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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评《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

时间:2009-8-8 16:56:26  来源:不详

    《三国演义》中贯穿着“英雄史观”,是作品的客观存在,有目共睹。问题是:应褒?应贬?功欤?过欤?对此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与对这部名著的主题论、人物论、艺术论、版本论等方面的热烈程度相对比,可说显得死气沉沉了。但是,据我了解,长期以来,“英雄史观”主要是被视为《三国演义》的一大诟病的。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缺陷在于“歪曲事实,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创造的”,它对三国历史现实的反映建立在英雄至上的思想基础之上,其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尽管他们也注意到作品对封建阶级的各类英雄人物也持有明显的不同态度,特别是“拥刘反曹”,一褒一贬,泾渭分明,但又认为这仅仅是对英雄人物道德评价上的差异,所以无论是对正面英雄的歌颂,还是对反面奸雄的诋毁,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1)其实,这种评述虽不能说事出无因,但以此来评价《三国演义》这部伟大艺术名著的思想价值,或恐也嫌绝对,不够全面和公允。时至今日,对“英雄史观”在作品中的表现,也应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对“英雄史观”本身是否构成作品的“罪名”也可议论一番,因此,很有必要作新的评说。
        一
    所谓“英雄史观”,即是认为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将英雄视为人类生活的中心,而把人民群众排斥在政治舞台的边缘,忽视他们对历史的创造和推动作用。《三国演义》描写自东汉末年至三分归晋的百年历史:三国纷争、群雄割据、中原逐鹿、波及全国,但说到底,这是一场由各个政治集团之间为争夺政权而展开的大角逐。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抗衡,其斗争的直接方式是军事力量的对抗。而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又主要表现为其中的杰出人物即英雄霸主之间才识胆略的较量,其最后的胜负或成败也取决于各路英雄人物自身的命运。杜甫歌颂诸葛亮“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苏轼赞扬周瑜“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又何尝不适合于其他的三国英雄。“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因而英雄人物无庸置疑地会成为作品描写的中心,占据主体的、至上的地位。
    与这种英雄至上和英雄中心论相一致,《三国演义》又不可避免地显现出对人民群众的疏远和轻视。曹操的名言“宁教天下人负我,休教我负天下人”,在道出了他的极端利己主义的“奸雄”本质的同时,也显露了天下黎民在所谓英雄眼中草芥不如的地位。无独有偶。作品第六回叙董卓与袁绍、曹操等十八镇诸侯交兵不利,为避其锋,决定迁都长安,群臣苦谏若划率迁弃,百姓骚动不安,董卓大怒道:“我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无论是曹操,还是董卓,人民群众都是任人摆布、宰割的羔羊;他们哪里把“天下”“小民”的利益放在眼里。
    在疏远、轻视人民群众的同时,作为社会政治生活中心的英雄,理所当然地充当了“天下人”的救世主。曹操讨伐徐州,百姓将遭祸殃,后陶谦三让徐州给刘备,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陶谦虽有仁慈爱民之心,但庸才无能,无力兴邦安民;而刘备仁德之君,诸葛亮旷世奇才,则百姓泽恩得以“全身”。所以,禽相木而栖而人择主而安,便成了作品倡导的一种人生处世态度。刘备治新野的时候,新野百姓作童谣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处,民丰足。”曹操奔袭新野,刘备、诸葛亮巧施妙计,击退曹操大兵,终于保持了一方平安,于是新野百姓遮道而拜:“吾属全身,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可见,广大的人民群众非但没有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反而常常成为政治生活的受害者,他们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安系在少数英雄人物身上。天下不是“天下人”之天下,而是少数英雄人物的天下,英雄成了“天下人”的救世主,“天下人”则是英雄的附庸。所谓“天下事在我!”(董卓)
    在曹操、董卓那样的奸雄那里,人民成为草芥;那么在刘备这样的仁慈明君那里,人民群众也许可以显示其自身的力量和价值了?不是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赐与和接受的关系,人民群众仍是一种消极的存在。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关系的表面和谐就被打破了,人民群众仍然是多余的累赘,甚至妨害了英雄人物建功立业。第四十一回叙刘备携民渡江,烧新野弃樊城,入襄阳,败走江陵,裹挟民众十万迤逦而行,终于被曹兵赶上。虽因赵子龙一身是胆,于百万曹兵中纵横驰聘,力斩敌将五十余员;张翼德声若奔雷,于当阳长坂桥头喝退曹兵;但刘备毕竟惨遭损兵折将、妻离子散的败绩。显然,刘备惨败的原因,正在于十万民众的负担,没有这一巨大的牵累,刘备完全可以顺利突围;而如果他们具有一定的力量,人自为战,共抗强敌,则刘备完全可以反败为胜。后来赤壁大战,诸葛亮出使东吴,联吴抗曹,东吴谋士即以此败为笑柄,讥讽诸葛亮;诸葛亮便以“有数十万赴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刘备“不忍弃之”,“甘与同败”云云,振振有辞,舌战群儒。虽然作品的目的是在以刘备的败绩来显其“宽仁厚德”的品质,诸葛亮敏锐犀利、善于反败为胜的辩才,但其中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基本看法已昭然若揭了。人民群众成了不折不扣的“惰性物质”,与曹操、董卓把人民群众视为“小民”、群氓,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
