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从儒家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视角看《诗大序》 |
 |
时间：2009-8-8 16:57:13 来源：不详
|
|
|
提要：从先秦到两汉，儒家士人一直努力将儒学提升为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一目标到了汉代算是基本上达到了。但是儒学被定于一尊之后，社会的情形并不像儒家原来想象的那样美好，并没有出现大道一行，天下太平的效果。儒家士人还要继续进行种种话语建构来约束现实的政治权力。《诗大序》以及全部的儒家诗学都是在这样的文化历史语境中产生出来的。
关键词：语境 汉儒 经学 诗大序
作者简介：李春青，男，1955年9月生，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关于《诗大序》的作者问题，一直没有定论。有子夏说（郑玄）；卫宏说（范晔），孔子说（程颐）等。在这里我们将结合具体的文化历史语境来讨论一下关于《诗大序》的若干问题，其中也包括对这篇诗学文本的作者问题的一些思考。
1、经学语境。我们阐释某种古代文化文本应该结合其言说语境来进行，因为离开了具体的文化历史语境就难以了解文本具体言说指向，从而流于主观臆断。但是有些文本却因为种种原因而难以确知其作者与产生年代，因此也无从知晓其产生的文化语境。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尝试重建其文化语境——根据文本提供的一切线索，寻觅其来源，进而确定其赖以产生的文化语境——然后再结合语境来阐释文本所蕴涵的意义。这是一种“倒推法”，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却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文本自身毕竟带有许多文化与时代的信息。
在《诗大序》中，《诗》显然是作为“经”而被言说，迥异于通常意义的诗学或后世的诗文评。孔子重视《诗》，以其作为教授弟子的基本教材之一，但绝对没有赋予其“经”的地位。也就是说《诗》在孔子的心目中并没有神圣性质。对孔子来说，《诗》一是应对诸侯之工具；二是修身之手段。他所论及的诗的各种功能都是很具体的，可行的，如“不学诗，无以言”、“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以及“兴、观、群、怨”之类。孟子将《诗三百》当作古代贤哲的经验，其引诗均作为论说的例证和根据，亦从无把它神化的倾向。他提出“知人论世”的观点，乃是为了“尚友”，即与古人交朋友，可见是以平等的姿态对待古人的；他提出“以意逆志”的说诗原则，也是以对阐释主体的重视为前提的。只是到了荀子才开始将《诗三百》经学化，认为这是圣人之志的体现。而《诗大序》对《诗》之功能的推崇又远远高于荀子。例如“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样的夸张说法不仅孔、孟不可能说出，即使荀子也说不出的。所以，《毛诗序》不可能是战国之前的人所写。
2、经学语境赋予《诗三百》以特殊的价值功能：在儒家心目中经学是治天下的根本准则，所谓“通经致用”是也。所以《毛诗序》基本言说指向乃是用诗三百来治国平天下。这种言说指向不是个体言说者的价值选择，而是言说的文化语境规定的。具体而言，《诗大序》的“主文而谲谏”及“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之说不是先秦儒者的提法。我们看《论语》和近年发现的楚竹书《孔子诗论》在论及诗的功能时都是只提到“怨”，而无一语及于“谏”和“刺”。《孟子》中也同样只提到“怨”而不及于“谏”和“刺”。到了荀子，不仅无一语及于“谏”、“刺”，而且无一语及于“怨”。盖在先秦之时君权的力量并不像汉代那样强大，尚未能形成后来那样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政体，君主与臣下之间的距离还没有后来那样大，故而先秦儒家对于某些诗歌原本具有的“讽谏”、“讥刺”方面的功能还未能引起足够的注意。这也证明《诗大序》肯定不是先秦的作品。
3、但是经学，特别是古文经学，又的确有求真的一面，所以《毛诗序》也不能全然视为一种主观的话语建构，其中也有客观认知成分。就是说，有基于经验而对诗歌创作及功能的归纳、总结。从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诗大序》是后起的文本。例如《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将诗与“志”联系起来是孔、孟、荀及《尚书》均有之的，乃先秦之成说。但是将诗与“情”联系起来却是在先秦古籍中从来未有的。先秦古籍中有将“乐”与“情”相连的例子，在《孔子诗论》和《荀子·乐论》中都有。《诗大序》显然是受了《荀子·乐论》和《礼记·乐记》的影响。另外“变风”、“变雅”之说、“吟咏情性”之说也只是汉儒才有的，并不见于先秦典籍。
4、从《诗大序》各种提法的来源看，这一文本应该是西汉后期或东汉时期儒者杂取各家说法综合而成。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这种对《关雎》的解释不同于“三家诗”，应是《毛诗》作者自己的见解。假如他有先秦儒家典籍，例如子夏或荀子的论述为根据，“三家诗”的作者不可能都没有看到。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相近的说法有三。一是《荀子·乐论》：“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应，善恶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二是《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三是《史记·乐书》，其言与《乐书》完全相同。那么这几种说法究竟孰先孰后呢？根据史书的记载，应该是《荀子·乐论》最早，《礼记·乐记》次之，《史记·乐书》又次之，《诗大序》最迟。