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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加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这些诗虽然以七言为主要格式，但随着情感的起伏又不断打破这一格式，既以七言为主，而又长短不一。在用韵上，诗人也十分随便，仿佛一时兴起，冲口而出，时而一韵到底，时而频频换韵，不受约束，浑然天成。这样一来，李白诗给人的感受便不再是单纯的舒适和轻松的快感，还夹杂着动荡中引起的振奋，冲突中获得的高扬。这一切，在美学上便不再是优美，而是壮美，乃至接近于崇高了。
当然了，将这一切仅仅归因于道家和道教的影响，也不确切，如果没有盛唐时代强盛的国力和开明的政治为背景，恐怕任何诗人也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胸襟和气魄。明人高 《唐诗品汇》云：“诗至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李翰林天才纵逸，轶荡人群。”论之可谓恰切。事实上，所谓李诗者，正是由于道家、道教的美学种子在“开元盛世”的历史土壤中生根、发芽，并最终结成的艺术花朵，唯其如此，它才显得那样清纯、烂漫，那样绚丽、多姿。
二
佛教虽非唐代的国教，但却比道教有着更为深厚的文化土壤。与追求长生不老、羽化升仙的道教不同，佛教对现实世界抱有极大的悲观态度，因而禁欲、出世、忘我不是其扬名的手段，而是其真正的追求。尽管佛教的经籍甚广、派别甚多，但究其大意则尽在一个“空”字，所谓“有法知不染”、“无心世界闲”，只要心空、意不乱，整个世界自然也就成了清凉之所、寂静之地，白云苍狗也好、飞鸟鸣蝉也罢，只不过是心的幻影、意的杂念而已。不仅对象是“空”的，就连主体自身也是“空”的，“僧问：‘如何是解脱？’师曰：‘谁缚汝？’问：‘如何是净土？’师曰：‘谁垢汝？’问：‘如何是涅 ？’师曰：‘谁将生死与汝？’”（《五灯会元》卷五）说到底，只有放弃对主体自身的执着，才能够真正做到“四大皆空”。于是，诗歌中的“有我之境”便自然过渡到了“无我之境”，这便是佛教美学的精华所在了。
正像“诗仙”李白将道家的美学理想推向了盛唐时代的历史峰巅一样，被誉为“诗佛”的王维则将佛家的美学境界演绎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同李白一样，王维也具有罕见的才华，他不仅诗文绝佳，而且精通音律、书法和绘画，所到之处，“诸王附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其才气不可谓不大。然而他却不像李白那样，哭着喊着要去施展自己的才华，说什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在他的眼里，似乎有才没才，有用没用，有金没金，并不是人生最为重要的事情，用不着为此而天天烦恼、愤愤不平。因此，什么“文人相轻”啦，什么“恃才傲物”啦，这些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很难克服的毛病，在他的身上却丝毫也找不到踪影。王维20岁便进士及第，然后几乎是步步青云，直作到尚书右丞的位置，仕途不可谓不显达。但是他却不像杜甫那样，怀着一腔忠贞报国之心，非要得到明主的顾遇不可。而是亦官亦隐，激流勇退，一再请求皇帝把他“放归田里”，好让他“苦行斋心”，“奉佛报恩”。《旧唐书》本传说他：“在京师，日饭十数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这与“赐金放还”后仍“著宫服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的李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古代虽有“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的说法，但却很少有人能够像王维那样，身在九五之侧，却始终能够与统治集团保持心理上的距离。这或许正是王维令人着迷、令人羡慕、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是王维天性木呐、生来如此吗？读过王诗的人都知道，王维其实是一个既具豪狭之气，又具儿女情长的人。倘非如此，他又怎么可能写出“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的游狭之诗呢？若非如此，他又怎么可能留下“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的怀旧之作呢？是王维生活平淡、缺乏体验吗？读过王诗的人都知道，王维其实是一个经验丰富、经历复杂的人。若非如此，他又怎么可能写出“身为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狭骨香”这类壮怀激烈的文字呢？若非如此，他又如何能够留下“渭城朝雨 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类哙炙人口的诗篇呢？究其原因，是由于王维的内心深处始终潜藏着一汪清溪、一片净土、一块四大皆空的修为之地。
王维的母亲曾师事北宗神秀的弟子大照禅师三十余载，是一个笃信禅宗的佛教徒。王维本人则与南宗有着更多的交往，曾在六祖圆寂之后亲笔撰写《能禅师碑》。因此，他虽然仕途畅达，但却长期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就个人修养和造诣而论，王维不仅诗文、书画、音律样样精通，而且早年有儒家的抱负、中年具道家的风采、晚年得佛家的精髓，很符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入于儒，出于道，逃于佛”的人格理想。因此，如果说李白的诗歌是借助道教的意象而导致的壮怀激烈、辉煌绚烂；那么王维的诗歌则是借助佛教的休养而于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种登峰造极的平淡之作便是其晚年在《皇甫岳云溪杂题》和《辋川集》中的那些山水田园诗。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山，复照青苔上。（《鹿柴》）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
