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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秋兴》之一）
如果说，李白是以无限的激情冲破了有限的形式，那么杜甫则是在有限的形式中开拓着无限的境界。杜甫显然比李白更讲究格律，但他却不像南朝及初唐诗人那样刻意求工、寻章摘句，而是将那些外在的规定积淀为内在的要求。正所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 《河岳英灵集集论》）。由于他能够将严格的法度和开张的气势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人们在抑扬顿挫的旋律中感受到“风骨”的力量。如果说，李白以独特的气质，冲破了南朝文学的藩蓠和桎梏，那么杜甫则以罕见的才华，使得晋、宋以来对音韵规律的探索自觉地服务于艺术境界的追求。相比之下，杜甫诗虽不及李白诗的宏伟、瑰丽，虽不及王维诗的含蓄、隽永，但却自有李、王二人所不具备的雄浑、深沉。他的作品虽然苍凉，但绝不凄惨；尽管悲怆，却毫不绝望。在那“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诗句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一种在压力面前崛然而起的雄健之风；在那“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诗句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一种在危难面前从容不迫的阳刚之气。这胸襟，这气度，非盛唐诗人所不能具有，非盛唐作者所无法驾驭。所以，我们不能接受那种将杜诗排斥在“盛唐之音”以外的作法（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而应将其看成是“盛唐之音”的第三重旋律。
总之，如果没有道、佛、儒这三大文化资源的长期酝酿，就不可能有三重旋律的“盛唐之音”，也就不可能有李白、杜甫、王维的各领风骚。抛开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不谈，三大文化资源在他们身上的审美体现也是极具特征的。从创作过程来看，如果说李白仰仗的是天才，是“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杜甫：《不见》）；杜甫依靠的是勤奋，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王维则凭借的是悟性，是“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王维：《终南别业》）。从创作结果来看，如果说李白以激情胜，如黄河决口、洪水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所谓“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杜甫以功力胜，如老吏断案、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而又不失法度，所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王维则以境界胜，如霁云微雨、古潭幽涧，令人气静而神宁，所谓“白法调狂象，玄言问老龙”（王维：《黎拾遗昕裴秀才迪见过秋夜对雨之作》）。从美学风格来看，李白的诗善渲染、善夸张，能够把微小的事情搞得轰轰烈列，将些隐蔽的情感弄得沸沸扬扬；杜甫的诗善凝聚、善浓缩，能够将包罗万象的世界汇集为只言片语，把错综复杂的情感表述得井然有序；王维的诗则善隐藏、善含蓄，既不像李诗的天马行空，也不像杜诗的力透纸背，而是要在天外行马、纸外写诗，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和回味的余地。简言之，李诗注重自我的情怀，杜诗注重外界的物象，王诗则物我两忘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白诗是高粱二锅头，提神醒脑；杜诗是曲香老酒，口感绵厚；那么王诗呢，或许是一杯无色无味、晶莹剔透，而又不乏微量元素的矿泉水，同样上得了大席面……。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是扬李抑杜还是扬杜抑李的争论几成公案，然而以审美文化的宏观视野来看，正如儒、释、道同兴并举的局面是古代社会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一样，李、杜、王各放异彩的盛况正是古代艺术不可逾越的峰巅。这个峰巅不叫别的，它名之为“盛唐”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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