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历来的普遍性定论是“奸雄”。此论犹盖棺之钉，将曹操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但若细细推论起来，怕也未必如此；坦率地说，此论既不确更不当。本文即从曹操不是奸邪篡逆之人，曹操为什么不篡汉自立说起，以事实论证并得出了与人们印象中的曹操形象完全相反的结论，特别是对 “以发代首”、“梦中杀人”、“借粮官之头以平众怒”以及那句流传千古“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等为人们所熟悉的典型事例，做了一番完全不同的诠释。是狂妄邪说，还是荒谬胡言？不妨耐心一阅（此文有些长，其重点在该文后半部），并以此就教于诸位大家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很少有哪一个人象他那样似奇峰突兀，惹人注目。在其生前，权势赫赫，功德巍巍，但也谤议多多，令人侧目；在其死后的千百年中，更是毁誉有加，褒贬不一；甚至在同一朝代也遭遇殊异：时而受到热烈称赞，几可捧到天上;时而又遭无情鞭挞，足可令坠地狱。此人便是曹操。

提起曹操，自然就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奸雄。这几乎成了曹操的专用代名词。人们欣赏其雄，更切齿痛恨其奸。每与敌对阵，对方总是毫不留情地当面斥骂他“欺君篡政”，“名为汉相，实为汉贼”。

哲学上有这样一个命题：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的哲学意义，就是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必然规律，都有其合理的“内核”，都有使其发生、发展直至衰亡的环境、条件和因素，而不论其是进步还是反动，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我们对曹操的所作所为亦当作如是观。

        曹操不是奸邪篡逆之人

首先应该确定一点：曹操不是奸邪篡逆之人。

其理由如次：

第一，从宏观的角度看，朝代更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从东汉末年的具体情势来看，朝代更替也已成了社会前进的紧迫而必然的趋势，既非任何个人力量所能扭转，亦非因曹操企图篡逆所使然。

东汉末年，是一个社会矛盾纷繁复杂、激烈动荡的年代，延续四百年的汉王朝已处于末期，濒临崩溃的边缘。从《三国演义》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也不难察觉到这样几点：一是由于最高封建统治者崇信宦官，大权旁落，致使“十常侍卖官鬻爵，非亲不用，非仇不诛，以致天下大乱。”宦官得势，正派贤良忠诚之士必然受到排挤、打击，乃至迫害，因“禁锢善类”，形成“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三国演义》第一回，下同）。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对后主刘禅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桓、灵也！”（第九十一回）一向以最敬畏、最矢忠于汉天子的刘备、诸葛亮竟然对桓、灵二帝达到了“叹息痛恨”的程度，可见当时是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又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二是“人心思乱”的直接后果是诸侯拥兵自立，地方军阀割据，这又从其统治阶级内部和基层政权进一步催促了汉家王朝土崩瓦解的进程。这些都表明东汉王朝已经从根基上腐朽撼动了，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不是任何外在的力量，而是它自己把自己推到“非亡不可”的危险境地。三是随着群雄并起，相互攻伐吞并的不断进行，更使广大百姓沦于水深火热之中。如在十八路诸侯兴兵讨伐董卓失败后，各路诸侯相互火并，曹操在描述这段历史时曾慨叹：“铠甲生虮虫，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嵩里》）。这是何等惨烈的景象，就连以极富铁的政治、军事手腕的曹操都感叹“念之断人肠”！建安元年，是岁又大荒，做为堂堂国都的洛阳居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尽出城去剥树皮、掘草根食之。”就连朝廷命官，“自尚书郎以下，皆自出城樵采，多有死于颓墙坏壁者。”（第十四回）残酷的经济剥削，再加上战争的无情摧残和蹂躏，迫使人民武装起义，“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贼势浩大，官军望风而糜”（第一回）。汉天子的皇帝宝座在农民造反的呐喊声中摇摇欲坠，而此时的汉献帝刘协，也不过是不谙世事的孩童而已，连已死董卓的部将都可对他颐指气使。在这样的情势下，汉天子不仅失去了统御全国的基础和权威，也失去了号令天下的资质和能力。因此，首先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主动权的曹操，从表面看，似乎是在把持朝政，欺君罔上，企图篡逆自立；实际上是继续维持和保护了汉室天下。曹操曾说要不是他在朝执政，还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话并不虚谬。当然，做为封建时代有理想、有作为的政治家，也不排除其有假借汉家名份和旗号以积蓄壮大自身力量，扫灭群雄，成就大业的私下打算。

