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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套西游故事的扭结——对《西游记》成书过程的一个侧面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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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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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究竟孰早孰晚，刘桢并没有说清楚。不过也有第三种意见，如凌翼云就避开两者的早晚问题，强调它们的同源及互动关系：“不论是《目连救母》中护送目连西天见佛的白猿，或是《西游记》中，甚至早于小说的诗话和宋元杂剧中的猴行者，两位护法猿猴不仅同源，而且相互渗透、影响、补益。”(24)
事实上要说清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原因无它，主要是缺乏材料。宋元时期的唐僧取经故事可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作为参照。而这一时期的目连故事则缺乏可以依据的、可信的文本。朱恒夫认为“郑之珍《劝善戏文》的主要内容因袭了北宋杂剧的《目连救母》。也就是说，《劝善戏文》虽然是明代的剧本，但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北宋的产物”(25)。确实，《劝善戏文》系郑之珍编写而成，他是有所本而写的，其所依据的故事来源很早，但正如刘桢所批判的：“《劝善戏文》是安徽祁门人郑之珍于万历十年前后改编完成的。目连戏因其独特的结构和演出确实保存了不少古代的东西，包括宋代的一些痕迹，具有相对不变的恒定性，但它毕竟是一种人为行动艺术，不论程度深浅，随时随地随人都会有所变化，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它不处于静止状态，也不存在于真空，因此，将《劝善戏文》视为北宋产物，把明万历时期作品与北宋的作品划上等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26)
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即不少民间宗教戏曲，特别是傩戏、目连戏，代代相传，内容稳定，从其形态和来源来看，较为古老，但由于这些戏曲缺乏比较明确的时间标示，到底古老到何种程度，在研究过程中，如何进行时间定位，能否可以将其直接作为宋元或明代的资料来使用，等等，因影响到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别有效的解决办法，大家往往是各行其是，显然比较随意。
不过，两人对《劝善戏文》的看法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立的，但他们实际上还是有共识的，即都认为《劝善戏文》中确实保存不少古代的东西，包括宋代的一些痕迹，事实上，早有研究者提出这种看法，如赵景深就指出，《劝善戏文》“说不定这是自宋已有的东西，郑之珍不过略加删润罢了”(27)，周贻白也认为“明代这本《目连救母行孝戏文》和北宋时期民间勾栏所演《目连救母杂剧》，可能具有渊源。其整理时所根据的旧本，也可能是北宋时期流传民间的演出本”(28)。这种判定还是比较有道理的，因为目连戏是一种宗教色彩浓厚的特殊形态的戏曲，故事的内容、人物及曲白与一般观赏类戏曲相比，具有稳定性，演员轻易不会改动，往往是代代相传，沿袭不变。关键问题是如何来运用《劝善戏文》中较为古老的材料。宋元时期目连西行故事由于缺乏可信的文本，因此，可以利用《劝善戏文》中的一些古老材料来进行探讨。
由于《劝善戏文》中也有西游故事，它与唐僧取经故事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因此，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朴通事谚解》所载元刊本《西游记》、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为参照，大体上可以对其进行时间上的定位。将三部作品中的西游故事进行对照可以看出，《劝善戏文》中的西游故事在文本形态上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比较接近，其产生时间可能要稍晚一些，但要早于元刊本《西游记》、元末明初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
之所以说《劝善戏文》中的西游故事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文本形态比较接近，是因为两者的文字都比较粗陋简略，故事只有梗概，人物形象也较为模糊，特别是其中的白猿或猴行者远不如后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性格鲜明。孙楷第曾对《劝善戏文》语言鄙俚的现象提出如下质疑：“其曲白鄙俚，全不修饰，当时风气实不如此，岂俯就伶工，冀其通俗易晓邪？”(29)如果是个人的独立创作，依照当时传奇的风气，确实不应该如此鄙俚。但《劝善戏文》是郑之珍有所本而编的，鄙俚恰恰说明他更多的保存了所据材料的原貌，说明其中保留了不少较早的东西。《劝善戏文》西游故事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接近说明两者产生的时间较为接近。
那么为什么又说《劝善戏文》西游故事可能要稍晚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呢？这可以从人物的设置上看得出来。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与唐僧同行取经的有七个人，其中除了猴行者外，其他六人没有交代姓名，也没有什么活动。《劝善戏文》中除白猿外，还有猪百介、沙和尚、铁扇公主等人物，但这些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却找不到。目连在西行的过程中，观音菩萨起到了很重要的指引和帮助作用。这和《录鬼簿续编》所载《目连救母》杂剧是一致的，在该剧题目下，有“发慈悲观音度生行孝道目连救母”一语(30)，由此不难看到观音在剧中的重要作用。在《西游记》中，观音也是这样一位重要人物。但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观音只是提及而已，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可见，《劝善戏文》的西游故事要稍晚一些。