    《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V不仅表现在对英雄的歌颂,对人民群众的轻视,更主要的还表现在对黄巾起义的态度上,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变,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大契机,也是《三国演义》得以展开的历史大背景。因为赵个三谷的历史,都是在黄蕉起义有力地打击、瓦解了东汉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然而作品无视了黄巾起义的历史必然性和推动历史进程的巨大作用,把起义的原因,归结为大平道人的个人欲望,所谓汉室暗弱,“若不乘势取天下,诚为可惜”,也无视黄巾起义军的浩荡烽火,只凭一纸朝廷文书、各路王师举兵征讨,纷纷告捷,黄巾虽曰“贼兵势大”,“官军望风而靡”,但毕竟是乌合之众,无帅之兵,一触即溃,很快便被斩尽杀绝了。
    凡此种种,都说明《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是客观存在,由此更显示出这也是评价作品的一个不可回避而又事关宏旨的关键问题。
        二
    一般来说,如果将《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作为一种历史观,那么,其思想上的偏颇,便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明确指出:只有生产力才是人类历史运动的终极原因,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英雄人物受生产关系的制约,只能改变“历史事实的个别外貌以及各个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他们终究不能改变由别的力量决定的事变的一般方向”,“不能随意拨快历史的钟表”。(2)然而,问题分明在于:艺术作品不是历史,《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不能完全等同于历史观。艺术作为认识世界,掌握世界的方式,是对一定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而不是某一单纯的思想观念和直接的传声简。《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固然与历史观有关,但也有着与其相对独立而又更为广阔的思想意蕴,从中寄寓着作者对一定社会历史、现状的独特理解。过去,有提出“曹操是了不起的民族英雄”,《三国演义》把曹操写成这个样子,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曹操的谤书”,这“实在是历史的一大歪曲”,因而声称要为曹操翻案。(3)这是以历史学来匡定文学。胡适也因作品把周瑜这样的风流倜傥、英俊儒雅的英雄豪杰,写成一个心胸狭窄,“妒忌阴险的小人”而大为不满,并为周瑜在艺术作品中的命运愤愤不平,并因此断定《三国演义》是一部“平凡之作”。(4)这是以道德标准来品评艺术形象。对此,小说研究界在尊重他们的一家之言、学术个性的同时,大多持不以为然的态度,因为从历史真实来看,这确实是“小心求证”的结果,但从艺术科学的角度说,这种批评就不显其高明了。曹操、周瑜作为艺术形象、是艺术创造的结晶,根本不存在用艺术以外的尺度来作重新认定,进行翻案的问题。同样,把《三国演义》中宣扬的“英雄史观”等同于历史观,这是以哲学来匡定文学,一样是不恰当的,一样是有悖艺术科学的。所以,我认为它不仅不足以构成作品的思想性缺陷,而且还以其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卓越的艺术成就显示了作品独特的思想性价值。
    《三国演义》所表现的“英雄史观”,主要是由作品的对象形态的特点决定。文学是对现实世界的艺术再现,它必然与它所反映的时代的社会特征密切相关。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宁的时代,也是最富有英雄色彩的时代。东汉末年,政治昏暗,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战乱频繁,终于迫使人民于水火中揭竿而起,引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于是,世事飘摇,风云际会,英雄辈出,逐鹿中原,从何进、董卓、李傕、郭汜扰乱京都,到曹操、袁绍、吕布、孙坚、刘备等拥兵割据,诚可谓各领风骚,“一时多少豪杰”,走马灯似地在三国历史舞台上登台亮相,最后曹魏集团以司马父子之力饮马长江,灭蜀吞吴,问鼎中原,三分归一。这种历史时代便是变革和转型的时代,往往是产生杰出人物和英雄人物的时代。恩格斯在评论欧洲文艺复兴时说过:“这是一次人类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5)三国时代与之相比无疑有着许多共同点,所以也是一个产生“巨人”的英雄时代,各个政治集团出于问鼎逐鹿的目的,奋发图强,锐意变革,唯贤是举,招揽人才,使有识之士,英雄豪杰,得以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和才华,从而形成了英雄辈出、俊才云蒸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利于英雄涌现和成长的时代。与历史现实的特征相适应,《三国演义》成了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英雄传记,它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只有后来的《水浒传》,才能媲美,此外无出其右者。故而明人编《英雄谱》,即为《三国》、《水浒》之合璧;扬明琅《英雄谱叙》并称“《水浒》以其地见,《三国》以其时见”,说明水浒英雄是梁山的地理特征造就的,而三国英雄则是时代特征孕育的。可见,《三国演义》之所以成为一部伟大的经典性巨著,恰恰是由它将英雄作为对象主体的特征决定的。在作品中,各类英雄如星汉灿烂,美妙绝伦:有成功的英雄,有昙花一现的英雄,有失败的英雄;有雄才大略、气贯长虹的英雄,有谨重慎细、绵里藏针的英雄;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儒雅英雄,有战无不胜、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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