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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今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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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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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并无前盛后衰现象 ⑨ 。
关于元剧兴盛之因，王国维认为:元初废科举为元杂剧发达之因，“此种人士，一旦失所业，固不能为学术上之事，而高文典册又非其所素习也。适杂剧之新体出，遂多从事于此;而又有一二天才出于其间，充其才力，而元剧之作，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 ⑩。王国维以元初废科举为元杂剧发达之因，固然可为一说，但可置疑处亦复不少。元杂剧家可知者不足二百人，而元代诗家可知者约两千人，词家约两百人，这些诗词作家绝大多数没有杂剧创作（偶有散曲创作亦多限于小令）。元废科举固为事实，但这样的事实并没有导致元代绝大多数文人投身于杂剧事业，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元代最具才华的文人在杂剧家队伍之中!
在“元剧之存亡”一章，王国维主要根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以及《元曲选》等文献考察元杂剧剧本的存亡情况。王国维撰写《宋元戏曲史》时，见到的元剧刊本仅有《元曲选》、《元刊杂剧三十种》两种，其他明刊、明抄本，特别是1938年发现于上海的《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王氏尚未及见到，这样必然影响到他对元剧存本的统计。按王国维的统计，《元曲选》存元剧九十四种（《儿女团圆》、《金安寿》、《城南柳》、《误入桃源》、《对玉梳》、《萧淑兰》等六种元末明初人所作杂剧除外），元刊本十七种，《西厢》五剧，共计一百一十六种。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几条资料，王国维曾经估测说，现存元剧剧本“以大数计之，恐不能出二百种以上”。后来的事实证明，王国维当初的估测还是极为准确的 11 。王国维在本章中还据《雍熙乐府》察考元剧的散见零星折数，但仅得六折。30年代初，赵景深（1902—1985）编《元人杂剧辑佚》（1935）时，除《雍熙乐府》，他还利用了《太和正音谱》、《北词广正谱》、《盛世新声》、《词林摘艳》、《九宫大成谱》等王氏未及采用的文献，故其成就也远胜于王国维。
第十一章“元剧之结构”、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集中体现了王国维对元剧结构体制、艺术成就的认识，对后来影响甚大，最值得注意。王国维关于元剧最重要的结论是:“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 12 王国维认为元剧之佳在“文章”而不是“思想结构”，可谓卓见!自50年代以来，元剧被视为有丰富“人民性”的文化遗产来看待，许多论著乃强为解说，论证元剧思想内容如何“进步深刻”、戏剧结构如何“严谨高妙”，与王国维相比，此种认识可以说是严重的倒退!
关于元剧曲、白作者的归属，明清以来臧懋循等即有“曲”为作家所作而“白”为伶人自为之说，王国维力斥为妄，云:“元剧之词，大抵曲白相生;苟不兼作白，则曲亦无从作。” 13 这种看法实际反映着王国维对元剧认识的不足。80年代末，洛地最早提出，元曲杂剧的结构实为“曲”体结构，作为戏剧而言，“它实是一种未成熟的戏剧” 14 。如果我们不是把关、白、马、郑当作“戏剧家”来看待，而是以“元曲家”来看待，“曲”为作家所作而“白”为伶人所作，也许就不会完全“不可思议”。进而我们才可以理解元剧何以思想“鄙陋”、关目“拙劣”:元曲家最关心的是套曲的制作并以此显示才情，其白则不妨交付伶人，故有“思想之鄙陋”;元剧以曲体结构（即北曲四套）为根本，在四套北曲的框架内，正常的“戏剧结构”势难展开，故不能不关目“拙劣”。
《宋元戏曲史》第十四章“南戏之渊源及时代”、第十五章“元南戏之文章”两章都是王国维有关南戏的研究。王国维首先对沈璟《南九宫谱》所存南曲五百四十三个调牌进行调查分析，认为“其出于古曲者，更较元北曲为多” 15 。然后又通过对《荆》、《刘》、《拜》、《杀》、《琵琶记》等剧目的调查，认为“其故事关目皆有所由来，视元杂剧对古剧之关系，更为亲密也” 16 。这些认识都是非常高明的，但当他最终对南戏之时代做出判断时，因“现存南戏，其最古者大抵出于元明之间” 17 ，故将南戏置于元杂剧之后。王国维当时所能见到的南戏文献不过沈璟《南九宫谱》及明刊本《荆》、《刘》、《拜》、《杀》、《琵琶记》等数种，这不能不局限他对南戏的研究，自1920年以来，《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南曲九宫正始》等文献相继发现;建国后，《明成化本白兔记》、《明宣德抄本金钗记》、《风月锦囊》等文献亦陆续面世。钱南扬、冯沅君、赵景深等老辈南戏研究者及孙崇涛、俞为民、黄仕忠等年轻一辈研究者都及时利用了这些文献。20世纪南戏文献之发现与南戏研究之进步可以说是同步的，后来人的南戏研究超越王国维也可以说是必然的。
三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成就以及后来人对王国维的超越略如上述，我们接着要追问的问题是，王国维何以能成就如此之高而又不免其局限?其研究方法和立场对后来人而言有何正面、负面的意义?以下，笔者试从三方面申述个人所见。
一、“外来之观念”。1934年，陈寅恪（1890—1969）为《王静安先生遗书》所作《序》中总结王国维一生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主要为三方面:一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为“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为“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 18 。而《宋元戏曲史》乃属其第三方面的研究。正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所言:“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硕儒，皆鄙弃不复道。……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王国维毅然从事于历来被视为“小道”、“薄技”的戏曲研究，孳孳者数年，终成名著《宋元戏曲史》，从根本原因而言，乃是其“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的结果。
