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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生”与唐宋伎艺

时间:2009-8-8 16:56:51  来源:不详
较,可见二者一脉相承,因此,这种“连脚嘲”即唐代的题目嘲诗。
    根据以上研究,我们有如下结论:
    第一,唐代题目人物的品貌行止是颇为流行的戏谑形式,这种形式与“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的“合生”性质完全相同。当然,由于此类戏谑不登大雅之堂,“题目”与“合生”所保存下来的资料只是沧海一粟。在唐代,“题目”的诗词形态曾以不标“题目”的方式,或以“连脚嘲”之类的名义存在过。唐代的题目诗词上承刘宋时期何勖的题目韵语传统,下开宋代合生诗词的先声。第二,从时间的坐标看,作为滑稽诨科性质的“题目”起自魏晋,流行于南北朝,盛行于唐朝,而“合生”直到唐中宗时期才开始出现,可见,“合生”是在“题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三,从“题目”到“合生”的演进机缘,当起于“胡人袜子何懿”等人,他们对“题目”披之于“胡乐”、“异曲”,施之于“咏歌蹈舞”,使之成为“合生”这一新的伎乐形式。正因为如此,北宋高承在《事物纪原》中才将“合生”称之为“唱题目”。北宋去唐未远,他将“合生”与“题目”联系的看法值得重视。顺便指出,《西厢记诸宫调》卷五中保留的【乔合笙】曲,以及宋代戏文《乐昌分镜》中的【合生】曲,有可能就是存留的唐代合生的“胡乐”。
     三 “合生”的演变及其体制
     对于后世“合生”的基本性质,我认为需要参考伶人的意见。因为“合生”既然为伶人用语,所以,伶人自己的解释才是最具权威性的。那么,伶人是怎么解释“合生”的呢?《行院声嗽•文史》云:“合生:捻词。”(27)《行院声嗽》作者不详,其文载于无名氏《墨娥小录》卷一四,但该书于明隆庆五年(1571)由吴继聚好堂刊印,出自苏州刻工之手(28)。此书虽收入于明刻本之中,但其中大量的话语见于宋元笔记和戏曲之中,如“唱曲”为“咽作”,见宋陈元靓《事林广记》续集卷八:“唱曲:善讴、谚作。”所谓“谚作”即“咽作”,音同异写。又见关汉卿散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会咽作。”又如“婆婆”为“卜儿”、“秀才”为“酸丁”、“官人”为“孤老”、“贼”为“邦老”等等,皆习见于元杂剧。事实上,“合生”一词明代以降已经很少见诸记载,有之,亦多为回顾、考证之文,说明该词已经逐渐退出通行语言的舞台。因此,《行院声嗽》所记载的应该是宋元时期的行院话语。
    问题是,“捻词”又是什么意思呢?唐敦煌写卷斯六一七《俗务要名林》:“捻,奴牒反,同‘捏'。”可见,“捻词”即捏词,也即编造“词”之义。汤式《笔花集》“卓文君花月瑞仙亭”散曲:“传奇无准绳,关目是捻成。”(29)“捻成”,《雍熙乐府》引该曲正作“捏成”。天一阁本《录鬼簿》“关汉卿”条贾仲明吊词云:“捻杂剧班头。”又,同书“孔文卿”条贾仲明吊词云:“捻《东窗事犯》,是西湖旧本。”其中的“捻”,皆是编造之义。如此,“合生”一语类同于唐宋的“作语”。
    宋元伶人将“合生”称作“捻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表明此时的合生更为注重作词也即造作题目的技法,宋代合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进一步发展了唐代的合生。这种继承和拓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宋代的合生,不仅题目人物,也“指物题咏”(见《夷坚志》) ;不仅对人,也对事物进行品题。