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上版本、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以外，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东原罗贯中”而不是“罗贯中，太原人”，我们还可以从罗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文本风格及具体内容方面找到内证。当然，这是难得的，也未必十分可靠，但是结合已有研究，我们认为以下四例值得注意：
　　一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诸书风格看，《三国演义》作者不可能是“罗贯中，太原人”。我的理由是，这位太原罗贯中“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是一位浪迹江湖的诗人气质很重的文学家。他可以以诗笔为戏曲——也确实是一位戏曲家，却好像很难成为一个以史笔为小说的演义家——《录鬼簿续编》“罗贯中”条也正是没有他写作《三国演义》等小说的记载。此原因无他，大概史与诗的分野或界限，即使到了野史小说与乐府、隐语以及戏曲同属文学的范畴而更为接近的地步，其在风格手法也有很大区别甚至难以兼容的地方。所以，古代作者于诗、戏曲与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很少兼擅。象吴伟业的戏曲，李渔的小说，其实都与他们各自擅长的诗歌、戏曲是两样文字，一副笔墨。而《三国演义》、《水浒传》并非不具诗意，很多描写也可以说有戏剧性的，但其总体风格毋宁说是史笔。所以与《红楼梦》不同，书中没有或者极少作者自撰的诗文，而多引“史官曰”、“后人有诗叹曰”或沿用书场的韵语，也不甚依赖戏曲家常用的误会与巧合等构造情节，更看不出作者有刻意显扬文才的表现。而如果《三国演义》的作者象吴伟业、李渔那样是一位诗人或戏曲家，恐怕少不了“传诗”之想，总要忍不住自己“叹曰”一番。总之，就作者性情、文笔风格而论，笔者宁肯相信“据正史，采小说”写作《三国演义》的罗贯中是那位“有志图王”的罗贯中——他当是一位史家作风很重的人，而不敢相信那位诗人气质很重的“太原人”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
　　附带说到，作家总是就其所熟悉的题材进行创作，如果这位“罗贯中，太原人”是一位戏曲家而且还是《三国演义》作者的话，那么他至少应该写有一部三国戏曲，或者在他的戏曲中有与三国相关的内容、语辞等。但是，我们还未见有研究者举出这方面的证明来。这岂不是说，不仅《录鬼簿续编》没有载他写有《三国演义》，而且他的文学创作与三国题材根本就不沾边？
　　二是已故著名学者王利器先生为“东原说”所找出的根据之一：“我之认定罗贯中必是东平（即东原）人，还是从《水浒传》得到一些消息的。《水浒全传》有一个东平太守陈文昭，是这个话本中唯一精心描写的好官，东平既然是罗贯中父母之邦，而陈文昭又是赵宝峰的门人，也即是罗贯中的同学，把这个好官陈文昭说成是东平太守，我看也是出于罗贯中精心安排的。”[6]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也启发了新的思路。以至于信从《三国演义》作者为“罗贯中，太原人”的研究者，也发现了于己说有利的论据，如所举《三国演义》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关羽是山西解州人之类，却实在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关羽作为“武圣人”，决不是只有太原人才崇拜他。倒是另有学者为“太原说”找出的根据之一，即发现繁本百回本《水浒传》第99回顾大嫂“封授东源县君”，以为罗若是东原人的话，就不该把“东原”错为“东源”。但是，在我们看来，却相反地成为《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的又一内证。
　　三是正如发现者所指出，上引“封授东源县君”中“‘东源’二字，在简本中，或同……或作‘东原’（例如115回本）”，这使我们很容易想到“东源”的“源”字是“原”字在传抄翻刻过程中的音讹，“东原县君”才是作者原文。其间道理也并不复杂：我们知道，《水浒传》极少虚构郡县地名，而历史上虽无“东源县”，却有“东原”地，并且是载在《书经》的。所以，虽然古代称“东原”的地方也有一些，甚至《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21《诸葛亮六出祁山》则还提到陕西渭水之滨的“东原”，小字注说“地名”，但是《水浒传》写山东事，我们只能相信“东原县”是作者据《尚书·禹贡》古“东原”之称的捏造。按照例一举王利器先生所开辟的思路，顾大嫂在《水浒传》中是最后活下来的唯一女将，作者因《尚书》“东原”而捏造出一个“东原县”来，为顾大嫂结末“封授”为“君”之称，也应该不是无所谓的安排；而可以作这样的推断：罗贯中若果为山西太原人，就难得想到为顾大嫂封一个“东源（原）县君”；而只有在“东原罗贯中”笔下，这个“女将一员，顾大嫂，封授东源（原）县君”的设计才合乎情理。
