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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果断地对“犯禁”的蹇硕之叔施行了那么严厉的制裁措施；这其中原由除了他明说的想证明自己并非平庸无能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不便明说的原因，那就是对自己家庭的忌讳与规避，他正是企图借在别人看来显得公正无私、铁面无情的行为，来表明和证明自己与那个不光彩的家庭的距离与区别。说到底，这还是在“烙印”的潜在影响下，一种自卑心理在反抗，还是已植于心底的自卑情结在作怪。因此，过分自尊心理实际是对“烙印”的潜在影响即自卑心理而产生的一种报复性心理。当然，这种潜在的烙印影响决不仅仅限于这两方面，做为一种“社会存在”，它会长久地、隐秘地作用于曹操的一生及其方方面面。
作者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个曹操形象？
首先，是时代的需要。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为政治服务的，那种单纯地讲人性，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都是骗人的，也是不存在的；试问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有哪一部是这样的作品呢？《三国演义》不仅不是，而且是非常自觉地、主动地为当时的政治服务。《三国演义》中所塑造的曹操形象就是如此。本来在现实社会中，对曹操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就是变化不定的，比如因西晋司马氏取代魏，而魏是“受禅”于汉而成正统的，所以“帝魏寇蜀”；而到了东晋，同是司马氏，因其“偏安江左”，其形势类似于蜀汉，因而就“尊刘贬曹”；唐代尊魏为正统，唐太宗李世民写过一篇《祭魏太祖文》，对曹操大加赞颂，称曹操是“哲人”；北宋也以曹魏为正统，宋真宗下令重修亳州祭祀曹操的庙宇，并让著名学者穆修撰《亳州魏武帝帐庙记》，称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显盛之大业于来世”；但到了南宋，又同是赵氏子孙，因其偏居杭州，颇似当时的蜀汉，反“尊刘贬曹”。勿庸赘言，这种种变化，“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为古人辩护实际上是为自己辩护。”（19）拥刘还是拥曹，这要看当时的统治者所处的政治环境，要看当时的政治需要。作为文学作品，当然也不能脱离这一社会背景和主流。《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在异族政权统治的特殊环境下，恰逢“尊刘贬曹”之风盛行，因而不能不深受其制约和影响。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文学创作是作家心灵的表现，作品是物态化了的作家心理。”（20）
其次，在原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拥刘反曹”的基调上，又经毛纶、毛宗岗父子的精细加工、修改、润色，不仅使其作品文学色彩更浓了，而且更进一步突出和强调“拥刘反曹”，形成现在流行的《三国演义》。毛宗岗父子所以具有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思想意识和情绪，是因为“毛宗岗父子这样强烈的正统思想与他们的故国之思有着联系。他们修订《三国演义》署为‘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这一年正是崇祯自缢、明亡清立之时。这样标明时间，显然是有寓意的。他们修改的《三国演义》中，涌动着拥刘反曹思想，渗透着‘还我大汉’的情绪。他们反复强调的‘汉室中心论’，表达了其浓浓的民族感情。”（21）
