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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与袁绍讨论如何争得天下时，曹操只用了一句话：“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他言简意赅地说出了一个真理。但如何“以道御之”？这不仅仅是个技术手段问题，更是显示其精神境界和折射其心灵的大问题。其实，如何对待别人，其实质就是如何看待自己。严格自律，既是曹操的基本心理素质之一，又是他“以道御之”的真谛。试举几例。
自律之一：毫无疑问，对人的最大尊重，就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曹操深切地了解这一点，因此不仅在思想上对智力的价值予以充分重视，而且在实践中充分发挥智力的作用，并用自己的真诚去努力体现这一切，从而以一己之诚换来众人的忠诚与智慧。这是曹操“以道御之”的基本原则。众所周知，曹操本人就是个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统帅，但他不以此自矜，而是警诫自己虚怀若谷，真诚地去发挥“团队”的优势和作用。在这当中，既善于广泛征求意见，听取各种声音，又善于择其优而从之，心有主见，不人云亦云。每遇大事，都要召开会议，一起分析、探讨和确定大政方针，具体战略、战术以及方法、步骤；尤其是在大的战役前要召开会议确定对策，战役进行中随时召开会议，有的谋士没有随军，还要去信专门征求意见。如在与袁绍的对峙中，正是因为写信征求了远在许都的荀彧的意见，坚定了信心和决心，从而取得了胜利，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自律之二：清醒地认识个人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公允地评价属下的功绩，并及时而妥善地赋予必要的荣誉和职位，使上下之间不仅是“臣属”与服从的关系，而更是祸福与共、上下一体的知己关系。这是曹操“以道御之”的基本手段。例如讨伐马超时，他先用骄兵之计，继用反间之计大胜马超，众将都十分敬服，称赞说“丞相神谋，众不及也”，而曹操虔诚地回应说“亦赖汝众文武之力”。赤壁之战前夕，曹操宴长江赋诗，尽管是自负但也不乏兴奋而豪迈地对众人说：“……今吾有百万雄师，更赖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后，天下无事，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太平。”（第四十八回）曹操真诚而自然地说出“更赖诸公用命”，尤其是突出“更”字，无疑会在众文武的心理上投下一片阳光，对他们自我价值的高度肯定，会激励他们做出更大贡献，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就连原属袁绍、袁术、吕布、张鲁等手下的，如张辽、张郃、郭嘉、贾诩等一大批有杰出才华的谋臣武将，或主动依附或在战斗中归降，都为曹操立下了赫赫功绩，除于禁极个别人外，都死心塌地效命于曹操麾下。当然曹操也决不会忘记或忽略他们，建安十二年春二月（公元207年），他就专门下过一道令：“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功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13）于是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并对死者的遗孤，按不同情况，免除徭役、赋税。应该说象曹操这样头脑清醒，有较强的自律意识，能比较正确地对待自己和属下的封建政治家还是不多见的。
自律之三：不以自己的喜厌好恶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善于和乐于听取不同意见，鼓励、支持敢于提出和坚持不同意见者。曹操平定并州后，与诸人商议西击乌桓。曹洪等人认为：“袁熙、袁尚兵败将亡，势穷力尽，远投沙漠；我今引兵西击，倘刘备、刘表乘虚袭许都，我救应不及，为祸不浅矣：请回师勿进为上。”郭嘉则经过分析利弊，指出“虽虚国远征，公无忧也。”曹操采纳了郭嘉的意见，取得了西击乌桓的胜利。曹操回到易州后，重赏先曾谏者，并对他们说：“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乃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第三十三回）而就在此事的前一年（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专门下了一道《求言令》，在令中他明确提出“诫在面从”，意思是说最应注意和警惕的是当面服从，而其实心里有不同意见不说，因为近年来他很少听到好的意见了。为此，他自我检讨说这恐怕是我征求意见做得不够的过失吧！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要求从现在起丞相府里的官员及各州的官吏，在每月月初，每人都要用文字报告他在各方面存在的缺点、差错，他并将亲自审阅这些报告。曹操如此开明、大度，下属怎能不竭忠尽力！其自警自律之心，即使在今天，恐怕也不失为“楷模”。
