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尽管历史演义小说具有若干共性；然而，在众多的明清历史演义小说中，只有《三国演义》堪称震古烁今的第一流佳作，其他诸书则思想艺术水准参差不齐，大多属于二、三流作品，有的甚至不入流。认真分析造成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创作思想的高低

        一部作品能否取得成功，其基本前提是作者创作思想的高低。尽管罗贯中没有留下任何创作宣言式的文字，但从《三国演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创作思想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其一，鲜明的创作意图。罗贯中创作《三国》，既非泛泛地发思古之幽情，也非一味好奇，更非粗制滥造以牟利，而是为了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总结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反映广大民众对国家统一和政治清平的强烈向往。这样的创作意图，为《演义》带来了大江东去的气势。其二，先进的史识。在决定对于各个政治集团的爱憎褒贬时，罗贯中的基本标准是儒家民本思想；对于东汉为何衰亡，三国鼎立的局面为何形成，三分为何归晋，他并不简单地归因于“天命”，而是看重人心、人才、谋略这三大要素的决定性作用；虽然书中也使用了“天数茫茫不可逃”之类的词句，但这不是要将胜利者美化为“真命天子”，而是对历史规律难以把握的深沉慨叹。比较高明的史识，为作品赋予了比较清醒的批判意识和较高的思想层次。其三，开放而宏通的创作心态。罗贯中身处旧的统治秩序已经分崩离析，新的统治秩序尚未
完全形成，更来不及严密控制人们思想的易代之际，其创作心态较少受到束缚，而表现为开放、宏通，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对于儒学，他不是诚惶诚恐地顶礼膜拜，而是通过诸葛亮“舌战群儒”的辩论，将儒者分为“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着重取其民本思想、功业意识、贤人政治观等积极方面。这种开放而独立的创作心态，使作品舒卷自如，洋溢着一股豪迈之气，达到了一种庄严而崇高的境界。
        相比而言，在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中，冯梦龙写作《新列国志》（即《东周列国志》），也有总结历史经验之意，但其反思历史的自觉精神和强烈爱憎，已不及罗贯中；齐东野人写作《隋炀帝艳史》，斥责隋炀帝“一十三年富贵，换了百千万载臭名”，但全书过多地铺写隋炀帝的风流佚事，总结隋朝灭亡教训的深度，显然无法与罗贯中相提并论；其余诸书，有的仅仅是为了将史书通俗化，有的是为了宣扬天命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有的是为了抒发一时的感慨，有的则纯粹是为了赚钱牟利，其创作思想或过于浅薄，或流于粗俗，更是远远低于罗贯中，因而不可能写出真正优秀的作品。同时，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君权恶性膨胀，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理学，或明或暗地束缚着绝大多数小说作者的思想，牵制着他们的创作心态，使他们往往缺乏俯瞰历史的雄伟气魄和独立自信的批判精神，这就在总体上影响了历史演义小说的成就。

        （二）思想内涵的丰瘠

        作者的创作思想与作品的思想内涵虽有联系，但并非一回事：前者是作者用以指导创作，企图贯注于作品的思想；后者则是作品本身的情节和人物所体现的内涵。有了高层次的创作思想，不一定能写出内涵丰富的作品；而一部优秀的作品，其思想内涵往往比作者的创作思想丰富得多。对于作品本身而言，其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其思想内涵是否广阔而丰腴，能否给人以深刻的历史教益和人生启示；如果作品内容单调，思想贫瘠，就不可能打动人，感染人，更不可能成为上乘之作。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是极其博大而深厚的。因此，我们说它“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给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示。”⑥直到今天，各个年龄层次的人们仍然对《三国演义》兴味无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那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给人以心灵的养分。政治家可以从中借鉴治国之理，军事家可以从中领悟用兵之道，企业家可以从中提取竞争之法，一般人也可从中吸取人生智慧。这种与时俱新的思想内涵，正是第一流作品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相比而言，在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中，《新列国志》（《东周列国志》）、《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等作品的思想内涵也各有值得称道之处。它们或歌颂明君贤臣，鞭挞暴君佞臣；或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懑，希望社会识才爱才；或颂扬敢于反抗的草莽英雄，表彰舍己为人、保国爱民的豪杰志士，表现出鲜明的进步色彩，颇能感动读者。但是，在思想内涵的广度和深度上，它们都明显不及《三国演义》：论对明君贤臣的歌颂，它们远远没有达到《三国演义》歌颂刘蜀集团的强度，也缺乏比较独立的批判意识；论对政治军事斗争复杂性的描写，它们又远远没有达到《三国演义》的深度。因此，作品的力度也就明显逊于《三国演义》。至于其余诸书，那就差得更远了。

