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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尧典》:一篇古老的傩戏“剧本”

时间:2009-8-8 16:58:46  来源:不详
一类题为《儿郎伟》的唐代写本,就是当时敦煌岁暮驱傩的歌辞,伯2569写卷背面载的《儿郎伟》辞就明言驱傩分别在四方进行:

圣人福禄重,万古难俦疋。剪孽贼不残,驱傩鬼无一。东方有一鬼,不许春时出;南方有一鬼,两眼赤如日;西方有一鬼,便使秋天卒;北方有一鬼,浑身黑如漆。四门皆有鬼,擒之不遗一。今有定中殃(央),责罚功已毕。自从人定亥,直到黄昏戍。何用打桃符,不须求药术。弓刀左右趁,把火纵横。从头使厥傩,个个交屈律5。

现代民间傩戏于开场前的“辟四门”“踩九州”仪式,也是“宾于四门”的遗风。

如贵州德江傩堂戏《报门》(即“辟四门”)一节,掌坛巫师唱道:天灵灵,地灵灵,吾师堂前点千兵。一点东方九营兵,二点南方赤帝兵,三点西方金坛兵,四点北方挎甲兵,五点中央黄帝兵,五方兵马听原因。……不是我王亲子弟,何人敢坐法王台?锣打三捶枷法下,三天门外鬼害怕。兵来门外排两行,拷鬼灵官听说话6。

在“踩九州”仪式中巫师边舞边唱道:先行九州第一坎,进入离宫过南阳,右脚下来荆州界,右脚兑宫到西门,横入乾宫雍州土,又到巽宫徐州城,巽宫斜下青州界,横进艮宫翼州城。九宫八卦团团转,还从艮上入中宫7。

山西曲沃《扇鼓傩仪》有“八坛”一节,傩仪队伍游村结束后,回到用八仙桌搭构的戏场八卦坛,绕坛三周,“十二神家”(演员兼巫师)循八卦路线在坛内绕行,边走边敲鼓。绕遍八卦后,开始请各路神灵降临(即“辟四门”)。请神毕,十二神家再次绕坛,分向四方神灵参拜。然后开始由一年轻后生扮演的“马马子”收灾:马马子初亮相,向四方各踢三次响刀、放三声响炮,此时他已成为“后土娘娘”的化身,最后,马马子在村中挨门挨户地索疫殴灾8。

对《左传》所谓舜“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投诸四裔,以御螭魅”的“四裔”,也应根据驱傩仪式来理解。贾逵《左传》注谓“四裔”“去王城四千里”,实在不必如此渺远。“四裔”字面意义为四方渺远之地,但“远”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凡与日常生活无涉、在公众“视野”之外的边缘之域(而且不必是“地域”,也可是精神之域),都可视为“远”,视为“裔”,村落外的荒坟乱岗,人烟罕至,孤魂野鬼出没,在空间上虽离村很近,对村民的日常生活而言,却离的很远;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诸侯都城,对深居王城的天子来说,却可能很近,因为“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当舜之时,国小民寡,故其“四裔”概念,不会远于部落所居的视野,而对仪式而言,所谓“四裔”,或许仅仅是举行仪式的神圣兆域之外的地方。因此,所谓“流四凶族,……以御螭魅,”大概也就是把“替罪羊”赶出城门,“投诸四裔”无非是“宾于四门”,若“四裔”果如贾逵所说的是指天高皇帝远的蛮荒之地,则“流四凶族”就不能仅仅止于王城“四门”,而应一直将他们押解到王国疆域的边境线上。后世的傩仪,也是把邪祟的象征物逐于城门而已,《续汉书.礼仪志》记汉宫傩仪“欢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新唐书.礼仪志》记唐代宫中傩仪“周呼讫,前后鼓噪而出,诸队各趋顺天门以出,分诣诸城门,出郭而止。”郭内是安宁和平的人间世,郭外则是鬼蜮横行的鬼世界,人间与鬼界,界线分明,每年一度的傩仪,正是为了重新确认、划定这条界线,使人鬼各安其居,互不相扰,如此才有“四门穆穆”,天下太平。