骄狂与自卑：曹操真实形象的另一面
上面我们简略分析了曹操的一些性格主导特征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素质，正是这些成就了曹操辉煌灿烂的人生。然而人无完人，曹操也必不可免地存在一些消极的、负面的心理特质和不良性格倾向，这也势必会造成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不良后果。
其中之一是骄狂心理。
曹操一生犯有三次带有战略性的大错误，无一不与他的骄狂心理相关，都是在取得较大胜利的时候，或是在内外顺遂、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由于心态失常，骄狂任性而造成的。
第一次是在曹操正要起兵讨伐吕布，忽流星马报说张绣“用贾诩为谋士，结连刘表，屯兵宛城，欲兴兵犯阙夺驾。”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大事，为除后顾之忧，曹操只好暂时用“加官赐赏”稳住吕布，然后率十五万大军亲讨张绣。在贾诩的劝谏下，未动干戈，张绣就开城纳降了，这令曹操感到十分意外和高兴。又加数日受张绣宴请，曹操未免有些心猿意马，心旌摇荡，遂想狎妓。其侄曹安民介绍张绣叔张济之妻邹氏，曹操十分中意。张绣闻讯，不由十分震怒：“操贼辱我太甚！”经贾诩出谋定计，偷袭曹操营帐，杀死其贴身侍卫典韦和其侄曹安民，长子曹昴，曹操右臂中一箭，所乘马也中三箭，几乎丧命。（第十六回）这次重大失利显然是由于曹操在轻易获得胜利后而产生的骄慢疏狂心理，行事不察是非，不计后果，放纵失德，利令智昏所造成的。
第二次是在赤壁大战前夕，民附粮丰，兵雄马壮，占据战略要地的荆州之主刘琮束手纳降；百万雄师陈列江边，虎视江南；欲假“会猎”刘备以伏孙权一一此时的曹操可以说是心满意得，踌躇满志，正如他自己在宴长江时所说：“我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他自以为收伏江南如探囊取物，指日可待。难怪他一会儿讥笑：“周瑜、鲁肃，不识天时！今幸有投降之人，为彼心腹之患，此天助吾也。”一会儿又指斥：“刘备、诸葛亮，汝不料蝼蚁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耶！”其骄矜自负、目空一切之情毕现；自我陶醉、不可一世之态可掬。此时的他畅饮美酒，并非解忧，而是壮兴；他挥槊赋诗，既为抒情，更在言志：志在为统一天下而纳天下之智力以御之。总之，他从未想过会有失策、失误，会有失利、失败，只想到“天下归心”，只想到“收服江南之后，天下无事，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太平”，甚至还想到“如得江南，当娶二乔，置之台上（铜雀台），以娱暮年，吾愿足矣。”此时的曹操不仅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就是善意的提醒也被看作是杞人忧天，是愚蠢的“多虑”。比如当他为铁索连舟的“凤雏妙计”而沾沾自喜时，他的重要谋士程昱就提醒说：“船皆连锁，固是平稳；但彼若用火攻，难以回避，不可不防。”荀攸也认为“仲德（程昱）之言甚是”。但曹操却大笑其“虽有远虑，却还有见不到处”，还自作聪明地说：“若是十月小春之时，吾早已提备矣。”（第四十八回）当东南风已起且甚紧，大难眼见临头的时候，程昱又一次入告曹操说：“今日东南风起，宜预提防。”曹操仍不在意，还是一笑说：“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何足为怪！”（第四十九回）曹操赤壁之败，其关键不在周瑜、诸葛亮，而是曹操自己，是曹操自己首先打败自己，胜负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他自己手中。
