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临终，慨然托孤于诸葛亮，并遗诏训诫太子刘禅：“卿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禅即位后，谨遵父亲遗命，对诸葛亮极为敬重，充分信任，“凡一应朝廷选法、钱粮、词讼等事，皆听诸葛丞相裁处。”（第85回）此后的十二年间，尽管他早已成年，完全可以自作主张，却一直把军政大权都交给诸葛亮，十分放心。诸葛亮治理蜀中，发展经济，与吴国恢复同盟关系，他总是乐观其成，从不干预；诸葛亮亲自南征，几度北伐，他总是予以支持，从不掣肘（《三国演义》第100回写诸葛亮气死曹真，打败司马懿，后主却听信宦官传奏的流言，下诏宣诸葛亮班师回朝，纯属虚构）。如此放手让辅政大臣行使职权，不疑心，不捣乱，不横加干涉，在整个封建时代实不多见。当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时，他派尚书仆射李福前去探望，并咨询国家大计；诸葛亮推荐蒋琬、费祎为接班人，他又虚心采纳，先后任命蒋琬、费祎为执政大臣。当诸葛亮逝世的噩耗传来，“后主闻言，大哭曰：‘天丧我也！’哭倒于龙床之上。”（第105回）诸葛亮的灵柩回到成都，“后主引文武官僚，尽皆挂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后主放声大哭。”（同上）不仅如此，刘禅对诸葛亮始终追思不已。诸葛亮逝世九年之后，他又招其子诸葛瞻为驸马，后来还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今陕西勉县定军山前）。这证明他确实是真心诚意地崇敬诸葛亮。比之许多薄情寡义，功臣一死（甚至还没死）便翻脸不认人的最高统治者，这也是非常难得的。诸葛亮呢？也一直恪守“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既是支撑蜀汉政局的擎天栋梁，又是拥有“相父”之尊的刘禅的精神靠山。首次北伐前，他上《出师表》，谆谆叮嘱刘禅：“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第91回）而在《演义》虚构的那个刘禅听信流言，下诏宣诸葛亮班师回朝的情节里，诸葛亮面见刘禅后，先是戳穿“朕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诏回”的托词，指出：“必有奸臣谗谮，言臣有异志也。”接着不无愤慨地质问：“今若内有奸邪，臣安能讨贼乎？”对此，刘禅始则“默然无语”，继而赶快认错：“朕因过听宦官之言，一时召回丞相。今日茅塞方开，悔之不及矣！”最后，“孔明将妄奏的宦官诛戮，余皆废出宫外……拜辞后主，复到汉中……再议出师。”刘禅则恭恭敬敬地完全听其处置（第101回）。在这里，刘禅没有君主的威风和霸道，诸葛亮则有辅臣的自尊和“恨铁不成钢”的遗憾，这哪里像“愚忠”者在君主面前的乞哀告怜呢？

　　诚然，诸葛亮最终为蜀汉献出了全部智慧和心血，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里当然有报答刘备知遇之恩的心愿，但决非不问是非的片面忠于刘备父子，其中更有兴复汉室，拯救黎庶，重新统一全国的宏图大志。正因为这样，千百年来，诸葛亮的忠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肯定和崇敬。综观他与刘备的关系，既有“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史实依据，又经过罗贯中的浪漫主义改造，寄托了历代志向远大的士大夫对“君臣遇合，谊兼师友”的理想关系和“帝王师”的人格定位的向往和追求。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对“君尊臣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主奴关系的否定和批判，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由此可见，“愚忠”二字，是扣不到诸葛亮头上的。

三、如何看待“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现代一些学者对诸葛亮艺术形象有所批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先生的这段话：“至于写人，亦颇有失……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④

　　对此应该怎么理解呢?

　　我认为，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按照严格的现实主义文学标准，指出《三国演义》表现诸葛亮的“多智”有过头之处，这是有道理的，所谓“近妖”，是指作品个别地方对诸葛亮的谋略夸张过甚，表现出神化倾向；然而，这并非《演义》的主流，绝不意味着作品对诸葛亮形象塑造的根本失败。从总体上来看，作品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仍然是非常成功的。这里特别要强调这样几点：

    第一， 全面把握《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我曾经在一本书中强调指出：

　　在创作方法上，《三国演义》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古典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

　　综观全书，罗贯中紧紧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大致反映了从东汉灵帝即位（168年）到西晋统一全国（280年）这一历史时期的面貌，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罗贯中都予以关注，都大致按照史实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趋势，作了不同程度的叙述与描写。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要人物，罗贯中在把握其性格基调时，都力求实现艺术形象与其历史原型本质上的一致。这样，就使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是人们普遍承认《三国演义》“艺术地再现了汉末三国历史”的根本原因。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像，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⑤

