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源流考论——兼论话本与变文的关系以及“三国学”的视野与方法 |
 |
时间：2009-8-8 16:56:10 来源：不详
|
|
|
五代以来，特别入宋以后，持续不断的政治压力，使俗讲——变文逐渐式微，有的不得不改头换面，融入市井中方兴未艾的说话——话本，促进了这一民间文学艺术形式的发展。“楚灭汉兴王陵变”一类历史题材的俗讲，也就在这过程中一变而为“今晚讲说《汉书》”之类的讲史；话本流传，相应部分遂成为元末罗贯中《三国演义》写作徐母故事的直接依傍，而《汉将王陵变》则是它在唐代俗讲——变文中的祖本。
这个事实说明，宋元话本小说特别是讲史类话本的发展与唐五代变文有某种承接关系。具体说来，宋代讲史话本未必尽为宋人的原创，有不少可能是因袭唐代俗讲变文加工改造再创作的作品，研究者有必要多加注意唐代俗讲——变文与宋代讲史乃至与其他话本小说的联系，使对话本小说史的研究真正做到上下贯通。这不仅是要把讲史话本与话本小说的历史向前追溯至唐代佛教俗讲的影响（前辈学者已有过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关系对讲史等话本小说历史变迁全过程的描述及其所形成文本特征的说明。例如，唐五代俗讲——变文在“楚灭汉兴”等等故事之外，是否也有关于三国的俗讲——变文？《三国志平话》汉家君臣冤报故事的入话是否就由彼而来？这自然又不限于变文在话本小说史演进中作为环节的作用，可以思考并值得探讨的东西很多。而在近几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常常是株守一家或限于一体、一代的情势下，话本小说研究上溯源流以对其发展变迁作出新的说明的工作总体上还比较欠缺；就变文与讲史等话本小说而言，由于敦煌学与古代小说学各为专家专门之学，这二者的关系在长时期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从而有关历史的联系基本上仍在隐晦之中。这是一个有待专家关注的课题，本文借《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与俗讲变文《汉将王陵变》渊源的考论，希望对这一课题研究工作的开展能有些微推动的作用。
总之，以上分析可以使我们这样认为：罗贯中《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原本《三国志》，一由《三国志·诸葛亮传》所载徐庶事衍为《三国志平话》的描写，成为故事中刘备与徐庶交往情节的基础；一由《三国志》裴注的启发，远祖《史记》、《汉书》的记载和汉代传说，其更接近的根据是唐五代俗讲变文《汉将王陵变》，而以宋代说《汉书》的话本或《陵母伏剑》等元杂剧中陵母故事为直接的依傍，写就故事中曹操、徐母故事情节；——合二为一，形成徐庶归曹故事构架。我们据有限资料看到的这一演进的过程已比较复杂，而历史的真相无法复原，实际的状况即其絪蕴化生的过程会更为错综繁复。对此，本文无法作出更具体的说明，但是，已足以使我们看到《三国演义》成书与唐代俗讲——变文关系的密切，并因此受到启发，即《三国演义》研究亟需视野的扩大与方法的更新。
首先，在题材形式演变研究资料的发掘利用方面，《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从历史到小说的演进过程表明，《三国演义》的取材即其对史传与民间传统的继承，固然以前代关于三国的各类文献为主，却也有从诸如《史记》、《汉书》及说《汉书》一类话本等其他非三国文献中的挪移化用。因此，《三国演义》成书过程及其他相关研究固然应当首重三国资料的发掘利用，却又不可画地为牢，以为“说三分”的艺人特别是伟大的小说创作家罗贯中只是基于三国旧闻编述纂集，并无别样的参考借鉴，从而把它深层次的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忽略或遗忘了。应当说，这种研究上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有必要加以弥补或救正。为此，《三国演义》的研究不仅要就“三国”论《三国》，而且还要注意《三国》与“三国”之外世界多方面委宛曲折的联系，以求更深入地把握《三国演义》与传统文化的广泛联系。这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为此，研究者必须树立统一的历史观念和加深对文学发生过程的真正了解，认识到任何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其实只是统一的历史网络中的一个结，与之相连的一切都是它赖以存在的条件和参照物；研究者注重这个“结”的本身，同时也可以从这一切的角度加以观照，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相信，新的观念与认识将会给《三国演义》研究带来新的开拓变化，就是研究《三国》以三国为主，而不唯三国，更扩大到从全部传统文化的背景上理解阐释这部伟大的著作，以最大限度发明和凸显《三国演义》作为传统文化无边无际的网络中一个“中国结”的特征。
其次，上述资料的发掘利用不仅有考察《三国演义》题材形式演变的意义，也潜在地有作品思想内涵与前代文化联系的新发现的可能。具体说来，本文所考《三国演义》徐母故事借自宋元话本、唐五代变文、汉代有关传说故事、《汉书》、《史记》等，不只是情节形式的挪用，而且包含了以徐母比陵母、以刘（备）曹（操）比刘（邦）项（羽）的意义，表现了作者以宋儒所谓汉代得天下之正加强尊刘贬曹倾向的比较极端的用心。从而可以看到，罗贯中《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不只是继承了朱子《纲目》与民间说话的传统，而还有作者自觉的选择与发挥强调。这与传统的看法就有了区别。