　　第四个内证是东原即山东东平与泰安临近，今东平为今山东省泰安市属县，《水浒传》第73至第74回写那位在泰安州东岳庙前设擂，“自号擎天柱，口出大言”，后来被燕青“撺下献台来”的任原，倒是“太原府人氏”。这当然不是作者有意褒贬这两大名区。但是，可以看出作者对临近东平的泰安州东岳庙至少是熟悉的，而对“太原”并无“故土”情结。进一步，又把《水浒传》（120回本）行文中一回称“太原府”，一回称“太原县”，而对“东平”一例称“东平府”的情况相比较，可知作者对“东平府”和“太原府”熟悉、认知乃至热情的程度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对“东原”有某种“故土”情结呢？
　　以上四点作为“东原罗贯中”的内证，各自来看，有的还可以说比较牵强。但是，合而观之，就不能不承认《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不像是“罗贯中，太原人”；他在小说中对东原（东平）情有独钟的诸多表现，与各版本“东原罗贯中”的题署与记载相印证，说明《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是可信的。
　　当然，《水浒传》成书过程漫长，前后文本变化很大，而今存可据考者已经不多。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上述四例一定都是罗贯中所为。但是，即使如此，也仍然不能根本动摇“东原罗贯中”的可信性。因为，极端的情况虽然并不完全排除，但是，在确认此书为罗贯中所著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者对罗氏籍贯一般只在“东原”或“太原”二者之间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四例中只要有任何一例可靠，特别后三例中那怕只有一例是《水浒传》的编定者罗贯中亲笔所为，也足以说明他不是山西太原人，而是东原即山东东平人。
　　总之，在对《三国演义》作者籍贯作了尽可能详尽的“内查外调”之后，我们只能尊重多种明刊本“东原罗贯中”的古传，而不能信从据《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断《三国演义》作者为太原人罗贯中的新说。进而近百年来各种教科书与传媒几乎无不以“罗贯中，太原人”为定论，客观上封杀了“东原罗贯中”等其他诸说的偏颇，也应当尽快修正为以有版本为据的“东原罗贯中”说为主、诸说并存的客观表述上来。若不得已而简言之，自应以《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东原（今山东东平、汶上、宁阳一带）人为是。至于杭州、庐陵，则应该是他南下后的客籍。而《录鬼簿续编》所谓“罗贯中，太原人”只是一位优秀戏曲家，还不能说他与《三国演义》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从而这条资料能否用于《三国演义》的研究也还不确定，只能悬置或存疑——目前看来，《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籍贯“太原说”完全是想像力的产物。
　　尽管如此，从最彻底的意义上说，《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东原说”还不是最后的结论。但是，在这类问题上，研究者不能更起古人而问之，从来能做到的，不过言之有据，言之成理；信所当信，疑所当疑。在这个意义上，罗贯中籍贯“东原说”就是这一学术问题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A].三国志通俗演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　杨荣.太原“三晋文哲壁”错误百出[N].光明日报，2001-09-15.
　　[3]　杜贵晨.近百年〈三国演义〉研究学术失范的一个显例[J].北京大学学报，2002,(2).
　　[4]　胡适.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A].读书与治学[C].北京：三联书店，1999.
　　[5]　杜贵晨.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A].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C].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6]　王利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上篇）[J].社会科学研究，1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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