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著名的“空城计”，无疑是《三国演义》第95回描写的那段故事了：第一次北伐时，诸葛亮得知街亭失守，立即作好大军撤退安排，并亲引五千军到西城搬运粮草。忽然飞报司马懿率15万大军杀奔西城而来。当时，诸葛亮身边无一员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军队，已分一半运粮草而去，城中仅剩二千五百军士，战、撤均不可能。诸葛亮镇静自若，乃命偃旗息鼓，大开城门，每一门仅用军士20人，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诸葛亮本人则披鹤氅、戴纶巾，到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身边仅有二小童，一捧宝剑，一执麈尾。魏军来到城下，皆不敢进。司马懿因诸葛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怀疑其有埋伏，立即下令退军。诸葛亮军因此化险为夷。
　　可是，《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而非史籍，它所描写的诸葛亮“空城计”，许多人认为并非史实。那么，历史上有没有“空城计”?又为何会使诸葛亮成为最著名的“空城计”的施行者呢?
　　
　　一、三国时期确有“空城计”
　　诸葛亮所在的三国时期，史书明确记载的确发生了数次“空城计”。
　　据《三国志·吴书·黄盖传》记载：赤壁之战后，“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黄)盖领太守。时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敌，因开城门，贼半入，乃击之，斩首数百，余皆奔走，尽归邑落。”吴将黄盖在武陵开城门拒敌之计与“空城计”所不同的是“贼半入，乃击之”；但因其众寡，“自以不敌，因开城门”又与“空城计”相类似。
　　据《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记载：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得知曹军积蓄军粮于北山下，遂命黄忠前往偷袭，以赵云屯兵于侧，策应黄忠。黄忠过期未还，赵云率数十骑出营迎视，正遇曹军扬兵大出。赵云且战且退，“公(曹操)军追至围，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雷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后射公军。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
　　据《三国志·吴书·朱桓传》记载：吴黄武元年(222年)，魏将曹仁欲取濡须，却佯说要攻羡溪。吴濡须都督朱桓“分兵将赴羡溪，既发，卒得仁进军拒濡须七十里间。桓遣使追还羡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时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日：‘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诸君闻曹仁用兵行师，孰与桓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诱致仁。”曹仁以为朱桓没有防备，盲目攻城，被打得大败。
　　据《三国志·魏书·文聘传》注引《魏略》记载：魏黄初七年(226年)，孙权领五万众围文聘于石阳，时逢大雨，石阳城崩未治。“聘闻权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潜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权果疑之，语其部党日：‘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动，此不有密图，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关于此次“空城计”，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因其与本传“孙权以五万众自围聘于石阳，甚急。聘坚守不动，权住二十余日乃解去。聘追击破之”的记载有差异，故怀疑文聘敕城中人不得见，自卧舍中不起可能是当时魏人的故事传说，因而在引注这条资料后特别说明：“《魏略》此语，与本传反。”
　　
　　二、诸葛亮“空城计"史载有分歧
　　裴松之不仅对文聘“空城计”提出了疑义，他更对所引《蜀记》所载诸葛亮“空城计”提出了驳斥。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郭冲三事”载：
　　(诸葛)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司马懿)率十二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裴松之是不相信这段记载的。他认为，考察史实，诸葛亮从来没有在阳平关拒守魏军，司马懿也没有到阳平关与诸葛亮交过战。诸葛亮初屯阳平关在蜀建兴五年(227年)，那时司马懿正以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而屯于宛城，两人相距一千多里以外，当无可能进行交兵。司马懿后来对诸葛亮用兵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蜀建兴八年与曹真等三路伐蜀，他由西城进军丹口，遇雨班师，双方并未接触；另两次是诸葛亮最后二次北伐时，他在魏境的祁山与渭南相拒，足迹亦未至阳平关。从情理分析，司马懿既举兵二十万，又知诸葛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再者《魏延传》明说：“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一向谨慎的诸葛亮尚不许魏延为“万人别统”，阳平关又是他伐魏战争的重要基地，岂可能“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仅以轻弱自守。尤其这番话是郭冲对司马懿之子司马骏说的，而“对子毁父，理所不容”，更何来司马骏“慨然善冲之言”呢?所以，裴松之断定：“此书举引皆虚。”[1]