2、“舜舞干戚而有苗服”的记载反映了傩仪表演中对敌人的象征性征服。

傩仪本是一种巫术仪式,但当它成为国家盛典之后,自然就具有了政治意义,它既可厌服冥冥中的魑魅魍魉,也能用来吓唬现实世界的敌对势力,在此意义上,傩仪与那种炫耀武力的阅兵仪式并无本质的区别,傩仪于是成了一种维持社会政治制度和公安秩序的政治-巫术。

《韩非子.五蠹》云:“当舜之事,有苗不服,禹将攻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如果有苗果为一个“犯上作乱”的氏族,它肯定不会因为舜拿着家伙虚晃几招就俯首称臣,《韩非子》所述实际上只是一场傩戏的写照:舜(方相氏)率武士(神兽)执戈扬盾、纠纠而舞,三苗(丑角,替罪羊)望风而逃、抱头鼠窜。

《墨子.非攻下》也讲到禹征有苗之事:

昔者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扼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墨子》的叙述更有神话色彩,因此也更暴露了“舜(或禹)征有苗”这一“史实”的巫术底蕴。据其所述,有苗之祸,非仅人祸,更兼天灾,表明“禹征有苗”原本是一场祛除水旱之灾的傩仪,三苗只是象征天灾的“替罪羊”。

藉追打替罪羊的形式禳天灾的傩戏,在山西尚有流传,如雁北“社赛杂戏”中的《跳鸡毛猴》9、《斩旱魃》10。《鸡毛猴》中出场的有“王”和两位娘娘(舜与二姚?)以及鸡毛猴,后者面部画成丑角形象,头巾插雉翎(三苗或三毛?《山海经.海外南经》“三苗国”“一曰三毛国”),手持鸡毛竿,腰系大车轱辘,在村民的追打下跑遍大街小巷、各家各户,为人们消灾去祸。鸡毛猴若被追上,就会被当场“处死”。《斩旱魃》中先有“旱魃”登台跑场,随后追出手执铡刀的四位天王。旱魃在逃跑时把一只活鸡拧下脑袋,淋血满脸。旱魃跑遍全村后,被押回台上“处斩”。村民们与舜一样,相信经过这一番“执干戚舞”,人祸、邪祟和天灾都会被彻底地征服,从此以后就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门穆穆、地平天成。

以上我们分析《尧典》、《左传》以及其他典籍(《墨子》、《韩非子》)中关于舜之事迹的记载,揭示了舜放四凶之事与驱傩仪式之间的对应关系,人们或许会认为上述几点仅仅是巧合,实际上,《尧典》本身就已经清清楚楚地道出了它是对一场傩仪的写照,昔乎古往今来的文史家皆对此类记载视而不见: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门。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 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月正元日”,道出了驱傩的日期是在旧岁之终或新元将启的春节。

“格于文祖”,驱傩前先祭神或祭祖。

“询于四门”、“辟四门”,于四方四门磔禳驱除。如上所述,“辟四门”的说法直到现在仍被民间傩戏所沿用。

“明四目”,方相四目。

“十有二牧”,傩仪中的“十二兽”。

一句“难任人”更为《尧典》文本明明白白地打上了傩仪的“烙印”!

“难佞人”之“难”,正应读为“傩”,《论语.乡党》“乡人难”,《周礼.方相氏》“帅百隶而时难”,《礼记.月令》“命国难”,“难”皆读为“傩”。至此,所谓“舜放四凶”与驱傩仪式之间的渊源关系不是历历在目了吗?

