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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与历史叙事的民族本土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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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7: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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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但同时她又用精细的笔墨显示，海龄此举同样也出于誓死保卫家园的心理，并借小说中海龄的仆女大香之口肯定了他率全体清兵以死殉国的壮怀激烈。正是在这样清醒的历史理性观照下，《梦断关河》对鸦片战争的言说，才跳出了以往的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和民族正义感的狭隘视野，不再象《林则徐》、《火烧圆明园》和一些描写义和团的小说、电影那样，把二元对立的侵略与反侵略视作价值判断的底线；也不同于唐浩明在描写曾国藩晚年对天津教案举措失当蒙羞含垢的史事时，仍然局限于传统文化之内，未能提出应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建设性思路；而是以全球化的大视野、大境界，重新思考和审视中华民族的近代鼎革和汲取外来文化菁华进行自我重构的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还塑造了英国军医亨利的形象。他向往东方文化，对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充满了怀疑，并冲破民族偏见，与自幼相识的童年伙伴天寿相爱而终成眷属。通过这一人物及其异国恋情的虚构描写，凌力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突破民族偏见的人类大同的理想图景。当然不必讳言，这种将全人类的文化大同模式化地寄托在异文化恋情上，多少也显得有些纤弱与理想化，少了些深邃凝重的历史气魄。从某种意义上，亨利形象其实就是“百年辉煌”中汤若望、荷兰教官可莱亚的延续。他们身为西方人，却醉心华夏文明。如果说福临、玄烨等满族统治阶级对汉文化的向往认同是低位文化对高位文化的自然倾慕的话，那么西方文化作为高位文化对处于低位的汉文化认同则有意无意地表明了汉民族在承认自身弱势的同时，却仍然坚守着文化上的优越心理。跨国恋情也好，文化倾慕也好，它们似乎都存在将文化整合的理想过于夸饰的倾向。这大概就是福临、玄烨等少年天子写得太浪漫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历史和现实证明，文化征服和民族冲突从来都是血泪斑斑的胜利者颂歌。不论是处于低位的满族文化，还是位居强势的西方文化，作家刻意描写其对华夏文明的醉心与倾慕，这之中是否也程度不同地隐含着某种本土自恋情结乃至天朝大国的心态呢？19世纪的全球化是建立在西方对第三世界国家殖民扩张的基础之上的，过于强调西方文化中的友爱成分，把民族文化新生的实现过多寄希于汤若望、享利等人的善良和友爱，是不切实际的，容易遮蔽了全球化背后潜在的反现代的问题和负面影响。第三世界的文化崛起只有依靠自身的强大与抗争，才能赢得与“他者”平等交流对话的可能，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为此，我们历史小说在进行人类大同浪漫构想时，应该有必要冷峻地把历史书写还原到彼时残酷的文化殖民语境中去。惟有这样，其文化整合的浪漫构想方能闪烁出令人震憾的历史质感和美感。
①［加］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②刘克：《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化生存——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论略》，《当代文坛》2003年第5期。
③二月河：《二月河作者自选集》，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240页。
④熊召政：《闲话历史真实》，《理论与与创作》2003年第1期。
⑤⑧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复旦学报》2003年第1期。
⑥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4页。
⑦王斯德：《世界通史》前言，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⑨叶舒宪：《人类学与文学———知识全球化、跨文化生存与本土再阐释》，《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⑩杨义：《中国文学的文化地图及其动力原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4页。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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