第三，凡是拥刘反曹的历代统治者，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确和公正，就不能不千方百计地丑化曹操；而且即使在“帝魏寇蜀”的时代，当时的统治者也不会十分公正的评价曹操，就如唐太宗李世民，一方面大力赞赏曹操的政治才干和军事才能，另一方面又特别指出曹操“有无君之迹”，训诫臣下不要去学这一点。如此一来，曹操总处于被诋毁、被否定的地位，其声誉如江河日下，直至被彻底的否定。而这种思想倾向也就不能不影响到广大基层民众中，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并非一时、一人之作，而是汇聚历代、众多文艺素材加工而成的，自然其中也深受民间普遍的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的影响。这种思想倾向除了上层统治者的灌输、影响外，还有就是普通百姓对“忠厚爱民，仁德治政”的明君的期冀与渴望。而当时的刘备虽有匡危救国的决心，但可惜是“白身”，既“孤”且“穷”，无任何实力（军事、政治、经济），只能采取“寄人篱下，委曲求全；待人以诚，吸纳贤士；爱民护民，扩大影响；在孔明的辅佐下，联吴抗曹，壮大实力；广播仁义，奠定根基；循序渐进，等待时机”等一套符合自己实际情况，具有“刘氏特色”的战略战术，再加皇族血统，深谙民众心理的小说作者，正好借此顺应民众的愿望，将刘备塑造成民众所期盼的“明君”形象。而与刘备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反的曹操，当然也就采取了另外一条不同的路线和策略，加之他杀伐果断，权势欲强，又“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刘备形成对立，在政治因素的制约下，自然就成为千人恨，万人骂的“奸臣贼子”。这也是为什么《三国演义》既为历代统治者推崇，又为广大百姓欢迎的原因。
显然，作者是有意塑造这样一个反面典型的，他企图通过这样一个与刘备形成鲜明对照的艺术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社会理想（通过剖露和谴责曹操的奸邪篡逆、欺君篡政的奸臣权相的罪恶行径，褒扬和树立刘备式的忠厚爱民、仁德治政的明君形象），美学理念（贬斥和渲染曹操凶残暴虐、奸险狡诈的为人处事恶行，张扬和歌颂刘备式的仁义坦诚、宽厚谦恭的美好品德）。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创作目的。
谁识庐山真面目：曹操形象之悖论
曹操无疑是《三国演义》中塑造的最鲜明、最生动、最真实，因而也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其所以成功，关键就在于真实：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尊重艺术创作规律；所以就在作者力图体现自己的创作目的，把一个活生生的阴险狡诈、凶残暴戾的“奸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出乎作者的主观愿望，却又把另一个面孔的曹操，一个与人们原有的固定概念不同的曹操，也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就如我们在上面剖析曹操的性格特征及心理素质时所发现的那样。我们姑且称作曹操形象之悖论吧。
曹操形象悖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首先它是由基本事实所决定。《三国演义》毕竟是一部以基本历史事实为依据而创作的历史演义小说，做为文艺作品，它当然有虚构、想象，对一些事实有删削取舍、移花接木等写作技巧的运用；但在大的基本史实方面，则必须囿于真实；即使在写作技巧的运用中，也必须符合人物性格、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文艺创作规律。曹操形象的塑造就是这样。不管人们如何愤恨曹操，如何千百次地诅咒他“奸邪篡逆”，但在事实上他毕竟没有代汉帝而自立为君；至于说他“欺君篡政”，曹操自己不仅从不申辩，而且还公开宣称“但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候之国，实不可耳”；对其原因也公开宣称：一是“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二是“孤败则国家倾危”，“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诚哉斯言，若无曹公，汉室早就亡绝了，这难道是危言耸听吗？“欺君篡政”与“国家倾危”均固非所愿，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吗？人们所以对“欺君篡政”耿耿于怀，就是因为作者为塑造“奸雄”形象而反复渲染的结果；但也恰恰因此而成就了曹操：宁负“欺君篡政”之恶名受人唾骂，也不愿弃其位而使“国家倾危”，这不颇有点“舍身取义”的味道吗？这真是祸福相倚，塞翁失马一一也算是曹操形象悖论的一种表现。
