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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评《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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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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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克的威武英雄；有面对强敌大义凛然、不辱使命的英雄，有忠义至诚、杀身成仁的英雄；有仁君、贤相、良臣，也有名医、高士、神卦。总之，作品把英雄人物从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凸现出来了，只要是杰出的人才，无论尊贵贫贱，不分长幼男女，都得以充分的显现。对于这一光照千秋的群英谱，《三国演义》的整理者毛宗岗曾予以娓娓评点：
遍观乎三国前，三国之后，问有运筹帷幄如徐庶、庞统者乎？问有行军用兵如周瑜、陆逊、司马懿乎？问有料人料事如郭嘉、程昱、苟彧、贾诩、步骘、虞翻、顾雍、张昭者乎？问有武功将略、迈等超伦如张飞、赵云、黄忠、严颜、张辽、徐晃、徐盛、朱桓者乎？问有冲锋陷阵、骁锐莫当如马超、马岱、关兴、张苞、许褚、典韦、张郃、夏侯惇、黄盖、周泰、甘宁、太史兹、丁奉者乎？问有两才相当、两贤相遇，如姜维、邓艾之智勇悉敌；羊祜、陆抗之从容互镇者乎？至道学，则马融、郑玄；文藻则蔡邕、王粲；颖捷则秦宓、张松；舌辩则李恢、阚泽；不辱君命则赵谘、邓芝；飞书驰檄则陈琳、阮瑀；治烦理剧则蒋琬、董允；扬誉蜚声则马良、荀奭；好古则杜预；博物则张华……知贤则有同马徽之哲；励操则有管宁之高；隐居则有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之逸；忤奸则有孔融之正；触邪则有赵彦之直；斥恶则有弥衡之豪；骂贼则有吉平之壮；殉国则有董承，伏完之贤；捐生则有耿纪、韦晃之节；子死于父则有刘谌、关平之孝；臣死于君则有诸葛瞻、诸葛尚之忠；部曲死于主帅则有赵累、周仓之义。……(6)至于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等绝世英雄，作品更是以浓墨重彩描写得栩栩如生。这正是一幅空前绝后的英雄群像图。作品把纷繁的三国历史浓缩为一部战争史，把芸芸的人生凸现为英雄的舞台，写出了英雄们的奋斗、成长的历程，从总体上显示了英雄人格、精神的高昂。在不可避免的英雄至上、英雄崇拜的同时，也正表现了对历史的遵循。写英雄、凸现英雄、歌颂英雄，正是作品思想价值的集中表现。
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的一个显著的思想、艺术成就，即在于：作品在热情歌颂英雄的同时，也一览无余地展示了英雄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作为封建阶级的英雄，他们与人民群众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从而形成了有赞颂、有谴责，褒贬并举，艺术上美丑具备的特点。以曹操为例。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都称得上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陈寿《三国志·武帝记》说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世人未之奇也”。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云：“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对曹操之英雄风流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三国演义》中则通过诸葛亮之口盛赞“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第九十七回《讨魏国武侯再上表》）。然而他给人民带来的惨状实在是无以复加的。第十回《报父仇曹操兴师》叙曹操因其父遇害于徐州境内，迁怒于徐州牧陶谦，起大兵征讨，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以杀戮，以雪父仇”。于是大军到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致使“泗水为之不流”，徐州“五县城堡，复无行迹”，其惨烈即令信奉“宁教天下人负我，休教我负天下人”，灾难的制造者曹操本人也深表“断肠”：“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见《蒿里行》）。曹操如此，其余如董卓、袁绍等一班虎狼英雄何尝不是如此，即使刘备、诸葛亮、关羽等正面英雄，或大肆讨伐，劳民累民，或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对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是不胜枚举。
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的表现，其实也存在两重性，既高度赞扬了英雄的文治武功，也无情地揭露了英雄的罪恶。所以对此必须作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其思想性价值不能由此而一概抹杀。
三
“英雄史观”原本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因为它认为英雄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而被认定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而屡遭批判。近年来，随着思想解放、学术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许多有关论述被发现或被重加阐释，这一问题取得了许多新认识、新成果，可以说，旧案重提，重新评说“英雄史观”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一思想战线上的重大变化，无疑为我们重新评论《三国演义》的“英雄史观”提供了一个锐利的武器，具备了高屋建瓴地来透视、评价作品思想价值的条件。
客观地说，将“英难史观”作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始作俑者是俄国人普列汉诺夫。他在其论述历史发展的专门著作《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反复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的动力，任何英雄个人的作用都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是由社会组织形式决定的，他们不可能“随意拨快历史的钟表”，也不可能随意决定历史发展的“一般方向”。这种“社会决定论”作为一元论之历史观，一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而长期占据翼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直到发展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样的々绝对观念”。
