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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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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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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宋代文言小说创作主要延袭的是晚唐五代以来的志怪之风，“既平实而乏文彩”;而时代文化的特征与风尚的变迁又使传奇创作“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而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史略·宋之话本》）。至于原因，他指出，宋人虽去唐不远，其实很难见到唐代小说的杰构。其中既有战乱摧残文化的因素，也与政治对文化的钳制有关。成书于太平兴国二年八月的《太平广记》，收“野史传记小说诸家成书五百卷，目录十卷”，但“后以言者以为非后学所急，乃收版贮太清楼，故宋人反多未见”（《史略·宋之志怪及传奇文》）。即宋人无所师法，以致于是。故鲁迅评价说:“然其文平实简率，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质，复无唐人传奇之缠绵，当宋之初，志怪又欲以‘可信’见长，而此道于是不复振也。”因此，宋代文言小说趋于志怪化，形成“偏重事状，少所铺叙”的特征，既是时代文化的产物，又是受文学传统影响的结果。 鲁迅还认为，对唐人传奇的模拟之风至明初勃兴，与唐人传奇复睹于明世的历史密切相关，“故后来偶见其本，仿以为文，世人辄大耸肩，以为奇绝矣。” 11 他又说:“然而后来流派，乃亦不昌，但有演述，或者摹拟而已。”（《史略·唐之传奇文》）这是他对明人继承唐代小说特点的基本认识，如评价瞿佑《剪灯新话》说:“文题意境，并抚唐人，而文笔殊冗弱不相副，然以粉饰闺情，拈掇艳语，故特为时流所喜，仿效者纷起，至于禁断，其风始衰。”（《史略·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大体合于对此期小说创作状况的一般认识。
不过，鲁迅对明代文言及短篇白话小说题材与唐代小说关系的估计明显不足。事实上，明代文言小说通过改编旧事以成文的现象极为普遍，所谓模拟也只有好之者方能为之，而且艺术水准普遍较高。至于明代坊间以各种形式大量刊行唐代小说，或单行，或丛集，以及大量作品以唐代为故事背景等，也与此种风气有关。使后人也惯以比附唐人小说的方式表达对某些作品的赞誉，清黄廷鉴跋杨仪《金姬传》就说:“至其文字之华赡奇丽，实堪与《虬髯》、《红线》等篇并传矣。”而在通俗白话小说，即鲁迅所谓“明之拟宋市人小说”方面，其对《三言》、《二拍》与唐代小说的题材关系及其成就的估价更低。抛开风格模仿与直接使用题材外，明代小说在开拓唐代小说题材领域方面的成绩不可忽视。因为真正体现明人特点的小说题材是所谓“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即描摹世态、少言灵怪、杂因果报应为主的“世情书”，如《金瓶梅》、《玉娇李》、《玉娇梨》和《平山冷燕》等。其内容正如他说，“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云云，而评价却是“察其意旨，每有与唐人传奇近似者，而又不相关，盖缘所述人物，多为才人，故时代虽殊，事迹辄类，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其实才子佳人故事正是唐传奇最为关注，并大量成文的题材类型，二者虽具差别，但究其实 质，仍是传奇风韵的体现。在此，鲁迅认可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其“用传奇法”，故成就非凡，却对居中的人情小说持另一眼光，谓其论不能持平，并非无据。但亦非无因，他可能指的是明代文言志怪小说，那则未免于殃及池鱼之叹了。不能因人情小说与志怪间的文体差别而定其有无唐传奇艺术风格的影响，即如《聊斋志异》，亦有一书兼具二体之笃论在，对明代小说创作也应如是观。
总括看来，鲁迅把唐代小说影响后世小说、戏曲创作的现象置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纳入其小说史理论体系，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但是，就前者而言，他与汪辟疆的工作在性质上，仍然属于考证戏曲本事的文献学研究，且限于体例，在此方面并未深入展开。后者亦因材料的缺乏，论述仍有不周。事实上，文学的影响问题指向文学的一个重要特性，即由文学创作所织就的，与其自身的长久对话关系。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实质上就是对文学发展的主题的关注，就此而言，《史略》的理论概括尚有明显不足。至于揣摩文学的推陈出新与求本溯源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提出一种关于文学创作规律的互动理论，更是此时期不可能出现的研究倾向。