何以见得呢？《荀子》成书于战国之末是学术界的共识。《礼记》据《汉书》记载乃是河间献王刘德在民间搜寻的先秦古籍。如此则应该在《荀子》之前或至少与之同时。但是《汉书·艺文志》又说：“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如此看来，刘德在民间搜集到的《礼记》一书原来并没有《乐记》一篇，或有之而仅为简单记述，故刘德与毛生（即传《毛诗》的毛苌）等人广泛参考先秦以来论及音乐的著述，特地写成一篇完整的《乐记》。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的《乐记》就是刘德和毛生等人编写的。至于《史记·乐书》则肯定晚于《乐记》，因为司马迁开始写作的时候，刘德已经去世三十年了。《乐书》无疑是在《乐记》的基础上写成的。这样，《诗大序》则是吸收了《乐书》和《乐记》的观点，将前人对乐的论述移之于诗了。《后汉书·儒林传》认为《毛诗序》是东汉初年的卫宏所作，或许有一定根据。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六义”之说出于《周礼·春官·大师》，不称“六义”而称“六诗”。《周礼》一书本是河间献王在民间搜集到的先秦古籍之一，《汉书》有明确记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此书只有古文而无今文，而且是经过刘歆的在秘阁发现、整理并奏请立于学官的，遂成为今文学家攻击的对象。他们认为《周礼》所记有许多与西周制度不合者，可能是伪书。两千年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从现今学界比较普遍的观点看，《周礼》（原名《周官》）是记载西周官制的书。周公制礼作乐，进行过大规模的文化与制度的建设工作，于其时修一部记载官制的书可以说是当然之理，甚至是必然之举。至于书中所载与其他史书所载不合之处，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周官》所记乃是一种计划或蓝图，并没有完全实行。这一点古人已经有所言及[i]。二是有后人增删，已非原貌。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已有所论证。《周礼》最早是河间献王发现的，很有可能这位热爱儒学的皇室宗亲和他那一群博学的儒生们在搜集到先秦古籍之后为了某种现实政治的原因动了一番手脚，正如他们动手编撰《乐记》一样[ii]。但是“六诗”之说却应该是先秦就有的，并非汉人杜撰。楚竹书《孔子诗论》中是按《颂》、《雅》、《风》的顺序说诗的。而有关“兴”、“赋”与诗的密切关系的论述也多见于先秦的典籍。所以《诗大序》的“六义”之说可以说渊源有自。只是其言“六义”而非“六诗”，恰好透露了是汉儒的痕迹——“六诗”之说由于年代久远，其义难解，故以“六义”代之，则词义显明。如果“六义”在前，被改为“六诗”就不符合逻辑了。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各国之诗为何以“风”名之？《礼记·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孔子诗论》说：“《邦风》其纳物也博，观人俗焉。”根据这种说法，似乎是因为各国之诗反映了各国的民风，故以风名其诗。这看来也是近理的解释。然而宋人郑樵云：“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iii]这是从音调角度来解释“风”的含义。现代学者自顾颉刚以来大都持此音调之说。如果从《诗经》的最初分类言之，则此说亦通，或许更有道理。但是汉儒显然不赞成这种说法。“上以风化下”，是说“风”有教化之义；“下以风刺上”是说“风”有“讽刺”义。“故曰风”则是说各国之诗所以以风名之乃是因为其有“教化”与“讽刺”的双重含义。这种对“风”的解释显然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却也不能说诗汉儒的凭空杜撰，因为“风”这个词在先秦就已经具有了伦理教化的意义。《论语·颜渊》记云：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风，必偃。”
这是说君子之德像风，小人之德像草，风行于草上则草必然倒伏，而君子之德加于民则民必受其教化。这大约是最早将“风”比喻为教化的例子。后来的“风化”、“风教”等词就是从孔子这里引申而成的用语。《诗大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解释《国风》之“风”的含义的。至于“讽刺”之义，“风”与“讽”本就意义相通，指以委婉言辞来进谏[iv]。如此看来，《诗大序》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之说是有语义学上的根据的。然而这种解释是不是符合《诗经》原始分类的本意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至于理由，古今论者已有大量论述，这里不再赘言。汉儒如此解释“风”的含义，可以说明两点：
第一，这说明汉儒较之先秦儒家更加强调《诗经》沟通君臣上下关系的功能。对于诗的这种功能在孔子的“兴、观、群、怨”之说中已经有所涉及，但是并没有过于强调。孔子更加注重的还是诗歌修身（“兴于诗”）与交流（“不学诗，无以言”）的功能。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虽然时时引诗、说诗来作为自己言说的有力论据，但是由于所处语境的不同，他们也没有像汉儒那样过于看重诗在沟通君臣关系中的作用。
第二，这种对诗歌沟通君臣上下关系功能的特别强调恰恰证明《诗序》的作者绝对不可能是先秦儒家，必定是汉儒无疑。原因并不费解：在先秦的历史语境中君臣之间的沟通并不困难，那些稍有作为的君主都把礼贤下士和纳谏看作富国强兵的首要条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更[1] [2]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