在这里，所有的怀疑彷惶、急躁紧张、焦虑烦恼都不见了，所有的功名利禄、是非恩怨、荣辱毁誉都消失了。从“人闲桂花落”到“深林人不知”，再从“空山不见人”到“涧户寂无人”，创作主体一步一步地退出了诗歌的境界，隐藏在大自然的春山明月、茂林修竹之中，伴花开花落而起舞，随碧涧红尘而飘荡。在这里，我们无法深究“人闲”与“桂花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也无须深究“夜静”和“春山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一切是那样的寂静，一切是那样的晶莹，仿佛那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蕴涵着一种神秘的、不可抗拒的美……。难怪胡应麟感到“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呢！难怪沈德潜称其“不用禅语，时得禅理”呢！原来，这便是“诗中有画”，这便是“画中有诗”；这便是“空”，这便是“寂”，这便是“禅”了。
因此，尽管王维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但其最大的才能莫过于在方寸之中显示宇宙的宏大、在空寂之中包容人生的无穷；尽管王维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其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将佛家的境界转化为艺术的境界、将禅宗的精神转变为艺术的精神。这，便是“盛唐之音”的第二重旋律了。
三
与道教和佛教不同，儒家思想虽不是一种宗教，但却始终支配着唐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从而也间接地影响着盛唐时代的美学风貌。具体来说，“安史之乱”以前，此一影响主要表现为“边塞诗派”的崛起，而“安史之乱”以后则诞生了以“诗圣”著称的第三位文学巨人——杜甫。
与道教的遗世高蹈和佛教的参禅坐忘不同，儒生士子注重的不是个性的自由和灵魂的解脱，而是民族的荣辱和国家的安危。这一点，在“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的初唐四杰和刚健质朴的“边塞诗”那里已有了充分的体现。而到了国难当头的“安史之乱”，时代又赋予了诗人更为严峻的历史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被誉为“诗圣”的杜甫也便应运而生了。
杜甫与李白和王维的差异，既表现在文化资源的不同取舍上，又表现在历史境遇的不同感受上。就文化背景而言，杜甫是晋代名将兼宿儒杜预的后代，其家族具有“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传统，因而很容易使其产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入仕抱负。就历史境遇而论，杜甫比李白和王维晚生十一年，其主要的生活和创作经历均在“安史之乱”以后，因而很容易使其产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济世情怀。因此，他的诗主要不是面向自然的，而是面向社会的；不是抒发个人理想的，而是描写时事苍生的。这也正是他被誉为“诗圣”的原因所在。
杜甫的诗歌所反映的社会内容要远比李白和王维更为丰富，上至帝王、将相，中至文人、官吏，下至田父、船夫，都是他诗中的人物。社会的动荡，仕途的坎坷，使诗人在颠沛流离之中广泛接触到了下层生活，从而在《哀江头》、《悲陈陶》、《塞芦子》、《洗兵马》以及著名的“三吏”、“三别”中具体而微地反映了“安史之乱”期间民间的痛苦和不幸，使这些作品具有了“诗史”的意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那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时代里，他能够以一种真正的“仁者之心”将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化为自己的喜怒哀乐；在那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里，他能够以“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立场来痛斥人间的不平。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北征》）的描写，也有“请为老父歌，艰难愧深情”（《羌村三首》）的感伤；既有“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石壕吏》）的叙述，也有“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无家别》）的喟叹；既有“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冬狩行》）的劝谏，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期望……读之令人下千秋热泪、断百转愁肠。
杜甫的诗歌不仅在思想上极富有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入世情怀，而且在艺术上也充分体现了儒家美学严谨整饬的形式特点和沉郁顿错的忧患意识。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抒怀》）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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