其二,不仅有“滑稽含玩讽”式的乔合生,也有非谐谑性质的普通合生。需要指出的是,合生本来就是诨科性质的,无所谓“乔合生”,只是到了宋代,一些士大夫借用合生的方式进行游戏,才使合生具有非玩讽的性质,于是,才以“乔合生”一语来指称原来意义的合生,换言之,合生就是乔合生,宋代的非“乔”性质的合生反倒是后起的。其三,宋代合生在体制上,吸收了酒令令格的体制,使之更为复杂与完备:作为宋代合生“捻词”之“词”,已不同于一般的语词、言词,甚至不同于普通的诗词,而是指具有一定令格的韵语;宋代的合生不仅由一人,也可由多人合作完成;题目对象的数量,由一人一事,变成数人数事。
    关于合生体制与酒令关系的问题,尚未有人提出,且脉络隐晦不彰,需作详细的清理。虽然有人认为合生的“具体体制等目前尚无破解”(30),但有关合生的体制情形,文献中已有记载,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又,《梦粱录》卷二〇“小说讲经史”条:“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
    这是关于“合生”的关键解释。对于宋代的“合生”体制,我认为以上两书解释得十分清楚: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可惜的是,人们往往忽视宋人对合生的这句关键性的诠释,我们不妨在此进一解。“起令、随令”起自唐代的酒令,宋代依然盛行。这种酒令的体制由以下要素构成:
    第一,规定令题及要求。即先商定酒令所咏之对象,同时,对令格提出具体要求。第二,由一人先咏,是为“起令”;然后由众人按照其令格进行附和,是为“随令”;由于“随令”所咏之事不同,故为“各占一事”。第三,所咏之令是一种有一定格式的韵语。或三言,或五言,或七言,或杂言,类似诗词,但由各人分咏。这就是“捻词”也即“合生”的含义。第四,这些令格式韵语往往具有谐谑性质。且看以下数例:《唐摭言》卷一三:
       方干姿态山野,且更兔缺,然性好凌侮人。有龙丘李主簿者,不知何许人,偶于知闻处见干,而与之传杯酌。龙丘目有翳,改令以讥之曰:“干改令,诸人象令主:‘措大吃酒点盐,军将吃酒点酱,只见门外着篱,未见眼中安障。'”龙丘答曰:“措大吃酒点盐,下人吃酒点鲊(干嗜鲊),只见半臂着襕,未见口唇开胯。”一座大笑。(31)
     上文中“干改令,诸人象令主”,这是规定令题;“措大吃酒点盐,军将吃酒点酱,只见门外着篱,未见眼中安障。”这是起令,并标示令格;“措大吃酒点盐,下人吃酒点鲊(干嗜鲊),只见半臂着,未见口唇开胯。”此即随令。
    宋代的酒令中便明确记有“起令”,《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与佛印起令”:
        东坡谓佛印起令曰:“要头是曲名,尾是二十八宿,四个字不间。”东坡曰:“黄莺儿扑蝴蝶不着,虚张尾翼。”佛印应声答曰:“二郎神绕佛阁相视,鬼奎危娄。”(32)宋喻文豹《唾玉集》“行令”条:
        东坡先生尝行一令,以两卦名证一故事。一人云:“孟尝门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济既济。”一人云:“刘宽婢羹污朝衣,家人小过。”先生云:“牛僧孺父子
    犯罪,先斩小畜,后斩大畜。”盖为荆公发也。(33)
     宋代合生的体制与上述酒令的形式基本相似。关于以类似酒令令格形式造作合生的实例,见《杜蕊娘智赏金线池》第三折:
       (众旦云)姨姨,俺则这等吃酒可不冷静?(正旦云)待我行个酒令,行的便吃酒,行不的罚金线池里凉水。(众旦云)俺们都依着姨姨的令行。(正旦云)酒中不许提着“韩辅臣”三字,但道着的,将大觥来罚饮一大觥。(众旦云)知道。(正旦唱)