《尧典》紧接“舜放四凶”的记述又讲到舜设官分职之事,此亦即《左传》所述之任“八恺”“八元”,反映了傩仪中的角色安排。命禹为司空,司空主“平水土”,亦即“八恺”之“主后土”,司空为水土之官,后土则为水土之神。舜使禹“宅百揆”,亦即八恺之“揆百事”,下文命弃、契、皋陶、垂、益、伯益、夔、龙之言,或有儒者之增饰,但其原型必本自傩仪。舜命夔典乐“教胄子”,“胄子”当即《续汉书.礼仪志》之“ 子”,而“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自然是《续汉书.礼乐志》所谓身披兽皮、执戈扬盾之“十二兽”了。

二、舜巡四岳与傩戏《坐后土》
《尧典》所述舜的主要业绩除了流放四凶和任用诸贤之外,就是巡守五岳: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湮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二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

山西曲沃现存的《扇鼓傩仪》中有《坐后土》一处小戏,其主要情节为:后土娘娘五个儿子中的前四子分别驻扎东南西北四岳并分主春夏秋冬四季,唯第五子无所事事,故赌气不给后土娘娘拜寿,后土娘娘只好命其四个哥哥各于其季节之末抽出十八日,共七十二日,让给五弟,五郎成为镇守中央的“土王”,于是五子各主七十二日,公平合理,皆大欢喜11。据称,日本也有此类神乐舞,称《五龙王》、《五神》、《五行》等,情节与《坐后土》大同小异12。

《尧典》中,舜分别于春夏秋冬四季巡守东西南北四岳,《坐后土》中后土娘娘的四个大儿子分主春夏秋冬四季并分别驻扎东西南北四岳;舜归来后格于艺祖,艺祖相当于中岳,而后土娘娘的第五子则为镇守中央的“土王”;舜巡四岳的主要目的是“协时月正日”,后土娘娘的五子各主七十二天,合计正是一年三百六十日,两者都与历法有关。──可见《尧典》所谓“舜巡四岳”与现代民间傩戏《坐后土》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形式同构和内容联系。这不应只是巧合。

1、舜巡四岳和傩戏《坐后土》都是演示历法的表演仪式

历法是农民们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主要依据,合乎自然节律的历法,保证了农耕及时、作物丰收,而与自然节律相乖舛的历法,轻则失农时虚仓廪,重则导致人民离散国家败亡,历法是农耕社会的命根子,谁握了历法,谁就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因此,历法,在原始农耕社会里就成了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法。《左传.文公六年》云:“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管子.四时》云:“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又《牧民》云:“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每当除旧布新的岁末年初,王者必举行盛大的典礼仪式颁历授宪,《管子.首宪》云:“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大朝之日,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身习宪于君前。”“宪”即月令时宪之图书,五乡之师五属大夫受宪后必须立即层层颁发,让家喻户晓,不得迁延,更不得矫改,否则“罪死不赦”。

历法当然可以以“时宪书”的形式(如后世的《皇历》之类)颁之于民,但是,农夫野老不识字,看不懂历书,而戏剧表演既然为他们所喜闻乐见,因此就不妨用形象生动的戏剧将历法演示给他们看。山西傩戏《坐后土》就是典型的“历法戏”,它形象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实行过的分一年为五季的历法制度。《管子.五行》述“黄帝得蚩尤而明天道”,“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丙子火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戊子土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庚子金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壬子水行御,……七十二日而毕。”《坐后土》中的后土五子当即《管子》所谓负责协调人与天关系的五行之官。

舜巡五岳,“协时月、正日”,也并非仅仅把历书时宪颁发给“群后”而已,而正是用他的合乎时令的行动把历法演示给人看。《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天之历数在尔躬”一句,尤需注意,表明舜与傩仪《坐后土》一样,也是以身体(躬)的动作演示(在)历法。《尧典》所谓“巡守四岳”,自然不是指舜真地在一年间奔波于四座大山,而只是《坐后土》或“踩九州”之类的象征性的表演。对“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云云,也应作戏剧或象征观:仪式的表演者到达“东岳”,象征时值仲春;到达“南岳”,象征时值仲夏;到达“西岳”,象征时值仲秋;到达“北岳”,象征仲冬。舞台上的表演全是虚拟,但一经语言叙说,淡化了表演之迹,就不可避免地被后人误解成了史实。

藉表演体现“天之历数”,也见于我国典型的农耕舞蹈秧歌舞中。不少类型的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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