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震川；思想态势；儒家；道家；佛家

　　和一般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一样，美是受历史制约的。它不仅牵涉到美学领域内的一切问题，还要牵涉到具体的艺术创作实践情况以及时代文化思想，要涉及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程历史。我们在解读震川作品的同时，不得不先从时代的大背景和具体的文化思想着手。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中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在强调全篇全人的同时，还要把作家作品放入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作具体的历史分析。

　　震川所在的时代，主要处在明嘉靖、隆庆之世。统治者昏庸腐朽，皇帝迷信道教。明初，社会动荡，时代的使命感让文人常浸透着深沉的忧患意识。经济复苏后，忧患逐渐销蚀，取而代之的是文化专制下的创作不安全感。欣赏美的角度逐渐从人心思治、崇拜英雄转移到了欣赏平稳和谐、雍容典雅。以八股文取士的文化体制，精神上的匮乏，让文人学子致力于学写古文与八股文，凭八股文博取功名。程朱理学流行，阳明的心学与禅宗思想日渐渗透，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城市文化的形成，资本主义的萌芽这许多的因素加之在一起，使得生活在这个孕育重大变革时代的文人们在追求着仕进和自我平衡的同时，又关心着世运民情，有了“重道德主义”和“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的思想。笔者认为，他的文学思想主要呈现了一种古典儒家思想为本，道释并存的态势。[1]

一、兼具先秦儒家的古典原型，掺杂三纲伦理和天人感应

　　当明之时，朝以重儒尊道，理学立国。程朱理学拥有着儒家正统地位，普及官学化。归有光思维中的儒家思想也是根深蒂固的。

　　余少时出入学，见里师必以《小学古事》为训。时方五、六岁，先生为讲苏子瞻对其母太夫人及许平仲难师之语，竦然知慕之。[2]

　　《先妣事略》一文中就有记载：

　　有光七岁，与从兄有嘉人学。每阴风细雨，从兄辄留，有光意恋恋，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经》，即熟读无一字龃龉，乃喜。[3]

　　他写了不少经解文，它们比较明显而集中地体现了其文章“根抵六经”的特点。黄宗羲《明文海》提到有光：

　　其言“为文以‘六经'为根本，迁、固、欧、曾为波澜”，圣人复起，不易斯言。[4]

　　在现今通行版本的《震川先生集》中，卷一就是经解。钱谦益片言指要:“先生覃精经学，不傍宋人门户，如《易图论》、《洪范传》是也。故以《经解》为首。”[5]震川所受教育盖系儒家思想，其思维方式和偏爱喜好也是以儒家思想为本，重视经、史。然而，他身处于发展宋明理学的新儒家时代，其儒家思想却是较接近先秦与两汉时代的思想。

　　（一）积极入世

　　在政治作为与个人面对仕宦的态度上，有光表现出上进主动，对社会关怀的一面。在《沈次谷先生诗序》提到：“余少不自量，有用世之志”，晚年临终前还在给儿子的手书中还流露出事业未竟的遗憾，积极用事的政治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他还曾在《碧岩戴翁六十寿序》中写道：

　　余少时有志于古豪杰之士，常欲黾勉立一世之功；既老不遇时，始益悟人时倏忽。[6]

　　虽然“垂老尤困在闾中”，但归有光却大大跳出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偏狭。可谓符合孔子美学思想的基础——仁学。仁学是孔子一种具有伦理性的美学，它将心理欲求的满足，导向符合社会伦理的道德规范，并使人对现实世界保持高度热忱。所以，尽管他身份卑微，却依旧关心着世运民情。在他为数不多的一卷古今诗中，有不少诗篇是应时事而作的。《郓州行寄友人》中，就写的是水灾后人民生活中水深火热之中，卖儿鬻女、呼告无路的惨况。他曾考察三江古迹，写下《三吴水利录》（四卷）、《水利论》等，提出太湖入海的道路——吴淞江只需合力浚治，使太湖的水向东流，其它的水道就可不劳而治。后海瑞采用、实施后颇见成效，“全活江苏生灵数十万”。嘉靖三十三年倭寇作乱，他先下了《甲寅十月纪事二首》、《海上纪事十四首》等诗作，入城筹守御，提出具体的作法。可见其思想抱负并非空谈，而是有完整想法与实质措施，建设性的提供见解改善问题。同时还写有《备倭事略》、《昆山县倭寇始末书》以备后世借鉴之需，颇具史料价值。这些都体现了他经世致用的思想，把国计民生作为始终关心的头等大事。

　　（二）仁物爱民

　　《明归震川先生有光年谱》中还录有：

　　尝谓县官为天下牧民，宜求所疾痛苦，不当过自严重，令闾不自通，每听讼民作吴语，务得其情。[7]

