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历史上东原即山东东平。从《三国演义》多种明刊本署名等情况看，其作者为“东原罗贯中”即山东东平人；《三国演义》、《水浒传》也有多处内证共同表明其作者罗贯中为“东原”人，而非“太原人”。近百年来被抬得很高的“太原说”不能成立。
【关键词】 三国演义/罗贯中/东平人
《尚书·禹贡》：“东原底平。”郑玄注谓东原“即今之东平郡”。清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进一步说明：“东原，今山东兖州府东平州及济南府泰安州之西南境也。”今本《辞海》释“东原”说：“据郑玄注，即汉东平郡地，相当于今山东东平、汶上、宁阳一带。”所以，作为地域之称，东原即山东东平。
东平在汉代以后建置屡变，或称国，或称郡、府、州、路等，从来是鲁西南重镇；隋唐以后，东平因地跨京杭大运河两岸，为商旅必经驻足之地，经济文化格外发达；至金、元二代，人文荟萃，更成为文化名区，出了许多文学家，如高文秀、王继学、顾仲清、赵良弼、陈彦时、张寿卿、张时起、李显卿、张好古等，皆一时名家，近世有“东原作家群”之称。其中擅长水浒戏的高文秀甚至有“小（关）汉卿”之誉，而最杰出的代表，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
一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名本，字贯中。他是山东东平人有文献的根据。首先，今见明刊《三国演义》有多种版本署名“东原罗贯中”，如最早版本之一，刊于嘉靖27年（戊申，1548）的叶逢春本题“东原罗本贯中编次”；其次，今见明刊《三国演义》最早的序文，即嘉靖壬午（嘉靖元年，1522）刊《三国志通俗演义》首载别号庸愚子的金华人蒋大器所写的序中称“东原罗贯中”是该书作者。这篇序写于明弘治甲寅(1494)年间，序称“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1]，比今见录载它的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要早28年，说明早在明弘治甲寅之前，《三国演义》已经成书并流行于世。这两种最早的版本以不同方式表明其作者为“东原罗贯中”，后出各版本均无异辞，使我们可以相信，《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至少是明清出版界公认的事实。
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刊本题“东原罗贯中编次”类字样，是根据最早罗贯中本人的题署，这至多是一种可能，或说可能性很小。但是，至少可以相信，当时刻书、写序的人，不会没有根据地把这样一部大书归于某个人名下。至于有人认为可能是书商托名牟利，就更没有道理。古代虽有托名著书、刻书的风气，但是，所托之人必是先已有了名气，才可以收到托名牟利之效。而据现有资料可知，在《三国演义》之前，罗贯中并没有成名。以罗贯中为《三国演义》作者的托名完全不合逻辑，而《三国演义》“东原罗贯中”的题署不会是任何意义上的伪托。总之，以平常心度之，当时刻书、写序的人以《三国演义》的作者为罗贯中，必有当代文化人值得相信的理由，后世不可以也不应当随便怀疑它。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三国演义》两种嘉靖本虽是今存最早的版本，却没有一部是作者原本，而且难以确定它们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关系。上已提及两种嘉靖本《三国演义》为“东原罗贯中”所著的方式不同：壬午本“东原罗贯中”字样出现在序中而题署无“东原”，叶逢春本“东原罗贯中”出现在题署中而不载庸愚子的序。这个重要的不同可使我们大致认定，后出叶逢春本的题署并不源于壬午本，两种嘉靖本以《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东原罗贯中”各自有据。也就是说，在嘉靖本之前，至少有两种以上的资料线索表明《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东原罗贯中”，从而后世无论从何处看，都只能把它作为同一“东原罗贯中”的作品，这大概是《三国演义》版本不止一个系统的多种明刊本都署“东原罗贯中”类字样而从无异说的原因。总之，《三国演义》作者“东原罗贯中”不仅有可见最早版本的证明，而且这种证明又是来自不同方面的互证，后世就更加不可以也不应当随便怀疑它。
最后，除了《三国演义》，还有《水浒传》（115回本）、《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传》、《三遂平妖传》等四部小说也署名罗贯中。这四种小说除《残唐五代史传》不题罗贯中籍贯，其他也均题“东原罗贯中编辑”类字样。一般公认罗贯中是《水浒传》的作者或作者之一，《水浒传》各版本中独有115回本《水浒传》题“东原罗贯中编辑”，以罗贯中为“东原”人，也不会完全没有根据。至于《残唐五代史传》与《三遂平妖传》有托名罗氏的可能，但为其托名的人也是以罗贯中为“东原”人，说明这四种小说作“东原罗贯中”的署名即使不尽可信，却都能从不同角度间接地起到旁证作用，加强《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的可信性。