第二，曹操是在出仕过程中，逐步确立起远大志向的，但他并不打算取汉帝而代之，起码在他有生之年决不如此。

其一，建安十五年春（公元210年），曹操为庆赏在邺郡（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建成的铜雀台，令武将以骑射为乐，令文官进佳章以纪其胜事。诸人在“诗中多有称颂曹操功德巍巍，合当受命之意”。为此曹操动情地向属下全面剖露了自己的心迹，从那充满感情的袒言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出他心路发展的轨迹，并且不能不信服他当众明确宣布的“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第五十六回）曹操这话确为由衷之言，肺腑之语。何以见得？心理学告诉我们，面对属下的文官武将，曹操不可能装腔作势说假话，这既不符合他自身性格，也不符合当时情势。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悉尼.乔拉德和特德.兰兹曼说：“在什么条件下，人们才能对他人真实坦率地表露自己呢？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对他人是否值得相信的知觉”;“另一个因素似乎是对安全和自尊的重视程度。那些相对来说不怕别人的人和那些自认为是受欢迎的人与那些没有安全感、有依赖性的人相比，更会乐意让别人了解自己。”（1）很显然，曹操完全符合上述两种因素。而且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曹操又袒言宣布“但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孤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第五十六回），其言何等坦率、直露！他并非骄狂、虚妄而确是赤诚、磊落地宣称：“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由此可见，曹操上述所言决非虚言诳语。

其二，曹操数次劝诫、禁止他人传言所谓他应“代汉而有天下”之意的征兆之事。一是曹操奉诏从山东起兵来京护驾，救出被李傕、郭汜等百般羞辱、蹂躏的汉献帝后，“时侍中太史王立私谓宗正刘艾曰：‘吾仰观天文，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斗牛，过天津，荧惑又逆行，与太白会于天关，金火交会，必有新天子出。吾观大汉气数将终，晋魏之地，必有兴者。’又密奏献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代汉而有天下者，当在魏。’”如果说曹操有篡逆之心的话，那么这是一次何等难得的机会，而且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命”所示！但“操闻之，使人告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第十四回）二是在曹操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后，有近百岁的数位父老“箪食壶浆以迎之”，并对操说：“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人殷馗善晓天文，夜于此，对老汉等言：黄星见于乾象，正照此间。后五十年，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今以年计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敛于民，民皆怨之。丞相兴仁义之兵，吊民伐罪，官渡一战，破袁绍百万之众，正应当时殷馗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对此，曹操只是笑一笑：“何敢当老丈所言？”（第三十一回）在古代，人们往往把现实中的吉凶祸福同当时的气象灾异对应、联系起来，认为人间的一切都有上天的征兆；而朝代的变迁也是由上天安排，并由上天来显示、预兆的。近两千年前的曹操，敢于冲破这种传统观念，社会意识，已非属俗人；又不假借此成个人帝王之梦，更足见其心之诚，其行为犹足可贵！

其三，曹操下属多次劝谏他“受九五之尊”，但每次他都明确拒绝；于是众人退而求其次，劝谏他进封了魏公、魏王，但就是不登帝位。就在曹操病重去世前，孙权致书曹操，称“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正大位”。曹操看透孙权的不良用意，笑着对群臣说：“是儿欲使吾居火上耶！”属下群臣也再次乘机上谏：“汉室久已衰微，殿下功德巍巍，生灵仰望。今孙权称臣归命，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应天顺人，早正大位。”而曹操却一笑说：“吾事汉多年，虽有功德及民，然位至于王，名爵已极，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第七十八回）。

周文王何许人？周文王即姬昌，受商封为西伯，因他关心民间疾苦，礼贤下士，曾据有天下的三分之二，仍然向殷王辛称臣，故而孔子在《论语.泰伯》中称赞姬昌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熟读古籍、诗书的曹操说：“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他确实要以周文王为榜样，做一个周文王式人物。而就在此之后不久即病重归天，可以说善始善终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其四，曹操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表明自己“甘居臣下”的想法和做法完全是真诚的。史志记载，朝廷给曹操的封地是四个县，享受三万户的租税，为了表明自己并无“非份”之想，也杜绝他人之谤议，他主动交还朝廷三个县的封地，同时交还二万户的租税，自己只留一个县的封地，一万户的租税。

其五，曹操本人不仅决不篡位称帝，而且从大局出发，也坚决反对和制止他人随意行“废立”之事。《三国演义》中，董卓擅行“废立”，是曹操第一个站出来发矫诏，树义旗，招集十七路大军讨伐董卓。另据史志记载，“冀卅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曹操），太祖拒之。芬等遂败。”还有一次，“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曹操仍然“拒之”。汉献帝初平四年（194年），“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取泰山华、费，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谦，下十余城，谦守城不敢出。”（2）这些显然为稳定政局，延续、巩固汉室江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突出刘备的正统地位，达到贬曹尊刘的创作目的，《三国演义》作者不仅对上述四、五条中史实部分隐略不提，而且还颠倒黑白，把陶谦描绘成忠厚老实的谦谦君子，本来诚心诚意要和曹操搞好关系，着意派兵护送曹父一家，但却造成其全家被杀，成了好心办砸了事的冤大头，完全掩盖了他出兵支持阙宣造反称帝的大逆不道行为；孔融、刘备则成了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济陶谦于危难的“志士仁人”。不仅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