但是，以事实的论证与说明取代对影响问题的理论探索，以在小说史论著末尾缀以题材转袭事实以为影响结论的作法，却成为一种基本的研究模式。古小说研究的杰出代表郑振铎这样结束他的《论唐代的短篇小说》一文:
这些短篇小说在后代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有很多的小说家们模拟他们的作风，而且，他们成为许多戏曲家们吸取题材的渊薮。……它们在中国文学里所占的地位，有些像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作为一个中国的文学家或艺术家，都得熟悉这些故事;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也必须熟悉这些故事;否则，就很难了解许多的文学作品的题材来源与其演变之迹。 12
这是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研究样板，涉及唐代小说成就的小说史著大都祖述其论，积极地搜求事实据以证成其说。小说史料学及目录学者谭正璧的《唐代传奇给予后代文学的影响》一文亦堪称典型。该文初稿于1942年，1982年12月第三次补正定稿，四十年的时间跨度可证其认识与实践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他说:“唐人传奇有一为后代小说所少有的特点，就是题材多数为创作。而且取材的范围也扩大，除神话由零星进步而为首尾俱备，‘嘉言’、‘懿行’也由片断进步而为整篇的别传外，在民间流行而为大众所爱好的有关恋爱与豪侠故事的传记，也被传奇家开始取用。因此，它的内容非常丰裕，给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非常之大。”文章详细考证了33篇单行的唐代小说代表作的题材在宋代以后叙事文学中移植因袭的情况，又开列了一份由传奇集构成的书单，指出与单行作品相比，“后代取它们的题材来写小说和戏剧，尤为我们所常见。” 13 由此可以窥见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典型形态。而有“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之誉的孙楷第集四十年心血撰成的《小说旁证》一书，因在200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全书付梓，成为本事研究范式的百年界石。这些研究强化了一个面目浑括的认识:唐代小说是中国文学艺术家的基本文学素养，因袭行为是基于文学传统与素养的惯性使然。但始自现象把握，归于事实论证的方法在深入洞察这一复杂创作现象本质时显出了局限。后来的研究虽渐趋详赡，但理论视野仍如上述，则大致是20世纪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基本状况。
值得提及的惊鸿一瞥，是郑振铎作于1932年6月的《宋金元诸宫调考》，第十一节论及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与元稹《会真记》的关系 14 。该文在简略回顾《会真记》的重写史后，详细比较了董氏“放大、更张”崔张故事的各种痕迹，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他这样盛赞《西厢记诸宫调》的价值:
这是一部“盛水不漏”的完美的叙事歌曲，需要异常伟大的天才与苦作以完成之的。我们只要看他:把不到二千余字的《会真记》，把不到十页的《蝶恋花》鼓子词，放大到那么弘伟的一部诸宫调，便可以想像得到，董氏的著作力的富健，诚是古今以来所少有的……自从有了此作，崔、张的故事，便永远脱离了《会真记》，而攀附上董解元的此编的了……董解元的弘伟的想像，竟如朝暾的东升似的，把万象都笼盖在他的光亮之下。
极少有人如此热情地赞颂一个有所依傍的作家与一部有所依傍的作品，并坦率地指出一部唐代小说名篇的光芒因此被掩盖的事实。更有甚者，他指出了具体的重写手法与所以如此的原因。他还为董作找出了一些重要的情节穿插，以及所依傍的其他唐代小说本事。但他不是为了简单地作本事考证， 而是将现象放在文本中加以解释，以阐明《西厢记诸宫调》的成功。这是在当时以致后来都是罕见的研究角度。他的《民间故事的巧合与转变》、《韩湘子》等文也具有类似的倾向，只是相比起来稍为简略而已。但这样的先驱却后继乏人。