其实，普列汉诺夫一手认定的一元论之历史观，并非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原初解释。对于历史档创造主体和发展动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的是阶级斗争，他们的名言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人类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宣称：“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7)没有阶级的对抗就没有人类历史的进步，阶级斗争导致原始公社的解体如此，在以后的阶级社会里也如此，阶级斗争构成了人类的全部历史，也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这是人类历史“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8)而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可见，普列汉诺夫认定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对马、恩已有所修正，取消了历史发展动力的原初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阶级对抗首先是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进行，但也包含了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由于政治和经济利益所产生的冲突，这种冲突经常表现为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即权力倾轧和改朝换代的形式。而所谓英雄，无疑就是这一斗争的产物，是斗争力量的集中体现者。因为他们作为阶级斗争的实践主体，事实上改变和决定着斗争的进程和结果，所以被称为是一类“事变的创造性人物”。所以，问题的实质竟是这样：人民创造历史，英雄人物也在以独特的方式创造历史，而且相比之下，他们对历史的推动，往往具有突发性和阶段的递进性。杰出人物个人的作用并不像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个别外貌”或是“局部后果”，历史发展的内部必然性并不损害英雄个人的作用，甚至正是通过个人的作用显现出来，真正的英 雄人物，其历史的作用往往是划时代的。对此，马克思在考察了人类发展历史进程后进一步指出：剥削阶级（英雄人物）与被统治阶级一样，不仅是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在某种历史条件下还是最主要的动力，由于在阶级统治的社会里，统治阶级不仅是物质生产的统治力量，而且也是精神生产的统治力量，他们对历史的推动起主导作用。广大的人民群众无疑有着比统治者更强大的创造力，然而这种创造力被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现状所扼杀，他们甚至被完全剥去了参与政治生活、创造历史的权利，而处于被损害、被污辱、被奴役的地位。诚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是绝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不得不为自己谋取微薄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必须为特权者不断增殖财富”。(9)他以古罗马为例，指出阶级斗争实际上只是在极少数特权者之间进行，而广大的奴隶则“不过是他们斗争的消极的舞台”，他们远离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之外，被剥夺了参与创造历史的权力。这是一个历史的真实，一个自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最大的历史的实事。
这样的论述，我以为实际上已经宣告了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的破产。我们虽然不能像西方某些学者那样把历史归结为“伟人们的传记”，正是英雄们的“灿烂夺目，照亮了黑暗的世界”，沐浴在英雄的光辉中，“所有的灵魂都会感到畅快”，(10)但无论如何，完全有理由来正视、公正地评价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抹杀英雄的历史作用，与抹杀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一样，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
结合《三国演义》，这一理论的指导性是显而易见的。作品把英雄人物作为自己的对象主体，把英难的奋斗从整个社会主体中凸现出来，谱写了一曲响彻人宇的英雄赞歌。三国英雄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正是人类社会阶级斗争的缩影，它属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作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的斗争在一个阶级内部的集中反映，这种斗争形式更直接地影响着社会的变化和历史的变迁，强烈地催生或是破坏了一定生产力的发展，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不可抹杀的。也即是说，作品认定英雄在推动历史中的主导作用，以英雄为社会生活的核心，而暂时舍弃了英雄之外的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遵循的恰恰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因此，我以为评价《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首先不必把它等同于哲学上的历史观，作为一部英雄传记，它歌颂英难、崇拜英雄，具有强大的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深受历代人民群众的喜爱。而进一步说，从一种历史观来看，“英雄史观”也有其自身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学术价值，也不能以此来作为指责、阉割作品思想性的理由。我们甚至可以不必停留在对“英雄史观”的消极辩护上，而且可以说，正是英雄主义的光芒使作品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璀灿明珠，对于评价《三国演义》的思想价值，不妨提倡一点“英雄史观”，即正面评述作品表现“英雄史观”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注释：
(1)何磊《三国演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2)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第3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
(3)参见《三国演义学刊》第一期。
(4)胡适：《三国演义·序》，《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集》第7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1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6)转引自徐君慧《中国小说史》第147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2页。
(8)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2页。
(10)引自托马斯·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胡为雄文。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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