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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演义：周瑜的赤壁火攻属于吴人虚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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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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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说之外，还可以由《宋书•乐四》裒集的“魏鼓吹曲”《平南荆》觇之，其辞云：
“南荆何辽辽，江汉独不清。菁茅久不贡，王师赫南征。刘琮据襄阳，贼备屯樊城。六军庐新野，金鼓震天庭。刘子面缚至，武皇许其成。许与其成，抚其民。陶陶江汉间，普为大魏臣。大魏臣，向风思自新。思自新，齐功古人。在昔虞与唐，大魏得与均。多选忠义士，为喉唇。天下一定，万世无风尘。”
注曰：“汉第八曲《上陵》，今第八曲《平南荆》，言曹公南平荆州也。”明确指出此役敌人实为刘琮与“贼（刘）备”，而非孙权。比照前引《魏书》、《蜀书》及裴注所引《山阳公载记》，也都是写刘备正面接敌，而《吴书•吴主传二》亦止写“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 可知引发荆州归属问题的“赤壁之战”，是曹、刘互以为正面对手，孙吴不过是偏师突袭而已。
吴鼓吹曲《乌林》中则述“虎臣雄烈，周与程。破操乌林，显章功名”，不再提及刘备。这或许是与他们强烈的自尊心有关。吴人载记每好“眩言”，夸大其词，笔者曾在《〈乐府诗集〉所辑〈关背德〉〈通荆门〉看三国历史上的荆州之争》中“蜀疑其眩”一节有所分析，不赘。
我疑心《周瑜传》描述的“赤壁之战”，实际上是吴人争功，以塞实“借荆州”之说，为日後偷袭关羽造成借口而编造出来的。 或者换一种说法，这条资料其实是三国历史虚构化、故事化的起始，甚至迳称为三国故事“小说化”的发端，亦无不可。
4，王濬楼船下益州
由唐人所撰《晋书》对于王浚伐吴的记载看来，《周瑜传》的有关“赤壁之战”的描述也值得怀疑。正如前述杜牧之诗还写到了“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歌咏的却是象征三国时代结束的“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这次曾经在长江中下游有过小规模水战，除此次及类似的隋平陈之外，中国历史上直至宋金，都没有发生过值得一提的水上战役。
据《晋书》载，“武帝谋伐吴，诏浚修舟舰。浚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馀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但虽然他“造船于蜀，其木柿（木屑）蔽江而下。”这曾经引起了下游的警惕，“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流柿以呈孙皓曰：‘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只是孙皓不听。太康元年（280年）二月王濬大军克复丹杨（今湖北秭归东），进逼西陵峡，顺流而东时，吴人还是在水上尽最大努力设置了障碍：
“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馀，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襄阳太守）羊祜获吴间谍，具知情状。濬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馀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锥辄著筏去。又作火炬，长十馀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然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
可知即便冬季长江枯水期间，木筏逞顺流而下之势亦非无用，兵不血刃，即顺利平吴。而铁锥遇筏而拔，铁锁遇火而化，不中用的反而是东吴的锚碇和铸铁技术。此时距建安十一年（206年）发生的“赤壁之战”时，不过六十馀年。推想当时赤壁战时曹军果若“船舰首尾相接”，铁索亦应遇火而化，未必坚若盘石。而船舰一旦荡开，当然不可能出现“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的壮观场景。
5，中国科技史提出的困惑
