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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宗教描写的艺术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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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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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意识与世俗观念的贴合
1.劝化善信，趋利避害。《西游记》全书有29首回前诗词渴颂。这些诗词渴颂形成一条宗教说理的言路。渴是佛事中重要的唱诵体裁，按题材分为赞佛渴、发愿渴、警众渴、回向渴等，其中，回向揭的意义是将前面念诵的内容归结到念诵者的心愿和目的上去。《西游记》在运用赞佛揭使佛教义理得以阐发和弘扬的同时，用发愿渴、警众渴、回向渴等方式表达出劝化善信、趋利避害的民俗信仰。如第七回的警众褐“富贵功名.前缘分定，为人切莫欺心”，在该回回前褐文之后，缀以“些些疏狂天加谴，眼前不遇待时临”的发愿渴，深有一番“正心诚意”、待机守时的劝进意味，与《增广贤文》之类杂书中的人生格言留心世务的精神相通，也与极富民间色彩的劝善文、阴耸文声口相类。
2.六道轮回，因果报应。佛教因缘和合的观念，与民间宗教积善消恶的心理相结合，形成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观念，继而成为一种民俗佛教信仰，此种民俗信仰，又因其幼稚但又富于形象的感性形式被纳人民间文学艺术当中.很容易与“导愚适俗”的小说文学样式结合起来，成为小说敷演故事、组织世态的艺术手段。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宗教意识，在《西游记》中已成为文学想象、情节结构的思想基础。如小说第二十九至三十一回，写奎星下凡掳掠宝象国百花公主，在碗子山波月洞作怪，被悟空逼斗，悟空上访天庭，奎星被收上界。这一故事.包含两层因果:一是侍香玉女与奎星有前定之缘.一是悟空闹天宫时曾与奎星照面。奎星为神为魔，正与第二十九回回前诗渴诗意相合:“悟即刹那成正，迷而万劫沉流。若能一念合真修，灭尽恒沙罪垢。”
3.消灾释想，度亡脱苦。小说第十三回写三藏在猎人刘伯钦家，为其亡父念经超度。由于繁本小说又名《西游释厄传》，这一接近日常生活的细节也被作为一个典型事例，写得十分透足。运用民间故事惯用的“三迭法’，叙事方式.让伯钦与其妻、其母反复叙说梦中同一情形，2阴司”观念与民间鬼神信仰
联系在一起，与佛教地狱说相应，实际上，相信“死人着”，是东西方宗教一个共通的方面，对照前文关于“十代冥王”的陈说，“泰山王”这一司鬼的道教尊神与“阎罗王”等并列，同置于地藏王菩萨之下，多神并存反映了民间信仰的杂乱情况;与孝亲思想相连，符合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宗教的认识。在西方学者看来，祖宗崇拜是最普遍的宗教主题之一.甚至具有渗透于一切的特征，而在中国，对双亲和祖宗的崇拜被看成是宗教和社会生活的核心，契合着民众心理，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宗教描写向读绝实人生的转移
《西游记》宗教人事描写中存在非宗教非神学思想，宗教人事描写的部分内容，在本质上是现实性的，是对现实人生以及社会历史的曲折反映。如将西天取经处理成治世之尊唐太宗解冤释结的现实需要，与明代对贞观政治的反思相应。《西游记》中的国王群像，要么是守成积弱。国事日非;要么是喜怒无
常，赏罚无度;或者胡为乱信，贤士去国;或者恋内误国，体统无存。所体现的心惑、责苛、情偏等种种恶习，与文人赞述中的圣君明主已相去甚远，既是对君主清明政治理想的扬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借君王威权之重，放大人性的弱点。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问题的鉴戒、对世间英雄的渴望、以及世态人情的讽喻.反映了社会意识和现实精神的主体贯注
1.从文学思维的角度看。《西游记》作品现实感的建构，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的辨证思维:一是华无别，所谓大千世界皆为身边世界。取经一行，所历诸国，“与中华无异”，类似的提示在作品中不绝如缕其实作者所写，始终未越出国界一步;一是天上人间两重世界的复现复迭。所谓“三千法身”，所谓“分瓣梅花”，类似的一与多的思维，正是虚幻世界与现实世界“理一分殊”的形象注解。玉帝统治下的天朝政治，隐喻了明代社会政治的重要弊端，即名器之滥，与言路之站。
2.从小说取材的角度看。《西游记》宗教描写的现实转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从小说大的情节结构看，从猴王西行求长生之法到随唐僧西天取经这两个故事系统的转换是以猴王尚未完全度越“三灾利害”为连接点，小说借“三灾利害”观念摒弃了“千年苦行”的道路，其次，从文学表现的角度看，是对人间僧团生活的回避。走出国门.走向大自然.周游遍历，固然源于玄奖西行的本事，但也因结咖肤坐、数珠念佛、青灯黄卷、寂寂入定、与世隔绝的佛教僧团单色调的生活，是不足以为具有强烈的动态感和感情色彩的文学形象描绘所凝注的。最后，从小说所铺陈的宗教观念看，法相惟识东这一谨守门户之见的教派所宣扬的义理精神被主张..教外别传”的禅宗心法所置换，既与明代佛教潮流相一致，同时也与明代学术思想对于心性问题的思考、高扬自然人性和主体精神的思想潮流相吻合。
3.从语言表现的角度看。旁通曲喻，呈现出思想的“表情”。在《西游记》明清时期的论者之中。陈士斌可以视为“解经”说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西游真诊》是一部用《易经》和丹道修炼理论解释《西游记》的书.如《西游真诊》第五十回评论说:“横竖侧出，旁通曲喻，千魔万怪，无非止讲得修‘性命’二字，止修得先天真乙之气而已。”他的评论以《西游记》的作者系教门中人即仙师丘处机为前提，此一前提经清人辨正已不足论。但即使是陈士斌的评论，其间亦有现实人生的感怀作为旨归:“盖大圣有通天地之志而运否时艰，绝人逃世，遇足悲也。读‘养养精神’四字.使予两泪如注。”陈氏指出的《西游记》文学形象隐言曲喻的隐喻特色.为今人对《西游记》的批评，预示了理、艺术形式批评的远景。实际上，《西游记》亦此亦彼的游戏笔墨，与言近指远的反讽技巧.使作品在审美愉悦与深度真实方面完成了两极追求。
总之，《西游记》借助宗教名目敷演故事，以取经一行的境遇作为艺术转换的触媒，这一转换以宗教意识与世俗观念的贴合为渐进过程，社会意识既是宗教意识艺术转化的深化，又作者主体精神的自然流露，同时符合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导愚适俗”的内在要求。佛道方面“非”、“空”、“虚”、“静”思想，对于现实人生有着否定性的认识倾向。宗教的教化功能与文学的教育功能，宗教救世的慈悲与福国淑世的文人理想，具有一定的同构性.这是文中宗教意识与社会意识相并驰驱的平衡点。
就对作品的感性印象而言，文学形象的描绘也表现出宗教方面的自由态度。《西游记》中三教混一、有物浑成的宗教形态.融摄了明代的社会思想，包裹于文化整合的总趋势之中，即如孙悟空学长生之法一般，有着“多里捞摸”的性质。不必讳言，《西游记》在宗教言述和文学表现之间依然存在某些矛盾
状况，作品在宗教说理的言路与小说叙写的方式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依违姿态这一现象值得进一步的探索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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