桢的观点而论，他一方面强调孙悟空形象是受目连启示而产生的，一方面又说白猿是受《西游记》故事影响并入的，这似乎有些矛盾，其间的渊源关系到底如何，他并没有说清这一问题。再者，何以孙悟空受目连启示而产生，而目连戏中的白猿却没有受到这种影响，反而舍近求远，到《西游记》中取材呢？这也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
从相关资料来看，两套西游故事产生、演进到明代中后期，差不多都有上千年的历史，其间的关系可谓错综复杂，不是三言五语所能说得清的。无论是《西游记》还是《劝善戏文》，它们虽然写定、刊刻于明代中后期，但由于它们都属累积型成书，皆有所本，并非个人的独立创作，因此单独比较这两部作品写作时间的早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何况《西游记》一书的具体写作、刊行时间已无法确知了。
退一步讲，如果弄清两部作品的直接素材来源，也许能弄清真相。但这同样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两部作品作者创作的情况限于有限的资料现在还无法确知。两部作品成书之前两套西游故事的演变过程和环节还没有彻底理清。以《西游记》而言，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刊本为明世德堂刊本，但这一刊本并非《西游记》的初刊本，《西游记》的初刊本是什么时间刊行的，真实面目如何，作品中哪些故事情节是有所本的，哪些是个人的想象虚构，这恐怕只能是无解的历史之谜了。再看《劝善戏文》，在郑之珍写定之前，已经有大量以戏曲、宝卷等形式流传的目连故事，他究竟从何处取材，作了哪些整理工作，现在也已无法一一厘清了。
实际上研究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们的探讨变成以《西游记》、《劝善戏文》为参照，重点则放在两套西游故事产生、形成过程的比较。笔者认为这一思路是可取的。尽管目前掌握的文献还不够充分，但通过现有资料的纵向、横向比较，还是可以大致理清两套西游故事之间的关系的，这对解决《西游记》的成书问题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启发和借鉴。
对两套西游故事渊源关系的初步考察
总体上来看，无论是目连救母还是唐僧取经，各有其相对独立的西游故事，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形成了两个内容丰富的故事群，彼此的关系大致上可以说是平行的。但也不可否认，两者的关系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交叉。也就是说，两套西游故事在产生流传过程中，是相互影响，互为渊源的，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影响和渊源是双向互动的，而未必是单向的。以下按照时间顺序对两套西游故事的产生、演变进行考察和比较。
相比之下，目连故事比唐僧取经故事产生的时间要早得多，它最早见于西晋僧人竺法护所译的《佛说盂兰盆经》(14)，这是后来目连故事的源头。由于它所描写的救母故事正好契合了儒家所宣扬的孝道，因而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并形成极具本土色彩的盂兰盆会，佛教徒也乐于借此扩大影响。此时的目连故事还没有西游的情节。
到了唐代，目连故事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在民间产生了广泛影响，并成为变文等民间文艺的素材。这种以目连故事为素材的变文作品今天可以看到有《目连缘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目连变文》、《盂兰盆经讲经文》等。由此可见目连故事在民间传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这些目连变文将《佛说盂兰盆经》中的简略故事加以丰富、细化，添枝加叶，新增了一些人物，情节变得曲折、生动。不过，这些作品的重点主要在目连救母的艰难过程描写上，并没有西上寻佛的描写。可见目连救母中的西游故事是在唐代以后形成的。
在这一时期，唐僧取经不仅实际发生过，而且因其极富传奇性，已开始在民间有较为广泛的流传。对于这次行程，玄奘本人撰有《大唐西域记》，其徒弟慧立、彦悰撰有《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来记述。尽管这些记述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但其中已有不少超自然的神鬼描写，这就为其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稍后，《酉阳杂俎》、《独异志》等笔记小说中已有唐僧取经传闻的记载。从现在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这一时期唐僧取经故事还没有进入变文等民间文学领域。