    【醉高歌】或是曲儿中唱几个花名。(众旦云)我不省得。(正旦唱)诗句里包笼着尾声,(众旦云)我不省得。(正旦唱)续麻道字针针顶,(众旦云)我不省的。(正旦唱)正题目当筵合笙。 在上述表演中,是以行酒令为内容的。所谓“不许提着韩辅臣”、“曲儿中唱几个花名”、“诗句里包笼着尾声”,这是规定酒令的令格。但最后正旦却称这是“正题目当筵合笙”,说明将酒令转换为表演的形式即可作为题目合生,表明了二者的相似性。当然,合生与酒令也只是相似,并不完全相等。酒令的对象无所不包,而合生则以题目人物为主,以题目事物为辅。酒令以说为主,合生有说有唱,甚至还有表演。至于宋代合生的形态,我不赞成那种完全将唐宋的合生截然分开的看法,相反,我认为二者一脉相承,其基本的特征依然是以题目人物的方式进行戏谑。观北宋《洛阳绅旧闻记》所载谈歌妇人杨苎罗以蜘蛛题目云辨的“合生”方式,便知与唐代“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的合生并无不同。
    虽然都以“题目”为特征,但从合生到捻词,意味着宋代的合生在形式上的侧重点有所转移。唐代的合生以“咏歌蹈舞”为主,北宋的“唱题目”依然注重于“唱”,到了南宋,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都城纪胜》与《梦粱录》皆将合生列于“说话四家”;《醉翁谈录》则将合生归之于“说者”;《夷坚志》“合生诗词”谓之“曰”等等,说明宋代的合生偏向于“说”,或者是带有动作表演的科白。出现这种变化,应该与合生体制转向酒令令格有关。合生的音乐本出自胡乐,在合生形式较为单一化时还能够兼容,一旦合生诗词与起令、随令相似时,其体制就完全多元化,可随时随地进行改变,相对固定的【合生】或【乔合生】之曲就难以满足需要了(34)。
     四 “合生”与杂剧的关系
     从本文的第一节中可以看出,关于合生的性质其实是众说纷纭的。我的看法,合生是一种伎艺,施之于表演,便是戏剧;施之于应酬,便是应命咏诗;插入勾栏说话,便是“说话四家”之一。元无名氏【中吕•粉蝶儿】《阅世》:“折末道谜续麻合笙,折末道字说书打令,诸般乐艺都曾领。”所谓“合笙”即“合生”,可见,在伶人眼中,合生与道谜、续麻、道字、说书、打令一道被视为“诸般乐艺”的。这种“乐艺”,是伶人的基本功,可以单独表演,也可以组合进戏剧之中,还可以用于非表演的场合。
    但唐代的合生,是属于杂剧范畴的,因为唐代杂剧的边界远比后世宽泛,不仅包括歌舞戏,还包括博戏、杂伎与谐剧(35)。唐代教坊中,即有“题目人”的戏谑形式。据《教坊记》载:“内妓歌,则黄幡绰赞扬之,两院人歌,则幡绰辄訾诟之。有肥大年长者即呼为‘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太宾阿妹'。随类名之,标弄百端。诸家散乐,呼天子为‘崖公'。以欢喜为‘蚬斗',以每日长在至尊左右为‘长入'。”
  

  黄幡绰为唐玄宗时期的著名伶人,他的訾诟即题目戏谑的一种形式,此种“标弄百端”的“题目”,带有一定的滑稽性的模仿动作,科白相间,在唐代即被视为杂剧,也是宋代杂剧打诨的先声。这一点,我们已在《杂剧起源新论》一文中作过阐述(36)。事实上,这种以题目人之品貌作为谐戏乃当时伶人的一项职业任务。我甚至怀疑,所谓“绰号”的得名,即来自黄幡绰的题目人,因为“题目”也简称“目”、“号”(37)。所谓“绰”即黄幡绰,所谓“号”即题目人。如果此论不错,也可证当时黄幡绰题目人的名气与影响。除了黄幡绰在前述《开天传信记》题目刘文树外,唐代伶人的题目谐谑又见《寓简》:“西域胡人自言其国山川险峻,或谓曰:‘山高海深宛在其貌。'……明皇时又番胡入见,伶人讥其貌不能堪,相与泣诉于上前。伶曰:‘官家勿信,此等泪,桔槔打不出。'”(38)凡此种种,皆可证明唐代伶人题目人的流行。需要说明的是,单纯的题目并非杂剧,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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