但是《吴书•周瑜传》及《江表传》的精彩述说，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只谈长江“北岸”、“南岸”，不提江水之“上游”、“下游”。盖缘曹军所据西北，无疑为长江上游。“大江东流”之势能，在水战之中可否忽略不计？是否可与“东南风急”之动能对等抵销？笔者不是船舶专家，不能妄下定评。但《吴书》此番描述的周瑜火攻，虽言顺风，却不顺水，故必须逆流而上。如不考虑成熟的锚碇技术以及风帆问题，则长江水域能否进行如此规模的水上决战，实可怀疑。即以今日技术而言，水翼船、摩托艇容或能之，即便其他老式机动船只在长江中游逆流而上，想要达到“往船如箭”的程度，也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江表传》中出现了一句“中江举帆”，为《三国志》原文所无。按《江表传》为晋人虞溥所著，见《晋书》列传第五十二。但这部著作是在他死後，儿子虞勃渡江，才献给晋元帝司马睿（276～322）,藏诸东晋秘府的。 如以东晋政权建立的建武元年（317年）而论，已距“赤壁之战”（207年）一百一十年，距陈寿（233—297）编《三国志》（约从泰始十年，即274年升為著作郎开始）也有三十馀年。所叙既非亲见，亦非可能访于亲历之人。从介绍虞溥善文章词赋特点看来，“中江举帆”一语应当是“以意补之”，同时亦不排除其子虞勃或者後人增饰润色的可能。盖缘帆以风为动力，于是“东南风急”成为文学想象中东吴船舰所以能够溯流急上，“火攻赤壁”的主要动力来源。而後世所以增饰诸葛亮“借东风”，凸显他的“神机妙算”，其实不过是突出此战关键的“能源专家”。这正是原史不明，需要补苴罅漏的地方，也为後世小说戏曲铺张此事增添了依据。可惜如果引入中国科技史的历史考察，就会遭遇到麻烦。
又《吴书•吴主传二》引《江表传》曰：
“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钓台圻。时风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权曰：‘当张头取罗州。’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斩。’工即转柂入樊口，风遂猛不可行，乃还。权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万乘之主，轻于不测之渊，戏于猛浪之中，船楼装高，邂逅颠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辄敢以死争。’权于是贵重之，自此後不复名之，常呼曰谷。”
如果孙权所乘为帆船，则逆风“大盛”，须急落帆，而非逆风行船，或者掉头回返，其理至明。则知当时孙权所乘之船，动力源亦为橹篙之类。
大约读惯了”孤帆远影碧空尽”、“沉舟侧畔千帆过”、“过尽千帆皆不是”之类诗词的原因，很多人把船帆在中国“自古有之”视为当然。其实在科技史上这还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有论者言：
“我国发明帆的时间，现在已无法知道了，但是我国使用帆的历史至少已有三干多年了。在商代遗留下来的甲骨文中，就经常能够发现帆的文字，这些文字写作Ⅱ、丹等形状，好象张开的帆。从甲骨文关于帆字的字样，我们可以推测早期的帆是属于固定装置的方形帆。固定装置的方形帆制作简单，但是它只能有效地利用从船尾方向吹来的风，就是顺风。”
这倒正类黄盖所率趁“东南风急”火烧曹营使用的帆船。可惜语焉不详，并没有提供进一步实物图形甚至文字的证据。
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帆”作“[马+风]”，从马从风，表示是用于车驶之风力。汉末刘熙《释名》才首次解释为“随风张幔曰帆，使舟疾泛泛然也。” 显然已用于船行。刘熙就是汉末三国时代的人，但究竟他是在描述习见技术，还是耳食之言，尚难骤定。此外还有人据东汉马融《广安颂》中有句云：
“然後方艅艎，连舼舟、张云帆，施蜺帱，靡飓风，陵迅流，发擢歌，从水讴，滛鱼出，蓍蔡浮，湘灵下，汉女游。”
认为是“对风帆作了生动的描绘”，说明“汉代帆船已很普遍了”。 但此赋显为时空两维，不受限制之夸饰描绘，而非实用技术之描述。比如“靡飓风”时能否“张云帆”，就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何况“帆”字何时出现，也应经过考究。
李约瑟曾专门论述过中国帆船及锚碇技术的发展，评价甚高。他以为就帆船技术而言，最早出现在古埃及，中国古代则多谓“舟楫”，动力系统是篙桨橹，见其《中华科学文明史》缩略本第三册，有关论述散见如下：古埃及帆船（300页），中国舟楫（80、230－231、299页）、帆船改进（217－218页）。按李氏对中国帆船技术特多好评，故特置第五章《推进（帆：中国在纵帆发展中的地位）》详细论述唐宋元明的技术，但在意欲上溯前期时却遇到疑惑，他在分析广州出土的一艘东汉陶船结构时，屡次惊讶于“桅在何处仍是一个谜”，“遗憾的是寻找桅和帆装的全部证据已经遗失”。（118页）在全书结论部分，也谨慎地用“至少在三世纪後”、“应该是二世纪和三世纪”以及“汉代以後”这类词语概括言之。（300－301页）但都明显迟于“赤壁之战”的发生。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数字博物馆（http://shipmuseum.sjtu.edu.cn/zhuti...治侍忉嵛男邸?/a>
