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创造精神的强弱

        历史演义小说的写作，或起步于前人的积累，或出自作者一己的构思。无论哪一种情况，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都有赖于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在这一方面，《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又是强弱判然。
        人们经常说，《三国演义》属于“世代累积型作品”。若就题材来源而言，这样说是不错的。但是，只要将《三国演义》与其雏型《三国志平话》稍加对照，我们就可充分看到，罗贯中在写作《三国演义》时，决不仅仅是把《平话》的８万字扩充成了大约７０万字，而是对原有的故事和人物作了全面的、根本性的改造，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了质的飞跃，从而创造出一部全新的杰作。例如，《平话》卷上的《王允献董卓貂蝉》一节，写貂蝉与吕布本是夫妻，因战乱失散；王允先请董卓赴宴，表示愿将貂蝉献上；然后请吕布赴宴，让貂蝉与其夫妻相认，并答应送貂蝉与吕布团聚；数日后，王允将貂蝉送入太师府，董卓将貂蝉霸为己有；吕布大怒，乘董卓酒醉，将其杀死。这样的情节弊病甚大：第一，王允明知貂蝉与吕布是夫妻，并已让二人当堂相认，却还要把貂蝉献给董卓，未免显得太下作；第二，貂蝉在与吕布夫妻相认后，居然还毫无怨尤地被送给董卓为妾，实在不近情理；第三，吕布为夺回被霸占的妻子，愤而杀死董卓，这是理所应当，丝毫看不出见利忘义的本质；第四，按照这种人物关系，貂蝉在董卓与吕布之间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装痴撒娇已无可能，离间二人关系也无必要。总之，按照这种人物关系展开描写，不仅降低了王允的形象，模糊了吕布的性格，使貂蝉形象缺乏美感，而且使整个情节缺少戏剧性发展的内在机制。罗贯中对人物关系作了创造性的改造，改成吕布与貂蝉本不相识，一下子就使人物关系合理了。于是，王允设置“连环计”只使人感到其老谋深算，意在报国；董卓与吕布为争夺貂蝉而反目，不仅符合二人的性格，而且与历史事实取得了逻辑上的一致；貂蝉不再是只求夫妻团圆的一般女子，而成了怀有崇高使命的巾帼奇杰，虽然忍辱负重，却获得了在董、吕之间纵横捭阖的心理自由；整个情节也因此而波澜起伏，艺术虚构与史实再现水乳交融，成为一个十分成功的典型情节。至于在《平话》中毫无踪迹，完全由罗贯中独自创造的情节，也不胜枚举。由此可见，罗贯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创造精神。
        相比而言，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的创造精神则普遍要弱得多，从立意构思、情节编织、人物塑造到具体艺术手法，它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模仿甚至抄袭《三国演义》，致使许多地方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例如，题署“徐文长先生批评增补”的《绣像隋唐演义》，其中许多情节就明显抄袭《三国演义》。如《裴仁基兵败石子河》一节，显然抄袭《三国》中“火烧博望”一节；《武氏杀王后萧妃》一节，显然抄袭《三国》中董卓命李儒杀害何太后、汉少帝一节；《李孝逸兵败敬业》一节，显然抄袭《三国》中“火烧新野”一节；对李敬业败逃情景的描写，显然抄袭《三国》中“曹操败走华容道”一节……读者看到如此多的模仿、抄袭情节，不能不倒胃口，而作品也就很难说得上有什么艺术成就了。即使象《新列国志》、《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这样较好的作品，作者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才能都不及罗贯中，作品的艺术成就自然也要低一两个等级。
        总而言之，《三国演义》既为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树立了光辉的艺术典范，又是它们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除了上面分析的几种原因之外，历史演义小说创作模式本身的局限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何继承其成功经验，如何实现新的超越，乃是历史给后人提出的重大课题。

        注释：
    ①见嘉靖壬午（１５２２）修髯子（张尚德）所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载嘉靖元年（１５２２）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
    ②见弘治甲寅（１４９４）庸愚子（蒋大器）所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载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
　　③见李渔为毛本《三国演义》所写的《序》，载康熙醉耕堂刊本《四大奇书第一种》卷首。
　　④（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
　　⑤（明）高儒：《百川书志》。
        ⑥详见笔者为《校理本三国演义》所写的《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２月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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