　　作品中的诸葛亮形象，正是既实现了“与其历史原型本质上的一致”，又进行了充分的理想化，“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这种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不仅体现了罗贯中本人“好奇”的审美倾向，而且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小说“尚奇”的艺术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智慧和谋略的竭力渲染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二，《三国演义》对诸葛亮智谋的夸张和渲染，可谓由来有自。早在西晋末年，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为诸葛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李兴撰文，其中便写道：

　　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甃，又何秘要?！⑥

　　这里已经为诸葛亮的才干和谋略抹上了神秘的色彩。而且，裴松之还引用多条材料，对诸葛亮的谋略加以渲染。及至唐代，诸葛亮已被称为“智将”。到了宋代，大文豪苏轼作《诸葛武侯画像赞》，更是对诸葛亮的谋略大加颂扬：

　　密如神鬼，疾若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

　　“人也？神也？仙也”的赞叹，更加突出了诸葛亮的“神奇”。沿着这一思路，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又进一步写道：

　　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司马仲达曾道：“来不可□，□不可守，困不可围，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卷中《三谒诸葛》)

    这就完全把诸葛亮神化了。

　　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平话》中的诸葛亮形象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删除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之类的神异描写，使诸葛亮形象复归于“人”本位——当然，是一个本领非凡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杰出人物。书中对诸葛亮智谋的描写，大都有迹可循，奇而不违情理。在政治谋略方面，作品写诸葛亮的“隆中对”、智激孙权，基本上是依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记载加以叙述，并无多少夸张。在军事谋略方面，作品写诸葛亮火烧博望、火烧新野、草船借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空城计等事，尽管颇多虚构，但要么早有野史传闻或《三国志平话》的相关情节作基础，要么是对史实的移植与重构，即使纯属虚构，也编排有度，大致符合情理⑦。这样的智谋，虽有传奇色彩，却并非神怪故事；虽非常人可及，却符合人们对传奇英雄的期待。这与全书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是一致的。

　　第三，应该承认，《三国演义》在表现诸葛亮的智谋时，确有少数败笔。一是作品的后半部分，个别情节违背历史和生活的逻辑，勉强捏合，夸张过甚。如第101回《出陇上诸葛装神》中写魏军“但见阴风习习，冷雾漫漫”，却无法赶上诸葛亮，并借司马懿之口称诸葛亮“能驱六丁六甲之神”，会“缩地”之法，便明显带有神异色彩。二是罗贯中出于对诸葛亮的热爱，有时对其失误之处也苦心回护，导致个别情节不合情理。如第105回“遗计斩魏延”，本来想表现诸葛亮料事如神，早有先见之明，却无法完全掩盖诸葛亮对待魏延的不当之处，结果欲益反损，反而使读者感到难以信服⑧。这种情节虽然不多，却有可能让人产生“近妖”的感觉。

　　第四，应该注意将《三国演义》与其衍生作品加以区别。几百年来，在《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对其进行改编与再创作，从而产生出大量的、各种门类的衍生作品。这些衍生作品，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演义》的传播渠道，扩大了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演义》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有所强化，有所发展，有所变异。例如：《三国演义》写诸葛亮的装束，初见刘备时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第38回）；赤壁大战后南征四郡，也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第52回）；首次北伐，与王朗对阵，则是“纶巾羽扇，素衣皂绦”（第93回）。这些描写，来源于东晋裴启所撰《语林》对诸葛亮衣着风度的记载：“乘素舆，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鹤氅”亦为魏晋士大夫常用服饰，《世说新语》等书屡见不鲜。而在明清以来的某些“三国戏”和曲艺作品中，诸葛亮动辄穿上八卦衣，自称“贫道”，言谈举止的道教色彩越来越重，其计谋的神秘意味也有所强化。如果有人从这类作品中得到诸葛亮形象“近妖”的印象，那是不能都记在《三国演义》的账上的。

　　总之，尽管《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描写存在少数不当之处，但只能算是白璧微瑕。从总体上来看，诸葛亮形象仍然是全书塑造得最为成功，最受人们喜爱的不朽艺术典型，永远启示和激励着后人。

注释：

　　①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收入拙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②参见拙著《三国演义评点本》前言，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拙著《三国演义新探》节录其第四部分。

　　③《三国志·蜀书·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

　　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上）。

　　⑤参见拙著《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63～6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⑥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

　　⑦参见拙著《三国演义辞典》的《情节》部分有关辞条（巴蜀书社1989年6月第1版）及《三国漫话》的《名段鉴赏》部分有关篇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⑧参见拙作《论魏延》，原载《三国演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