有唐一代，目连变文与唐僧取经故事沿着各自的轨迹独立发展、演进，前者因流传的时间较长，在民间的影响要更大些，不过两者之间还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宋元时期是目连故事和唐僧取经故事获得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以戏曲、话本为代表的民间文艺异军突起，达到繁盛，正如鲁迅所说的：“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15)目连故事和唐僧取经故事借助戏曲、话本这些新兴的文艺形式，有了不少新的变化，相互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且影响深远。这也是本文探讨的一个重点，下面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先看目连故事。继唐代变文之后，它又以戏曲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其盛况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一书中有记载：“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16)至于目连救母杂剧是连台演出长达八天，还是一天就可演完，重复连演八次，因资料缺乏，目前还难以确知，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个剧目在当时很受欢迎，达到“观者倍增”的程度。这一时期有关目连的文艺作品还有说经《佛说目连救母经》、金院本《打青提》、杂剧《目连救母》、宝卷《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等。《佛说目连救母经》、《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今仍可见到，但无目连西行故事(17)。至于这一时期的目连戏，则已无法见到剧本，内容难以确知。
尽管如此，大体上仍可断定，目连救母中的西游故事产生在这一时期。这里有一个直接的证据，那就是在关汉卿的杂剧《状元堂陈母救子》第四折中陈母有如下几句话：“我昔日曾闻荷担僧，一头担母一头经。经向前来背却母，母向前来背却经，不免把担横担定，感的园林两处分。后来证果为罗汉，尚兀自报答不的爷娘养育恩。”(18)这一情节在郑之珍的《劝善戏文》中可找到相应的描写，即罗卜的一段唱白：“向前时背了经。经向前吧，经向前时又背了母。背了母非孝者无亲，背了经非圣者无法，二者不可得兼。怎生是好？我仔细思量难摆布。呵！身赖母生，还当以母向前。咳！母来佛生，安敢以佛向后？我有一计，可以两全而无害了。似这等横挑着望前走。”(19)
再看这一时期的唐僧取经故事，也以说经、戏曲等文艺形式在民间广泛传播。其中说经作品今可见者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该书虽然十分粗陋，但已初具日后《西游记》的雏形。其他尚有金院本《唐三藏》、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宝卷《销释真空宝卷》等。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辨析：
一是目连故事中的西游之事是如何产生的？前面已经谈到，唐代之前，目连故事中没有西行之事。西行的情节是在宋元时期产生的。正是这一时期，唐僧取经故事广为流传，那么是不是目连故事受唐僧取经故事影响和启发而增加西行之事呢？刘桢持此观点，他认为“目连出家西行求道的衍出，其源点在变文，其原因在于汉化、俗化，但除受变文启示外，更具体的描写则显然受到玄奘西行取经故事的影响，这也是目连救母故事汉化俗化的进一步深入”(20)。笔者觉得这一说法还是很有道理的，无论是目连救母故事还是唐僧取经故事，在当时都广泛流传。民间艺人受唐僧取经故事的启发，将其中的西行故事搬到目连救母故事中，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况且这一时期流行的西行故事也仅唐僧取经故事。再者，两套故事中的核心人物目连和唐僧也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他们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具有顽强的意志，为了达到神圣的目的，历尽艰辛，直至功德完满。这样，唐僧取经的一些故事搬到目连身上，也很合体。因此，说目连故事中的西行之事受唐僧取经故事影响而增加，是可以成立的。同样，民间艺人也可以将目连救母中的一些情节搬到唐僧取经故事中。两套故事具有很强的包容性，都可以将其他故事吸纳进来。至于目连西行故事何时增入，肯定在关汉卿撰写《状元堂陈母救子》之前，但具体时间则难以确知了。
由此也就引出另外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目连故事在受唐僧取经故事启发而增加西行之事的时候，是否同时也据此增加了新的人物形象，比如护法白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说明白猿是受孙悟空的最早雏形猴行者的启发而产生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说明孙悟空的最早雏形猴行者是受白猿的启发而产生的。类似的问题在观音、猪百介、沙和尚、铁扇公主等人物身上也存在。这显然是《西游记》成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可不辨。
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的意见是针锋相对的，如朱恒夫就明确提出：“猴行者助唐僧取经故事的胚胎就是在目连戏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21)言下之意，猴行者这个形象并非唐僧取经故事原有的，而是受目连戏启发后产生的。刘桢的看法则与之相反，他认为“白猿、沙和尚等情节正是在目连戏的不断衍变中，接受《西游记》故事影响，然后并入的”(22)。话也说得很明白，那就是白猿这一形象是从唐僧取经故事来的。但他同时又指出：“孙悟空艺术形象塑造本依于目连，是受‘神通第一’目连的启示而逐渐完成的。”(23)这似乎有些矛盾，到底是白猿由唐僧取经故事而来在前，还是孙悟空形象受目连启示在前，两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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