　　这种深入人心、感化人民的做法，使人心悦诚服，才能维持长久。有光就是抱持这种想法，“俗刁悍，乐以命诬讦富家，有光必亲至其地，呼村落愚民，察问县政。县故多盗贼，依湖山间，用计擒获其魁，诬服者释之，出狱中死囚枉滥者三十余人。一重囚母亲死，许其归葬，如期诣狱。”[8]震川认为为官之道不在刑罚之酷而重仁民爱物、以德化民，他甚至可以不顾身份低微，无惧权贵和舆论的压力，奔走呼告，为民请命、申冤。在他的文集中至今还收录有不少这样的文章，如《送恤刑会审狱囚文册揭贴》、《九县告示》、《乞休申文》、《长兴县编审告示》、《张贞女死事》等。《长兴县编审告示》言：

　　长兴县示。当职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9]

　　当职为民父母，岂不欲优恤大户，而专偏重小民？特以俱为王民，尔等大户，享有田宅僮仆富厚之奉，小民终岁勤苦，糟糠裋褐，犹常不给；且彼耕田商贾，大户又取其租息，若刻剥小民，大户亦何所赖？况大户岁当粮长，不过捐毫毛之利，以助县官；若小民一应役，如今之里递者，生计尽矣。如之何不为之怜恤也？[10]

　　在强调家庭伦理、重视孝道与伸张正义公理方面，则部分偏向董仲舒的儒家思想。

　　(三)孝悌恭敏，重视纲常

　　从《震川先生集》中看归有光的文章，可以发现他对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可说是循规蹈矩的接受，几乎很少怀疑。他的文学观制约着他写出的大部分文本，其文集中的伦理文章，数量最多的是表彰女性节烈的。他曾声称:“余生长海滨，足迹不及于天下。然所见乡曲之女子死其夫者数十人，皆得其事而纪述之。”出现这种偏重，是因为他少有所见忠臣行为，并非其文学文本的价值所在。

　　卷二十六《归氏二孝子传》中，他立传赞誉归钺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归绣对母亲、弟弟及兄弟之子的无微不至的关爱，集中描写二孝子之孝行与友爱，而对于父母为何对孝子产生不悦的原因，和父母兄弟行为是非的评价却未涉及。可见有光对人伦纲纪的重视，也显现了他着恪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原则，却忽略了伦理思想是包含了义务但也有权利，着实有着一种我们现今不可理解的迂腐和愚昧。这或许意味着归有光思想深处，父母、兄弟的任何行为对子女、手足来说都天经地义的，只允许接受，不允许反抗。他在恪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余，却忽略了传统儒家有重生重义的一面、对父母从义但也可争谏、伦理思想是包含了义务但也有权力的双向原则，因此把近乎愚孝的行为合理化的揭示称扬。

　　他也曾写过《见村楼记》以缅过友李宪卿，并作有《李中丞行状》。见村楼楼主李延实为宪卿第五子，有光还曾为延实的祖父写有《李南楼行状》，提及与宪卿之交。

　　余闻而伤之。余始与宪卿游，见其丰仪俊清，皎然不染坋埃。时相过从，谈笑竟日，醴善丰嘉，不索而具，宪卿一无所经意。乃知府君所以纵其子游学如此。[11]

　　《见村楼记》中的：“孔子少不知父葬处，有挽父之母知而告之，余可以为挽父之母乎？延实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肃然桑梓之怀，怆然霜露之感矣。”是以告知延实之父其人其事，以点其不忘先人、水木之思、桑梓之怀、霜露之感的人伦美德，以点不忘本之主旨。震川也说过“情之所在，即礼也”之类的话，但恰恰是那些他自己较为独特深厚的生存体验，尤其是情感体验，又使他不自觉地超越其文学观念的拘囿，创作出其最具价值的“事关天属”类散文。

　　董仲舒建立的“三纲五常”，是把儒家仁道的施行建立在“天意”的基础上。为了缔造汉代一统帝国的意识型态，同时又把君子说成是天意的代表者，将朝代更替、四时变化、宇宙人生等一切事物，几乎无一不包含在“天人感应”中，让儒学掺染了黄老学说和阴阳思想。他依据的所谓天意，实际上就是吸取法家而提出的“三纲”的思想。较之于先秦儒家所说的礼，这不再是个体自觉的自律行为，而是具有更大得多的束缚人们个性发展的作用，带有统一性、威慑性和强制性。“天人感应”要求人们必须绝对的服从，否则就会遭到上天的惩罚。加上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定于一尊成为官学后，儒家的学术路线便着重于应世的外王事功之学，先秦儒家反求诸己的人性理论反而被忽略而逐渐衰微。我们从综述中可见，有光对于伦理的遵从似乎有这样的倾向。

　　另外归有光也有意将“天人感应”带入文章中，将冤屈事件的内幕与神异事件想结合，如将张贞女之死与安亭发生大旱结合的描述，通过神异事件写出安亭大旱是上天显示贞女冤情的惩罚方式。这些神异现象可能是当地居民的各种附会，透过归有光耳闻目睹而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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