        （三）情节艺术的成败

        除了思想内涵是丰腴还是贫瘠之外，决定作品成就高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是否有丰富而生动的故事情节。在这方面，《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也有明显的差距。
        １．在对虚实关系的处理上，《三国演义》善于将现实主义精神与大胆而丰富的虚构情节相结合。罗贯中紧紧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大致反映了从东汉灵帝即位（１６８年）到西晋统一全国（２８０年）这一历史时期的面貌，使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在具体编织情节时，罗贯中却充分发挥浪漫主义想象，运用多种方法进行艺术虚构，做到虚实结合，水乳交融。书中情节，大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虚构成分，而且越是精彩的情节，其虚构成分越多，有的甚至纯属虚构。而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有的一味强调“羽翼信史”，不敢大胆虚构，结果作品成了史书的附庸，质木无文，淡乎寡味；有的则过分强调“传奇贵幻”，随意虚构，结果作品似乎“好看”了，但却与史实相距甚远，甚至毫无史实依据，已经算不上历史演义小说。相比而言，《新列国志》（《东周列国志》）对虚实关系处理得稍微好一点，但也只是在史实的叙述中有所“增添”和“润色”，真正的艺术虚构并不多，书中不乏精彩的片断，但总的看来，比之《三国演义》尚有较大差距。
        ２．《三国演义》不仅善于编织情节，而且关于组织情节单元，通过情节单元来集中铺写重大事件，构成全书的主干。书中的“董卓之乱”、“联军讨董”、“三让徐州”、“过五关斩六将”、“官渡之战”、“三顾茅庐”、“赤壁大战”、“三气周瑜”、“夺取益州”、“关羽之死”、“夷陵之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八伐中原”、“三分归晋”等情节单元，每一个都是虚实结合，曲折多变，每一个都具有相当大的分量。它们前后相承，使全书主次分明，轻重得当，波澜起伏，给读者很深的印象，成为一种较好的结构形式。而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中，虽然偶尔也有比较有分量的情节单元（如《新列国志》中的“管仲相齐”、“晋文公称霸”、“伍子胥逃吴伐楚”等），但它们大都只是把事件相对集中，远不如《三国》中的情节单元那样丰富生动，更未形成全书结构的主干，因而所起的作用也就弱了许多。
        ３．《三国演义》中的情节和情节单元，绝大多数都是精心结撰，巧妙安排，故事性很强。如“鞭打督邮”、“孟德献刀”、“捉放曹”、“温酒斩华雄”、“连环计”、“煮酒论英雄”、“斩颜良诛文丑”、“单骑救阿斗”、“威镇长坂桥”、“舌战群儒”、“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计”、“借东风”、“横槊赋诗”、“火烧赤壁”、“华容放曹”、“割须弃袍”、“义释严颜”、“单刀赴会”、“刮骨疗毒”、“失街亭”、“空城计”、“遗恨五丈原”，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大量的精采情节，使全书满目珠玑，读来兴会酣畅。而在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中，虽然也有不少生动的情节（如《隋史遗文》中的“秦琼卖马”、“秦琼认姑”、“程咬金劫银杠”等），但大多数作品的情节构成不够平衡，能够给人深刻印象的生动篇章只是较少的一部分，全书的艺术感染力也就不能不打折扣。

        （四）人物形象的得失

        能否塑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是决定历史演义小说成就高低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方面，《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同样也有较大的差距。
        《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全书总共写了一千二百多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将近一千人，堪称古代小说中写人物最多的巨著。其中，形象生动、性格鲜明、家喻户晓的人物就有几十个，而曹操、诸葛亮、关羽等形象更是文学史上公认的典型。这些人物形象，既以历史上的同名人物为原型，又比原来的历史人物更丰满，更生动，更具概括意义。比如，历史人物诸葛亮，确实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优秀的军事家，不仅在当时极被敬重，而且在后世深受推许。不过，客观地说，历史人物诸葛亮的文治武功是相当有限的，就历史功绩、历史地位而言，数千年中国史上超过诸葛亮的政治家、军事家至少可以举出几十个；然而，由于《三国演义》在民间通俗文艺的基础上的成功塑造，诸葛亮艺术形象已经大大高于其历史原型，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成为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成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诸葛亮、关羽、曹操等艺术典型，没有那几十个家喻户晓的重要人物，《三国演义》还会有什么看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光彩照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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