第三次是益州刘璋派别驾张松去晋见曹操，请求操攻汉中张鲁以解益州之危。此时“曹操自破马超回，傲睨得志，每日饮宴，无事少出，国政皆在相府商议。”上行下效，曹操的侍从亦颇傲慢：先是让张松静候三日方得通姓名；然后索要贿赂，却才引入。之后受到一系列傲慢对待的张松，表面虽然没有显现心灰意冷，懊恼颓丧，但面对盛气凌人的曹操，心中总也不大受用，因而也毫不客气地用言语相激，并列数曹操狼狈之败事，使曹操大为恼怒，“喝令左右推出斩之”。后从诸人劝谏，“操方免其死，令乱棒打出”。（第六十回）张松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手里有一张很大、很诱人的“底牌”：西川地理图本。曹操“乱棒打出”的不是张松，而是西川之地；不仅是西川之地，而是一统天下。因为刘备几乎是卑躬屈膝般地讨得张松欢心与信任，将图本拿到手，才攻取了西川，从而建立蜀国，成就一方帝王。这正如东晋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论及此事时所说：“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14）
如果说骄狂之心曾使曹操遭受了三次重大失败，其中有的使他险遭不测，有的使他可能遗恨终生；而同时日渐增长和暴露的强烈的自尊心理，却又有时使他失去理智，做出了许多愚蠢甚至令人发指的恶行，以致留下千载骂名。
同他的骄狂之心一样，曹操的自尊心理也有一个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刚开始出道时，怕被别人瞧不起，力求做出一些令人注目的政绩来证实自己；后来入仕后，因其位卑言轻而有时受到一些讥讽斥责，倒也能坦然承受。如在灵帝病危时，大将军何进召诸大臣商议，欲尽诛宦官。时任典军校尉的曹操挺身而出说：“宦官之势，起自冲、质之时；朝廷滋蔓极广，安能尽诛？倘机不密，必有灭族之祸：请细详之。”（第二回）曹操的话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却受到叱责：“汝小辈安知朝廷大事！”尽管受到如此对待，他还是一如既往、忠心耿耿地为何进出主意、办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的权势逐渐增大，地位不断上升，自尊心也就愈来愈强，以致到了“不可忤触”的恶性膨胀的地步。
表现之一：稍有忤触，便会大祸临头。赤壁大战前夕的曹操，心情格外振奋，恰逢月圆之日，他在大船上宴会诸将。面对四顾空阔的美妙景色，又加美酒佳酿助兴，曹操豪情满怀，诗兴顿生，挥槊作歌。众人和之，共皆欢笑。忽座间扬州刺史刘馥进言，操听后大怒：“汝安敢败吾兴！”手起一槊刺死刘馥。众皆惊骇。请看，刘馥死得何其冤枉。其时刘馥“起自合肥，创立州治，聚逃散之民，立学校，广屯田，兴治教，久事曹操，多立功绩。”而刘馥死就死在愚忠上，死在曹操正酒醉兴浓之时，批评他“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为“不吉之言”（第四十八回），使他正处于激扬、亢奋之际的心情顿然受挫，败坏了情绪，又在过量酒精作用下，冲动而起，以致使自己受无辜之害。杨修之死亦颇有相似之处。从表面看，杨修是死于“惑乱军心”，在临战的两军阵前擅作主张，擅自行动，犯军中之“大忌”，曹操为此处死杨修，不仅有“口实”，而且也有必要；但实际是杨修猜中了曹操心事，从其口令“鸡肋”中所表露出来的信息，破译了他心中的密码，在他举棋不定，思路尚未明晰之际，就突然地、公开地指明了他应走之路，使他惊异、猝不及防，这不能不伤害到他的自尊心。何况杨修其人平时“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早已为自己失宠、引祸上身埋下了伏笔。曹操在临终前的遗表中说：“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陆机（东吴名将陆逊之孙）在《吊魏武帝文》中为此感叹说：“善乎，达人之谠言矣。”（15）
表现之二：不能“婴鳞”，不允许对他的能力和功绩有丝毫的怀疑或否定。做为强者的曹操，在其权势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强烈的自尊心理所驱使，必然走到“唯我独尊”这一步，他不允许别人，尤其是不允许自己内部人对他的能力、功绩提出置疑或否定。你尽可以在其他方面，比方对敌的战略、战术上，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但就是在如何评价他的能力、功绩上，不能有丝毫的怀疑或否定。这是他的“逆鳞”之处。如有“婴鳞”，当然会引起他的强烈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在“封公”、“封王”的事情上，他如此敏感而绝情。建安十七年（212年）长史董昭进言：“自古以来，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虽周公、吕望，莫可及也。栉风沭雨，三十余年，扫荡群凶，与[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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