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出《三国演义》曹操杀吕伯奢故事的构思，可能受有《伍子胥变文》的影响。按《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本文及裴注仅叙及曹操因疑误杀了吕氏家人及宾客，吕伯奢以外出幸免。《三国演义》敷衍其事，增饰为曹操在离开吕家出逃的途中又遇到吕伯奢而残杀之；其出手毒辣与居心不良招致陈宫的责难，陈并因此离他而去。这部分增饰的情节，固然是作者塑造这一人物妙手偶得又顺理成章的杰作，又似乎只是故事情节即形式的演进，其实不然。与《伍子胥变文》稍加对照，就可以发现在形式的借用中，也几乎不可免地沿袭了变文相应部分构思之理——曹操答陈宫责难说：“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5](P49)这与《伍子胥变文》文字虽有较大不同，但是，其所执之“理”，却与《伍子胥变文》写渔人坚持回家中为子胥取食，子胥却疑他“不多唤人来捉我以否”[7]的想法，有相通之处。这里，我们还无从断定罗贯中是否也是经由宋元话本或杂剧从《伍子胥变文》受到启发，——那将是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之事，——但是二者之间情景略似，神理相通，有所传承，却是不争的事实。
笔者认为，在一些卓有成就的三国学者提出的“三国文化”背景下继续深入开掘的基础上，《三国演义》研究也还需要进一步树立统一的大历史与文学的观念，放眼全部传统文化的背景以为参照，把一部书的学问做得更大，以期有新的更多的发现。在这一方面，已经有学者做出了努力。例如，程毅中先生论《梁公九谏》第八谏武则天以下油锅相迫，而狄仁杰仍坚持进谏，然后“褰衣大步欲跳入油锅”的情节说：“这种手法常见于民间说唱，是故作惊人之笔。元人杂剧《赚蒯通》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第十八卷邓芝使吴一节，就使用了这样的情节，可见其间有相通之处。”[11](P263-264)这无疑是在传统文化的广大背景上对三国戏曲小说情节来源的一个新的发现和正确论断。而在全部传统文化的背景上，类似的发现应该不止于此，研究者任重道远，可做的事情正多。
这里还要顺便说到，以上考论《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源流，首先当然是揭示了故事构成的资料基础。这一基础对罗贯中《三国演义》的编撰当然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考据能不迷失于细节，则应当看到罗贯中写作徐庶归曹故事，不只是靠了这一基础和好象是东拼西凑的手段，而是登高望远，成竹在胸，以意为之，随手捏合，笔补造化，独具匠心。他的天才表现与贡献在于：一面参考各种前代的资料，需要有选择去取的高明眼光；另一面融铸这东挪西借来的材料，使之成为与全书血脉连贯、呼吸相通的有机生命体，更要有生死肉骨、化腐朽为神奇的才华；更重要是他踵事增华、笔补造化的功夫，如不仅沿《三国志平话》把荐诸葛之事放在送别之末，而且改《平话》并荐卧龙、凤雏两人为专荐诸葛，带言庞统。不仅袭用项羽迫王陵母作书招儿情节，而且在徐母拒绝之后写程昱赚其笔迹字体伪为母书以行其奸，等等，则非真才子、大手笔莫办。至于《演义》为刘备、徐庶之交注入无限深情，揖让往还，抑扬顿挫，一唱三叹；以徐母故事强化尊刘贬曹，用意深微，慷慨悲凉，使此节描写超出单纯叙事的层面，成为古典小说中少有的富于诗意的“有意味的形式”[12](P4)，那就不是一般考论所可以说明，而需要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角度作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无名氏.三国志平话[A].丁锡根.宋元平话集[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 司马迁.史记[A].前四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 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A].三国志通俗演义[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 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三国演义会评本[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6] 王重民.敦煌本《王陵变文》[A].周绍良，白化文.敦煌变文论文录[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 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8]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 陆永峰.变文的式微[A].敦煌变文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0.
[10] 王灼.碧鸡漫志[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95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1] 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2] ［英］克莱夫·贝尔.艺术[M].周金环，马仲元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字库未存字注释： 上一页 [1]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