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最近亦有论者认为《周颂》之《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四首乃专为穆王继位仪式而作。（见马银琴《西周穆王时代的仪式乐歌》，赵敏俐主编《中国诗歌研究》第一辑，第3-28页。）可备参考。我以为，此期或许会有个别诗歌的创作，例如时王对父祖进行祭祀时用之，但不可能有大规模的诗歌创作。郑玄并非随意言之的。

2 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见《古史辨》第三册下编，上海书店《民国丛书》影印本，第654页

3 何定生：《诗经今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251页。

4 参阅清人崔述《读风偶识》、魏源《古诗微》等

5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三月版，第69页。

6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见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三，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8页。

7 见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三引，岳麓书社标点本，第78-79页

8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引，见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三，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9页

9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见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三，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80页

10 转引自蒋伯潜、蒋祖怡著《经与经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11 钱穆：《读诗经》，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120页。

12 《古本竹书纪年·周·康王》，见朱右曾辑、王国维校补《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辽宁教育出版社校点本，1997年版，第12页。

13 《古本竹书纪年·周·夷王》，见朱右曾辑、王国维校补《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辽宁教育出版社校点本，1997年版，第15页。

14 《新刊四书五经·春秋三传》，中国书店标点本，1992年版，第95页

15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1页。

16 崔述：《读风偶识》卷二，《通论十三国风》

17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提纲》一文中谈到基督教艺术时指出：“基督教徒只有实际上否定了基督教神学，将女性的本质当作神圣的本质加以崇拜时，才走向诗歌，当基督教徒对宗教的本质进行想象时，当宗教的本质成为他们的意识对象时，他们就与他们的宗教的本质发生了矛盾，成为艺术家和诗人”。（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5页。）这里费尔巴哈是要说明艺术与宗教本质上的对立，但也说明了即使是宗教艺术，也还是保留了艺术的品性。宗教试图利用艺术为自己服务时，实际上反而被艺术削弱了其宗教性。

18 《仪礼注疏》卷四

19 何定生：《诗经今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068年版，第8页。

20 《仪礼注疏》卷六

21 阎若琚：《尚书古文疏正》卷五下

22 《毛诗注疏》卷六

23 朱熹：《诗序辨说》卷上

24 李山：《举贱民而蠲之》，见所著《诗经析读》，海南出版公司，2003年版，附录二

25 王志平：《诗论笺疏》，见《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26 顾颉刚先生尝说：“公卿列士的讽谏是特地做了献上去的，庶人的批评是给官吏打听到了告诵上去的。”又说“恐怕这种事（指献诗——引者）在春秋前很多，在春秋时就很少了……可见东周时这类的风气还没有歇绝。但这类的诗都在大小雅中，大小雅是王朝的诗，或者献诗诵谏的事是王朝所独有也未可知。《左传》既不注意王朝，自然没有这类的记载。”（见《古史辨》第三册下，北京书局《民国丛书》本，第326—328页。）

27 李山的近著《诗经析读》（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3月版）认为“幽王及新立太子伯盘死后，西周朝廷并未随即灭亡，大臣虢公翰曾立余臣为继世周王，从而形成‘二王并立的历史局面。直到晋文公二十一年、携王在位十余年之后，这局面才告结束，平王方始东迁。十余年的时间虽然只是历史的一瞬，但对诗歌创作而言，却足以孕育一个独具色彩的文学时代。大、小雅中众多充满哀怨与愤激情绪的政治抒情诗，就大多产生于这样一个十年内。”（《节南山》析读）这是一个很大胆也很有新意的观点，可备参考。

28 《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所谓“国之俊选”即是指那些“国人”子弟中出类拔萃者。《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可见周人对于“国人”的教育的确是十分重视的，这当然与其对礼乐制度的推行与维护直接相关。

29 这里主要指“变风”中那些怨愤之作而言。至于那些描写情爱与劳作的作品则很可能是民间长期流传的诗歌，其产生年代是不可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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