1894年，王国维十七岁时，甲午战争的惨败，对国人刺激甚深，人们从古书堆中惊醒，痛定思痛之后，转而开始认真学习西洋文化（所谓“西学”）。戊戌变法后，梁启超等人喊出“新文体”、“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等口号，这无疑为西洋文学观进入中国、冲破旧有的以诗文为正宗的雅文学观打开一道缺口。青年时期的王国维正在这一时期接受了西方哲学、文学的观念。在传统观念下，小说、戏剧则皆不足成“学”，但按照西洋的文学观，小说、戏剧皆为文学艺术中重要类别，所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6）以“小说”为研究对象、《宋元戏曲史》以“戏剧”为研究对象，都显然是西洋文学观的反映。《宋元戏曲史》中“外来之观念”的烙印犹不止于此。又如《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有云:“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19 王国维此处拿西洋的“悲剧”、“喜剧”比附中国的戏剧，显然是以此表示其对元剧的钟爱。他在本章中还说:“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远在宋金二代，不过至元而大成。” 20 此处所谓“新文体”、“新言语”也都可以说是“新”文学观——西洋文学观的反映。
王国维借用“外来之观念”研究中国戏剧，首开风气，功绩甚高。在《宋元戏曲史》之前，“戏剧”一直被有意识地客体化，有主、客之别，成为客观的供人研究的对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所收四十八种“论著”以及近代吴梅、王季烈等人的所谓著作，大都以“实用”（传奇写作或演唱）为最高目的，并非是对研究对象的客观分析和归纳，所以与现代人所谓“论著”有很大不同 2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则是将中国戏剧（主要是宋元戏剧）视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加以理性研究，从而使《宋元戏曲史》富有浓厚的“现代学术”的色彩，在“现代”中国戏剧学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根本原因正缘于这种“外来之观念”。
但直接借用“外来之观念”研究中国本土戏剧，也有负面的影响。对中国学术而言，“现代学术”毕竟不能等同于“西洋观念”。以西洋的戏剧观念来察考中国戏剧，不会是一无所见，但也很可能会造成对民族戏剧的隔膜、肢解。如悲剧、喜剧概念的引进。这里的关键问题，主要不应是中国戏剧是否有悲剧、喜剧的问题，我们应当深思的是:从悲剧、喜剧的解释框架出发，是否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民族戏剧?中、西戏剧或者中、西文化（中、西医或中、西画）之间是否可能存在一些普遍适用的“话语”?中国（民族）文化的现代性阐释是否必有赖于“外来之观念”?时至今日，我们自己的民族戏剧学尚未建立起来，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建立起属于民族戏剧自身的一套概念范畴，我们一直喜欢借用人家的概念范畴来构筑“现代”中国戏剧学，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有希望成功么?在西学思维下，考察中国传统，乃属时风，也不仅限于戏剧一门。我们也毫无理由将此归罪于早已作古的王国维先生，这种弊病在王国维本人那里也并不是表现得很突出，但自《宋元戏曲史》以来，“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矛盾冲突”等方面的分析，成为一般文学史、戏剧史解读戏剧文本的基本模式，由此造成的国人对民族戏剧的隔膜却是足以引人深思的。
二、史学家之家法。就具体的研究方法而言，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实际主要采用的是史学家们熟用的考据法。考据法是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极简易，亦极科学。从王氏一生的治学取向看，明显地表现为由“外”转“内”，即由“西学”色彩浓厚，转至“西学”色彩渐淡而“中学”色彩渐浓，最终为纯正的“中学”。如果说王国维早期的《红楼梦评论》中“西学”色彩重于“中学”，而到王国维撰写《宋元戏曲史》时“中学”已明显占居上风。1913年1月，王国维致书缪荃孙云:
近为商务印书馆作《宋元戏曲史》，将近脱稿……但四五年来中研究所得，手所疏记心所储藏者，借此得编成一书，否则荏苒不能刻期告成。惟其中材料皆一手搜集，说解亦皆自己所发明。将来仍拟改易书名，编定卷数，另行自刻也。22
据此，王国维曾经打算改换《宋元戏曲史》书名的，至于拟改易的书名，后人不得而知。王氏友人、门人编辑《王静安先生遗书》时将之改题为《宋元戏曲考》或正符合王氏的本意。因为从《宋元戏曲史》全书的写作看，也基本上是搜集材料、附以说解——这也正是考据型著作的一般范式。
在王国维之前，留意中国戏剧的文著也并不在少数，如《中国古典戏剧论著集成》即收各种文著四十八种，但多是曲话性质的漫录、随笔，绝无条例谨严、系统一贯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戏剧作为一门学科永远没有可能建立起来。王国维则以极审慎、极客观的态度，率先将史学家的考据法施之于中国戏剧的研究，使中国戏剧作为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呈现世人面前。从《戏曲考原》到《唐宋大曲考》，再到《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史》等论著的相继问世，我们可以看到，王氏确实是以“扎硬寨，打死仗”的态势，步步为营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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