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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拆解既定话语结构的目的 , 韩愈对于文体 , 并没有像他以前的古文家那样 , 提出要以儒家的经典作为固定的写作蓝本 , 而是“破”字当头 , 不认可任何既定的范式。他对于古代圣贤 , 是“师其意 , 不师其辞”的 , 所谓“意”即精神。什么是古人最可贵的精神呢 ? 在韩愈看来 , 那就是他们的“能自树立不因循”的创造精神。他说 :
夫百物朝夕所见者 , 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 , 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 ? 汉朝人莫不能文 , 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浮沉 , 不自树立 , 虽不为当世所怪 , 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若圣人之道 , 不用文则已 , 用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 , 能自树立不因循是也。 ( 《答刘正夫书》 )
这里他指出 , 圣贤文章之最可贵者 , 即在于它的独创性。这种文章固然会为世所怪 , 但唯其如此 , 才能传于后世。关于为文不摹经典 , 而只学其创新精神 , 韩愈的门人李翱也有同样的论述 , 比如他对经典有这样的赞美 :
浩浩乎若江海 , 高乎若邱山 , 赫乎若日火 , 包乎若天地 , 掇章称咏 , 津润怪丽 , 《六经》之词也。创意造言 , 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 , 如未尝有《诗》也 ; 其读《诗》也 , 如未尝有《易》也 ; 其读《易》也 , 如未尝有《书》也 ; 其读屈原、庄周也 , 如未尝有《六经》也。故义深则意远 , 意远则理辩 , 理辩则气直 , 气直则辞盛 , 辞盛则文工。如山有恒、华、嵩、衡焉 , 其同者高也 , 其草木之荣 , 不必均也。如渎有淮、济、河、江焉 , 其同者出源到海也 , 其曲直浅深、色黄白 , 不必均也。如百品之杂焉 , 其同者饱于腹也 , 其味咸酸苦辛 , 不必均也。此因学而知者也 , 此创意之大归也。 ( 《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载言书》 )
李翱此论 , 与其说是一篇对经典的写作技巧的赞歌 , 不如说是一篇叛经的宣言。因为他在赞美经典的创意造言、独立千古的精神之中 , 就断然否定了对经典的摹拟。相反 , 只有超越经典 , 才真正符合圣贤之精神。这是韩愈等人对于传统的“宗经”口号的一次重要发挥。
在写作实践中 , 韩愈最充分地表现了他的解构倾向。他直接向千百年来已形成的话语模式进行冲击 , 用辞有意超出常规 , 避熟滑而趋陌生 , 破齐整而求错落 , 在奇崛的表述之中求得全新的艺术效果。或者“以文为戏” , 打破了千百年来儒者所恪守的一本正经的议论方式 , 尝试用小说的笔法来说理 , 寓深意于调侃之中。他的文风时而险怪 , 时而平易 , 而不论是险怪还是平易 , 实际上都是对传统文章“雅正”之体格的解构。与险怪平易相应 , 他对文章风格也有两种相反的提法 : 一是倡“钩章棘句”、“怪怪奇奇” ; 二是倡“章妥句适”、“文从字顺”。不过从他的文章创作的主要倾向来看 , 求奇尚怪的一面更为突出。故柳宗元谈阅读韩愈文章的感受 , 是“索而读之 , 若捕龙蛇、搏虎豹 , 急与之角 , 而力不得暇 , 信乎韩子之怪于文也” ( 《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 孙樵也说过 , 读韩愈文章“如赤手捕长蛇 , 不施鞍控骑生马 , 急不得暇 , 莫可捉搦。又似远人入太兴城 , 茫然自失” ( 《与王霖秀才书》 ), 足见在时人眼中的韩文之奇险。在对时人作品的评论中 , 韩愈对奇文的推重也是不遗余力的。比如对作文“必出于己 , 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字”的涩体作家樊宗师 , 韩愈曾给与了极高的评价 , 说他“富若生蓄 , 万物毕具 , 海含地负 , 放恣横纵 , 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呜呼 , 绍述于斯术 , 其可谓至于斯极者也” (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 。这与他本人在创作上的解构倾向是完全一致的。