当然，明人记载中也有说罗贯中是“钱塘人”、“杭人”、“越人”即浙江杭州人的，也有说他是“庐陵人”即今江西吉安人的，但是皆晚出，而且其口气似据传闻，比较“东原罗贯中”有《三国演义》等书版本的说明，并不足信。同时在上个世纪20年代之前，小说的地位还不够高甚至很低，很少有人在意罗贯中是哪里人，因而诸说并存，并没有什么争论。但在那时，多数读者因《三国演义》而知道其作者罗贯中，自然大都以他为“东原”人。但是，到了1931年，古典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研究受到学界空前重视。当时有赵斐云、郑振铎、马隅卿三位学者访书宁波天一阁，合抄明蓝格抄本《录鬼簿》公诸于世。其中《录鬼簿续编》所载“罗贯中”条是这样写的：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风云会》（赵太祖龙虎风云会）、《蜚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连环谏》（忠正孝子连环谏）
这条资料被当时乃至今日众多学者认作20世纪有关《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生平资料的唯一重大发现。近百年来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著作凡涉及罗贯中生平的，大都以此为据，弃多种明刊本“东原罗贯中”的题署等于不顾，称罗贯中为“太原人”，进而推论其生卒年等等。这就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籍贯“太原说”的由来。它不仅使包括“东原罗贯中”说在内其他诸说受到极大排斥，而且也给社会文化造成一定影响。最突出的是去年报载山西太原列《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入“三晋文哲壁”，弄出把《三国演义》开篇“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词镌为罗贯中所作的笑话[2]。
以《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为《三国演义》作者及其籍贯的根据，定《三国演义》的作者为山西太原人罗贯中，目前看来，是一件极不稳妥的事。理由也极简单，就是这条资料并没有说“罗贯中，太原人”写过《三国演义》。而我国从来同姓名现象屡见不鲜。我在《近百年〈三国演义〉研究学术失范的一个显例》[3]一文中已经举过许多古代的例子，而据中新江苏网8月21日消息：“南京大学……今年录取的1400多名新生中，竟有65人或两个或三个同名同姓，甚至还有四人共取一个名字。”这更加使我们相信，即使元明之际同姓名现象并不如今天这样严重，而在中国这样的姓氏文化传统里，“东原罗贯中”之外另有一个“罗贯中，太原人”——他是古代山西太原一位优秀的戏曲家——也并没有什么稀罕。“学贵有疑”，我们至少应当并且可以抱这样的怀疑。如果连这样的地方都径自确信无疑，那还谈什么科学精神、学术考证！而且，白纸黑字可以看得明白，《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条资料没有记载这位太原罗贯中写过《三国演义》，而多种明刊本《三国演义》显著标明“东原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研究者若不抱成见，据实立论，就只能无处说无，有处说有，而决不可从《录鬼簿续编》无中生有，推翻多种明刊本的实有；否则，就是对学术规范的冒犯。但是，这一种冒犯却由来已久，部分是因其始于大家名流而不得纠正，为一些学者盲目推崇而愈演愈烈，使我们不能不把它作为“学术失范”的个案加以批评。
这的确是一种“学术失范”。且不说我国古代治学要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等基本的态度和无征不信的原则，单就学术研究技术操作的层面而言，也有一个如何对待资料的规范问题，即要求对无论何种资料都要先经过认真无误的鉴别，弄清其真伪及其与所探讨问题相关的程度，看其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作证据。此即胡适所说：“凡做考证的人，必须建立两个驳问自己的标准……第一个驳问是要审查某种证据的真实性。第二个驳问是要扣紧证据对本题的相干性。”[4](P285)这是我国考证学最根本的传统，汉唐以来有成就的考据学者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近世学者把《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条用为研究《三国演义》作者资料，显然没有经过这样的驳问，所以就是“学术失范”；其论证没有在这条资料与《三国演义》作者之间建立起证据链，所以结论就不能服人。这看起来只是一条资料的适用不当，其实“学者考订史实是一件最严重的任务，是为千秋百世考证历史是非真伪的大责任”[4](284)，当事者又怎么可以掉以轻心？而后来者又怎么可以对如此明显的失误等闲视之或视而不见？
另外，退一步说，即使不排除“罗贯中，太原人”是《三国演义》作者的可能，但是，历史上有一段时间今济南长清为中心毗连东平的一带正叫做“东太原”。因此，这位“太原”罗贯中也有可能是“东太原”即山东东平人[5]。总之，上世纪30年代初《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条资料的发现，根本不足以改变明代以来有《三国演义》版本为据的“东原罗贯中”约定俗成的结论。这位世界性的大文豪是元代东原即今山东东平、汶上、宁阳一带人。他一生可能到过许多地方，所以他的籍贯有“杭人”、“庐陵人”等多种说法。但是，《录鬼簿续编》那位“罗贯中，太原人”，除了同姓名外，却很可能与《三国演义》没有任何关系，至少现在应当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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