直到世纪之交，有些学者才开始研究小说题材的演变问题，并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理论提升 15 ，但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传统学术惯性对此努力的制约 16 。事实上，我们发现，小说本事研究的成果并没有被充分利用，这是今日中国小说史研究难以突破的重要原因，而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不足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对20世纪唐代小说影响研究历程的回顾并不全面，但缺陷的优势在于突出地展示不足，从而更明晰地见到努力的方向。本文认为，这样的一个理论思路——由于唐代小说诸因素在后世小说、戏曲中一再出现的事实，因而表现了唐代小说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有些失之简单。因为人的认识与活动是造就历史的根本原因，而勾勒与考察这种认识与活动形成并不断付诸实践的缘由与动机，当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唐代文学，包括唐代小说之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长期垂范后世的经典，固然是源于自身强烈的原创艺术特质，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由此产生的后世不断的自觉追随与回归。因而我们不能把影响仅仅归结为寻找事实来源与指出现象存在的问题，而应对现象所以存在进行必要的追问。在诗歌研究中，人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一问题，但在小说研究方面，这种意识还亟待加强。
我认为，完整的中国小说史应是关于中国小说的创作史及其重写史的总和。它既应体现小说以自身形态存在的历史，还应体现小说在重写中存在与发展的历史。但是，相对于前一方面的主流地位，后一方面的研究被长期悬置于“影响”的单向度线性思维模式中，熟练的近于僵化。摆脱这种思维模式的关键在于重新考量现象的实质。影响的达成并不仅仅关乎文学接受，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一种文学创作行为的结果。
本文认为，文学影响寓于文学接受之中，影响与接受的互动构成文学的传统，文学作品总是在和它自己的历史进行对话。所以应当树立一个观念: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产生于个人的独特才能与他人（及前人）的启发之间，而且启发来自文本，并非仅是情感与心理的共鸣。同时应该从两个层面考虑文学的接受问题，一方面是创作对文学的接受，一方面是阅读对文学的接受。事实上，文学遗产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首先产生于后代作家对前代优秀作品的能动接受，又经具体的创作行为得以体现。即前后文学的关系实质不是单纯的前代施予后代的所谓影响问题，而是后代向前代主动索取资源，进行创新的重写问题。换言之，文学接受蕴含着创作契机，重写既是一种以接受为前提的审美再创作行为，又借此实现对前代文学的传播与批评。这一认识，就是笔者近年来研究古代小说的主导思想，以及所撰博士学位论文《唐代小说重写研究》的总体观念 17 。由此认识，可使唐代小说影响研究摆脱现有的困境，将之置换为“重写研究”，从而被提升至文学创作“发生学研究”的层面，使之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视域里得以深化与发展。
注释
①《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95页。
②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1—2页。
③1911至1919年，蒋瑞藻在《东方杂志》连载《小说考证》系列文章。1919年又作《戏剧考证:小说考证附录》，以及《小说考证续编》，均载于《东方杂志》第16卷。钱静方以《小说丛考》为题发表了系列文章。1913与1915年，柳东蟹则在《小说月报》连载《中国小说丛考》系列文章。1926年，蒋、钱的单篇文字由商务印书馆以《小说考证》、《小说丛考》为题结集出版。早期著作的价值不容高估，在小说戏曲概念，以及编纂体例与研究态度上，诸书受到严厉的指责，但这些著作一方面通过考证题材演变，以小说、戏曲互证，作为有明以来文学史发展的依据，后来的论者（包括鲁迅）一直在使用这种方法，赵景深就自称“我力气用的最大的是同一题材的小说、戏曲的演变”（《中国小说丛考·序》）。1936年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时还收录了蒋书。另一方面，它为研究者提供了反面借鉴。故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来，蒋、钱、柳氏著作的引路价值不应忽视。
④见阿英《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一文，据1936
年10月23日《时事新报》引。《说小说》，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0，第98页。
⑤主要体现在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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