　　不能说裴松之对诸葛亮“空城计”记载的驳斥没有道理。但是，裴松之既然将这条资料选辑于《三国志》注中，就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根据。
　　三国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有关三国的许多史料、传说被发掘出来，记载诸葛亮的资料相当丰富并且活跃。南朝刘宋人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对当时的“异闻”深感“每多舛互”：有的是“纰缪显然，言不附理”；也有的“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究竟是史实还是传闻已经“判不能断”[2]了。这些情况既指整个三国史料而言，亦包括诸葛亮的资料在内。
　　既然那时就已经深感有些资料“判不能断”，那么裴松之的“驳斥”就仅是一家之言，对该资料采用选注，而不是淘汰的这一引注的事实，仍然表明了对该资料的重视；换句话说，即该资料所载之事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三国时期的几次空城计外，还有很多。
　　据《春秋经传集解》卷三鲁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公元前666年秋，楚令尹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秩之门。”郑示楚以闲暇，“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认为“郑有人焉”，不敢进，等诸侯援军一到，“楚师夜遁”。
　　据《晋书·刘琨传》记载，西晋末怀帝永嘉年间(304年－313年)，刘琨“在晋阳，尝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歔欷，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记载，南朝刘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十一月，“(后)魏兵攻济南，济南太守武进萧承之帅数百人拒之。魏众大集，承之使偃兵，开城门”，部下不解，以为是轻敌。萧承之说：“今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唯当见强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记载，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年)五月，“突厥数万众寇晋阳，轻骑入外郭北门，出其东门。(唐公李)渊命裴寂等勒兵为备，而悉开诸城门，突厥不能测，莫敢进。”
　　据《旧唐书·张守珪传》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吐蕃寇陷瓜州，瓜州刺史张守珪“领余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城中人相顾失色，……守珪日：‘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琏纵兵击败之”。
　　据《十国春秋》卷七《周本传》记载，五代吴高祖天裙十五年(918年)七月，闽、楚、吴越将兵二万攻信州，信州兵不满数百，逆战不利，吴越兵围信州数匝。信州刺史周本“命启关，张虚幕于门外，召僚佐登城，数作乐宴饮。飞矢雨集，略不为动。吴越疑有伏兵，解围去。”
　　以上所举，仅是《三国演义》成书前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许许多多“空城计”中的几例而已。它们无疑为《三国演义》创作“空城计”提供了可资汲取的丰富材料。
　　
　　四、《三国演义》对“空城计"的完善
　　诸葛亮治蜀二十年，安抚百姓，约制官吏，赏罚公平，法治严明，被人誉称为“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3]。而且他清廉谨慎，克己奉公；对待部属，开诚布公，操劳国事，鞠躬尽瘁。所以，当这个杰出的政治家退出了历史舞台，就引起了蜀人的深情悼念，《襄阳记》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到蜀汉末年，“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这种“蒸尝止于私门”的纪念活动更加广泛而深入，朝廷被迫在沔阳为之立庙。
　　由于诸葛亮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很大，又深得民心，所以产生了许多有关诸葛亮的故事传说。诸葛亮死后约四十年，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中即说：诸葛亮“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袁准也在《袁子》中说：“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日‘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
　　在有关诸葛亮的传说里，除了继续表现他忧国勤政外，还突出了他战胜强敌的杰出军事才能，而后一点，多少是有悖于史实的。
　　《三国志》所注引的诸葛亮“空城计”，即是突出他的军事才能的。本来，如果仅是《三国志》的注引，影响不会很大，就像历史上发生的许多“空城计”一样，不下功夫在史料中征引，是不会为许多人所熟知的。诸葛亮“空城计”之所以影响特大，完全是《三国演义》的功劳。
　　据苏轼《东坡志林》记载，还在北宋时，当时城里小孩就带钱去听“说三国”的“讲史”。除了说书艺人“说三国”外，还有影戏、戏曲表演三国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刊行的《全相平话五种》中的《三国志平话》，文字虽简率，却已具有后来《三国演义》故事的主要情节。《三国志平话》中，也有一个诸葛亮“空城计”故事，主要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