在《朴通事谚解》所载元刊本《西游记》和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中，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等人物形象和小说《西游记》已经相当接近，给孙悟空戴紧箍咒，过火焰山等故事情节也已具备，与《劝善戏文》西游取经故事的粗陋形态相比，要丰满、精细得多。依情理而言，元刊本《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当在《劝善戏文》的西游故事之后。如果《劝善戏文》中的西游故事晚于元刊本《西游记》和《西游记》杂剧的话，它直接照搬其中的人物、情节就行，两者之间不应该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劝善戏文》不应该如此粗陋。刘荫柏认为《劝善戏文》中的《遣将擒猿》一折“纯系抄袭”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第九出“神佛降孙”、第十出“收孙演咒”的情节，这是相当主观的。笔者将两者放在一起，就看不出这一点。大体说来，两者虽有相似之处，但人物、情节出入还是比较大的，且文本形态也明显有精细和粗陋的不同，可以说两者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但还构不成直接的抄袭关系。即使有抄袭，那也是《西游记》杂剧抄袭《劝善戏文》中的西游故事。至于刘荫柏另外提出的“在唐代《大目连变文》、元末明初写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中均无上述情节及白猿、猪百介、沙和尚等人物，故知为新添内容”(31)，这也比较好解释，因为这些情节及人物确实是新添的，但添加者不是明代的郑之珍，而是宋元之际的那些作家们。
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相比，《劝善戏文》的西游故事中有一些新的人物和情节，比如观音、猪百介、沙和尚、铁扇公主等，比如给孙悟空戴紧箍咒，过火焰山等。这些人物和故事是目连故事的首创，还是从唐僧取经故事中借鉴来的呢？如果是从唐僧取经故事而来，何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没有这些人物、情节？最起码从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来说，它们最早出现在目连故事系统中。毕竟早在北宋年间，目连戏就已经达到或者连演或者重复演八天的程度，其内容可以想见必定是十分丰富的。这一时期的目连戏中是否已有这些人物和情节呢？虽然我们今天已无法确知，但这种可能性则是不能否定的。
从《西游记》成书过程来看，最早有这些人物、情节的是杂剧《西游记》，后来被写入《西游记》小说中。现在有了《劝善戏文》，虽然该剧撰写较晚，但其中的故事则有很早的来源，可以补上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元刊本《西游记》、杂剧《西游记》的一个环节。元刊本《西游记》、杨景贤在创作杂剧《西游记》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从目连西行故事中取材呢？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何况目连西行的故事产生、流传是在元刊本《西游记》、杨景贤杂剧《西游记》之前，尽管这一点还有待更多材料的证明。
目连西行故事是受唐僧取经故事启发而产生的，但它毕竟在一个独立的故事体系中，有很强的自生能力，在故事的演变、流传过程中，肯定会增加许多新的人物和故事，不可能都从其他故事中取材。这些独立产生、演变的故事反过来再为唐僧取经故事借鉴，被吸收到《西游记》中，这也是很正常的，是民间故事发展、演变过程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说《西游记》在成书过程中，从目连故事中受到启发和影响，也是可以成立的。两者形成一种颇为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
以白猿这个形象为例，它很可能出自目连西行故事的首创，并非来自唐僧取经故事。相反，唐僧取经故事中的猴行者倒有可能源自目连故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目连与猴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在唐代变文中，有一篇《四兽因缘》，讲鸟、兔、猕猴和象四种兽类“结为兄弟，行恩布施，互相尊敬”，最后它们都得升天，鸟是如来，兔是舍利，“猕猴即是大目乾连”(32)。这篇作品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目连的前身是猕猴。目连故事在增加西行之事的时候，因为这层缘故，创造一个猴子护法的形象也就顺理成章，再自然不过。如此一来，唐僧取经故事中的猴行者很可能来自目连故事，时间当《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之前。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即持这种观点，她提出：“《诗话》的作者，或者我们不知道的成为《诗话》母体的《西游记》故事（当然现在不存在，以前是否存在也不可而知）的作者，通过将目连与其前身的猕猴叠合在一起的方式，把盛行于晚唐时期的《目连变文》看成了猴子受难故事。”(33)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的话，无疑可以为寻找孙悟空的原型提供一个新的思路。至于白猿的原型，也有研究者进行过探讨，比如凌翼云提出“我国古代的夔图腾和有关白猿的神异传说，是目连戏中白猿形象的第一个源头。佛教的护法猴神，是目连戏中白猿形象的另一个源头”(34)。过去研究者在追述孙悟空的原型时，或云无支祈，或云哈奴曼，相比之下，白猿与孙悟空的关系似乎更为直接一些。显然，这一问题还有比较大的探讨空间。
到了明代，目连故事和唐僧取经故事发展成熟并得以定型。经过长时期的流传，目连故事和唐僧取经故事各自形成了一个以各种艺术形式传播的、庞大的故事群落。随后，由郑之珍、吴承恩这样文化修养较高的文人进行整理加工，写出《西游记》和《劝善戏文》。《西游记》、《劝善戏文》出现之后，目连故事和唐僧取经故事得以定型，为这两个故事体系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靠的定本。定本的出现，标志着目连故事和唐僧取经故事的流传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劝善戏文》和《西游记》出现后，目连故事和唐僧取经故事在民间有着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影响。两套故事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即《西游记》对目连故事有着更多的影响。此后目连戏中的西游故事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继续沿袭原先的白猿故事，如绍兴定型本目连戏、川剧四十八本目连戏、青阳腔目连戏、辰河高腔目连戏、祁剧目连戏等；一种则是取资《西游记》，吸纳其中的人物、情节，如清代宫廷大戏《劝善金科》等。还有一些连台本大戏，如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地流传的大型目连戏，更是将目连故事和《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放进一个更大的戏曲演出体系中。这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对了解《西游记》在民间的传播和接受、《西游记》与宗教、民俗的关系等，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非本文探讨的重点，这里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这方面的资料十分丰富，有很大的探讨空间，但令人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为止，它还未曾引起《西游记》研究者的应有重视。
注释：
①胡适《三侠五义》序，载其《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4页。
②本文所引《劝善戏文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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