最早明确介绍帆具作用的，则是三国晚期吴国人万震描述海外贸易的《南州异物志》言：
“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後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牖形，长丈馀，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向前，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风吹後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减灭之也。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安而能疾。”
性急的船舶专家又从这段描述推导出许多斩钉截铁的结论：“汉代由于船舶尺寸增大，巳开始在船上采用多桅多帆；用卢头木叶织成的帆当属于硬帆，厚而硬；‘其四帆不正向前’证明硬帆能利用侧向风力了。汉代已注意到多帆的相互影响，根据风向和风力大小要随时调节帆的位置、角度和帆的面积，中国式便帆可利用本身的自重迅速落帆，而不象西方大软帆需众多人力将帆卷起绑扎在横桁上，紧急时可能要砍桅以保证船的航行安全。”
但是且慢，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船主“外徼人”究竟是何许概念。《汉书•地理志第八》：“越嶲郡，武帝元鼎六年开。……绳水出徼外，东至僰道入江，” 《後汉书》：“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址，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南史》卷七十八《夷貊上•海南诸国》言：“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易。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馀人。珍物宝货无不有。”
按《老子》：“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徼。”王弼注言：“徼，归终也。凡有之为利，必以无为用；欲之所本，适道而後济。故常有欲，可以观其终物之徼也。”宋人陈景元言：“大道边有小路，曰徼。”元人吴澄言：“徼者，犹言边际之处，孟子所谓端也。”可知“外徼”或“徼外”实为边邻与我贸易往还之国，即所谓“化外之地”。
这样看来，万震描述的帆船并非东吴所拥有，显然也因为是新见异物，所以他才用那样艳羡口吻来描述的。又文尚光将《南州异物志》中“外域人名船曰舡。大者长二十馀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 船舶史家也顺手移来当作“三国时孙刘联军赤壁大战的起楼三层的斗舰” ，完全忽视了”外域人”的说法，和南海、长江的区别，恐怕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但既然能够看到帆船，官员又着意重视，中国人模仿起来也就不成问题，而且很快就将“船帆”用于实用，并持续改进以致而大为兴盛的时期，显然是在东晋以後，而自宋迤明，最为成熟。 别看从赤壁之战到东晋渡江只差百十年时间，但是像风帆这类简易适用技术的引进和发展，会是日新月异的。《古今乐录》介绍，齐武帝“数乘龙舟，游五城江中放观，以红越布为帆，绿丝为帆[纟+乍]，鍮石为篙足。”犹为当时时髦举动。《唐书•乐志》曰：“梁改其名为《商旅行》。” 如果有学者能举出实证，证实三国时期长江流域已有成熟的船帆技术，则可以对李约瑟的有关论述作出重要修正补充，亦为功德无量之事，亟请提出，以为佐证。
此外就锚碇系泊技术而言，古代中国一般是“采石为碇”，仅利用碇石自身的重量来固定船舶，力量有限。故赤壁战时曹营是否有能力”结船为阵“，泊于长江之滨，尚属老大疑问。西晋王濬平吴，即是一例。後文再叙。至宋代始出现“木爪石碇”，即利用木爪扎入泥层，类同木桩作用，固定船只的力量也因此增大了好几倍。1975年在泉州湾曾经发现并出土有一杆宋元时期的大木碇，残存长度达七点迤呙祝厦嬗邢道律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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