第二，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22）突出而鲜明地体现这一点的是杀吕伯奢全家。在曹操的生涯中，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事例，但作者却分三步，层层递进而达到极致。第一步因怀疑而错杀。这首先在人们情感上激起波澜：本来是冒着极大风险和怀着满腔热诚去款待曹操二人，不想被杀，这是多么冤枉，又让人何等痛惜！而且八条鲜活的生命在一刹那间就被无情剥夺了，其凶狠残暴又怎能不在人们的心灵上引起震撼！但如果说对此人们尚能有一丝理解和谅解的话，那么到第二步对吕伯奢本人的“明知”无辜而“故杀”，所感到的不仅是“凶狠残暴”，而且是“阴险狠毒”；在心理上不仅是“震撼”，而且是“震怒”；尽管曹操的自我辩解不无一定道理。就在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接近“极限”时，第三步，曹操的一句令人惊骇的话“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更进一步把一个极端残忍、自私的曹操形象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三层意思，层层递进，在曹操无比丰富、复杂的一生中，作者通过这样一个小小事例，从思维到语言，从情感到动作，极为形象、逼真地勾勒出曹操的可憎面目，可见作者有多么高超的写作技巧。但是，极力贬斥曹操的毛宗岗对此却另有一番评论：“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试问天下人，谁不有此心者，谁复能开此口乎？至于讲道学诸公，且反其语曰：‘宁使人负我，休教我负人’。非不说得好听，然察其行事，却是步步私学孟德二语者，则孟德犹不失为心口如一之小人，而此曹之口是心非，而反不如孟德之直捷痛快也。吾故曰：‘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23）这一段“宏论”不但揭露了口是心非的“道学诸公”的虚假伪善，而且也赞扬了曹操的“过人处”：心口如一，直抒胸臆，敢于说出也是别人所想但绝不敢说出的话。曹操既能毫不隐晦、坦诚直率地说出如此“阴险狠毒”的话，又毫不犹豫、坦然自若地做出如此“残忍暴虐”的事，请问还有什么样的话他不敢说、还有什么样的事他不敢做呢？他还有什么需要对他人遮遮掩掩或者人不人、鬼不鬼地耍两面派呢？若诚如此，则曹操的奸险狡诈又从何而来？在不经意间，《三国演义》作者及称曹操是“奸绝”的毛宗岗反打了自己一记耳光，从而反证了曹操是光明磊落、胸襟坦荡之人：此为曹操形象又一悖论。
第三，物极必反。又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一一这就是说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象狡猾。”（24）在《三国演义》中，“借仓官王垕之头以压军心”，是表现曹操“奸险狡诈”的典型事例。袁术僭号称帝，曹操亲率大军讨伐。袁术纳部下建议，留10万兵坚守寿春，自率余众渡淮而去。“却说曹兵十七万，日费粮食浩大，诸郡又荒旱，接济不及。操催军速战，李丰等闭门不出。操军相拒月余，粮食将尽，致书于孙策，借得粮米十万斛，不敷支散。”（第十七回）曹军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而这正是袁术所期达到的战术效果：坚守不战，拖延时间，待“彼兵粮尽，必然生变”。战又战不得，退又不能退；相拒下去危险更大：如何破解这道难题？确乎难矣。无疑这是一个连环式反应：时间决定军粮，军粮决定军心，军心决定胜负。时间、军粮、军心，这三者都很重要，但又如何在这三个要素上做好文章？就在曹操冥思苦索之际，仓官王垕进帐请示：“兵多粮少，当如之何？”一个智慧的火花闪过脑际：兵多粮少，贵在速战，争取时间；而要速战，关键在激励军心。如何激励军心？曹操想到借王垕请示之由，故教王垕以小斛分粮，引起众怨；继之又以“故行小斛，盗窃官粮”将王垕斩首示众，以释众怨一一以此为契机，严令诸将并力破敌。在上述步骤完成后，于是曹操下令：“如三日内不并力破贼，皆斩！”事果如所料，众将士奋勇战斗，攻下寿春，活捉了李丰等四员守将，并“焚烧伪造宫室殿宇，.一应犯禁之物。”
“借人头以压军心”，历来被视作曹操耍权谋、施奸诈，凶残暴戾的佐证；而事实上，对生命的这种漠视和随意决置，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习以为常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封建社会无可置疑、不可动摇的律条，其前提就是做为尊者，长者的绝对权威，而不问其是否合乎情理还是法理。父子间尚且如此，何况主与仆、上级与下属之间？如果说王垕尚为某种事业和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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