除了散文 , 韩愈对诗歌的解构也很值得注意。我国的文人诗发展到盛唐 , 在体裁、格律和美学崇尚方面都形成了固定的范式 , 这种范式的典型代表就是律诗。律诗固然给诗人抒情提供了凝炼的形式 , 但其严格的句法和韵律规则也极大地限制了诗歌的艺术空间。且其发展已达峰顶 , 如不改弦更张 , 很难再有余地。韩愈之前的杜甫 , 身处盛唐到中唐的过渡时期 , 其后期的诗歌 , 就已表现出明显的隳废格律的倾向 , 在对既定的艺术模式的拆解之中追求全新的境界。韩愈正是在这一点上继承了杜甫。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 : “韩昌黎平生所心慕力追者 , 唯李杜二公。李杜已在前 , 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境。唯少陵奇险处 , 尚有可推扩 , 故一眼觑定 , 欲从此开山开道 , 自成一家 , 此昌黎注意所在也。”韩愈的“以文为诗”在文学史上十分著名 , 他有意拆解今体诗的严格范式 , 用写散文的笔法和章法来写诗 , 行文有意避偶丽而求错落 , 如“春与猿鸣兮 , 秋鹤与飞” , “淮之水舒舒 , 楚山直丛丛”等等皆是。甚至在诗歌中汲取了佛经偈颂的表现手法 , 以相同的字的大量重复来展开铺陈 , 如《南山诗》连用数十个“或”字 , 《杂诗》连用五个“鸣”字 , 《赠别元十八》连用四个“何”字 , 《双鸟诗》连用四个相同的句子作排比 , 皆在句法上有意出奇 , 别创一格。他在诗中还借用了辞赋的铺陈描写方法 , 如《南山诗》铺列春夏秋冬四方之景 , 《月蚀诗仿玉川子作》排写东西南北四方之神 , 《遣列鬼诗》历数“医师”“灸师”“诅师”“符师”等等都是例子 , 令人读了 , 有一种汪洋浩瀚、豪纵恣肆的感受。《答张彻》似乎是一首五律 , 但它却从头到尾句句对偶 , 而且在韵律上又全用拗体。其他的诗中 , 也多用险韵奇字、古句方言 , 纵横排阖、无法无天 , 总之是千方百计地“蹂躏”着现成的规则 , 而从这种破坏之中努力寻求一种新的美质。此外 , 在诗的意象的选取和塑造上 , 韩愈也有意打破传统的美学标准。正如刘熙载《艺概》所讲的 : “昌黎诗 , 往往以丑为美” , 韩愈写诗 , 喜欢选取雄奇和怪异的意象 , 甚至不惜描写血淋淋的场面 , 以激活人们麻痹的艺术神经 , 获得一种惊心动魄的感受。在他的作品里 , 日常生活中那些可怕的、可憎的、野蛮的、混乱的东西 , 被作者以艺术的强力纳入了诗的世界 , 使之变成了一种“反美”之美 , “不美”之美。韩愈在诗歌的形式和内容方面的解构 , 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奇崛诡丽的风格 , 后来司空图说他的诗“驱驾气势 , 若掀雷抉电 , 撑抉于天地之间” ( 《题柳州集》 ); 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诗“颠倒崛奇 , 姿态横生 , 变态百出 , 可喜可愕 , 可畏可服” , 都说的是这种创体的鲜明特色。
伴随着自己的创作实践 , 韩愈在诗歌评论中也鲜明的表达了他的解构倾向。他特别赞美在诗中“搜奇抉怪 , 雕锼文字” ( 《荆潭唱和诗序》 ); 夸孟郊做诗是“规模背时利 , 文字觑天巧” ( 《答孟郊》 ), 又说“东野动惊俗 , 天葩吐奇芬” ( 《醉赠张秘书》 ) 。所谓“背时利”、“惊俗” , 亦即对抗时髦 , 解构传统。他曾以“险语破鬼胆 , 高辞妣皇坟”自许 ( 《醉赠张秘书》 ), 在诗评中亦给奇险的作品以特别的青睐 , 如《荐士》中赞许孟郊的“冥观动古今 , 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 , 妥帖力排夰” ; 《贞曜先生墓志铭》中又激赏他“刿目鉥心 , 刃迎缕解 , 钩章棘句 , 掐擢胃肾 , 神施鬼设 , 间见层出”。所有这些 , 都是和他本人的创作倾向完全一致的。
总之 , 从韩愈的创作倾向和主张来看 , 他决非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复兴”古文的人 , 而是借复古为口号而凌轹千古 , 自成一家 , 解构旧体 , 力创新言的巨匠。《新唐书》本传评韩文 : “尽刊陈言 , 横骛别驱” , “卓然树立 , 成一家言” , “造端置辞 , 要为不袭蹈前人者” ; 《文艺传》谓其“排逐百家 , 抵轹晋魏 , 上轧汉周”等等 , 皆指他横扫一切现成窠臼的解构倾向而言。韩愈对传统诗文法则的解构 , 对当时和以后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文风格和创作路径 , 不但直接影响了中晚唐的一大批作家 , 诸如孟郊、贾岛、皇甫湜、孙樵、来无择、卢仝、马异、李贺、李商隐、韦楚老、庄南杰……甚至也拉开了唐诗向宋诗转变的序幕 , 所以叶燮《原诗》中说 : “唐时为八代以来一大变 , 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 , 其思雄 , 崛起特为鼻祖 , 宋之苏、梅、欧、苏、王、黄 , 皆愈为发起端 , 可谓极盛。”他看到了韩愈之力变旧体对于宋诗的发端作用 , 是很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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