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比较，古文为正确、合理。 

　　例1：《孟子·滕文公下》引《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4]按古文《泰誓中》作：“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5]《孟子》引文“则取于残”，文理不通；“杀伐用张”，杀气腾腾，不合武王救天下民的宗旨。古文“取彼凶残”，显示出武王的正气，文理也通畅；“我伐用张”，显示征伐的威武，而没有杀气腾腾的感觉。两相比较，显然是古文正确、合理；而《孟子》则记忆不清，错引两处。

　　例2：《墨子·非命上》引《太誓》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无廖排漏。’”[6]按此《太誓》文在《天志中》《非命中》均有称引，因大同小异，故这里从略。与上述《墨子》所引相对应，古文《泰誓上》作：“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5]《墨子》引文“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两个“神”字重复，“祸”字用法不当；“吾民有命，无廖排漏”，文理不通，无法释读。古文“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文从字顺，无重复“神”字；“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可见纣恃“有民有命”，还在胡作非为。两相比较，显然是古文正确、合理；而《墨子》因三派学生所记，难免错漏白出，不能通读。

　　例3：《墨子·非命下》又引《太誓》曰：“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按古文《泰誓中》作：“惟受罪浮于桀……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墨子》引文“为鉴不远，在彼殷王”，文理不通：武王伐纣时正是殷朝，何能说殷“不远”？殷王没有推翻，还在横行作恶，怎能“为鉴”？古文“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正指出殷纣的下场将与“彼夏王”桀一样。又，“谓人有命”亦不若“谓己有天命”之词意清楚。这里的比较，又是古文正确、合理；而《墨子》则记忆不清，甚至把“夏王”误成“殷王”。

　　例4：《荀子·臣道》篇引《书》曰：“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杨倞注：“《书》，《伊训》也。” [7]按古文《伊训》作：“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 [5]此处《荀子》既然是引《伊训》之文，而《伊训》是伊尹训王的话，他怎么会教王“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呢？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而古文“从谏弗咈，先民时若(顺)”，正符合伊尹训王的语气和道理。两者相较，显然是古文正确、合理；而《荀子》则篡改《书》意，为其所用。

　　例5：《荀子·尧问》记楚庄王引“中蘬(当作‘仲虺’)之言”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7]《吕氏春秋·骄态》亦记楚庄王引“仲虺有言”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6]按古文《仲虺之诰》作：“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6]众所周知，仲虺是商汤的大臣，他作“诰”的目的是要汤以德怀民，永保天命，不会谈到“诸侯之德”的问题，故引文所述“诸侯”和“诸侯之德”肯定是荀子、吕氏或楚庄王捏造出来的。再说“得师者王、得友者霸”的“王霸”之论，是春秋战国间儒家的专利品，怎能按到商朝仲虺的头上？可见三者相较，又是古文正确、合理；而《荀子》《吕览》根据当时的情势篡改《书》意，昭然若揭。

　　由上五条例证可见，旧籍所引《书》文往往错漏，篡改之处甚多；而古文则显得正确、合理。这表明古文《尚书》是真实的古文献，决不是旧籍引文的凑合。

　　第二，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比较，古文为完整、全面。 

　　例1：《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5]按古文《大禹谟》记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5]《左传》引文没头没尾，无上下联系，不知如何引起这句话；古文则论述帝德“好生”的宗旨，并及其它许多赏罚的原则。两相比较，显然古文为完整、全面，中心明确，内容丰富；而《左传》所引，突兀一句，难明其背景和用意。

　　例2：《墨子·非乐上》引《汤之官刑》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乃言曰……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坏丧。”[6]按古文《伊训》作：“先王……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5]比较上述二者，显然是古文完整全面，论列“三风十愆”，其刑也严厉、明确，当是真古文献；而《墨子》所引，仅列“巫风”，其刑含糊，文句不通，可能记忆不清，又不核对，故成如此。

　　例3：《墨子·非命上》引《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非命中》《非命下》所引略同。按古文《仲虺之诰》作：“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值得注意的是，墨子为了论证其“非命”(没有天命)的思想，竟然篡改《书》之原文，将《仲虺之诰》中“式商受命”一句略去(《非命》三篇皆然)；而“商受命”是当时一句流行语，在商朝的文告中俯拾即是。篡改《书》意为其立论作证，本是先秦诸子的一贯手法。墨子这条引文，略去对其立论不利的一句，幸真古文《仲虺之诰》尚在，戳穿了墨子删节原文的伎俩。两相比较，显然是古文完整、真实；而《墨子》为了避免对其立论的不利，竟在引文中做手脚，删去“式商受命”一句，真是用心良苦!

　　例5：《礼记·学记》引《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5]按古文《说命下》作：“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5]观《学记》所引半句，只知道人要始终念学，不知其好处和效果如何；读古文全句，才知人始终念学，其道德修养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增进成长，于是前后贯通，意思豁然开朗。这是傅说开导商王武丁的话。两者相较，《学记》所引，简单片面；而古文所述，意思完整，讲理明白。

　　由以上五条例证可见，古文《尚书》叙事完整，说理全面，情意真切，含义深刻；而旧籍所引，有的删节，有的片面，有的错漏，有的掐头去尾。这分明是旧籍在摘引古文《尚书》，而非古文《尚书》“搜集文句编造”。

　　第三，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比较，古文连贯流畅，自然贴切。 

　　例1：《墨子·兼爱下》引《禹誓》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封诸群，以征有苗。”[6]按古文《大禹谟》作：“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5]观《墨子》所引，“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封诸群”云云，文理不通，用词不当。两者相较，显然是古文连贯流畅，自然贴切；而《墨子》引文，可能记忆不清，或弟子记录有差，造成如此错乱。

　　例2：《礼记·缁衣》引《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厥度，则释。”[5]按古文《太甲上》作：“无越厥命以自覆。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5]观《礼记》所引，“自覆”和“则释”两句，前后不连贯；而古文中间有“慎乃俭德，惟怀永图”一句，此伊尹告诫太甲如何修德思谋，然后再接“若虞机张”，便流畅自然。胸有成竹，“则释”便中。两者相较，《礼记》引文因中间脱句而不通；古文则有告诫，有比喻，情真意切，催人猛醒。

　　例3：《礼记·缁衣》引《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按古文《说命中》作：“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这是傅说进谏商王的话。观《礼记》所引，很不通顺：“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不可理解；“事烦则乱，事神则难”，两个“事”重复，难明其意。而古文则陈述清楚，语意明白。显然，“事纯而祭祀”乃“黩于祭祀”之误；祭祀是一种礼仪，“事烦则乱”乃“礼烦则乱”之误。由此可见，《礼记》引文凭记忆写来，不免错乱脱漏；幸有古文《尚书》存在，乃得纠正。

　　由以上三条例证可见，古文《尚书》大都通顺流畅，情真意切；而旧籍引文，往往错漏，词语不当。通顺流畅的古文，不可能“搜集”自错漏百出的引文，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第四，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不同之处很多，说明它们各有来历。 

　　例1：《史记·殷本纪》引《汤诰》与古文《汤诰》完全不同，可能《汤诰》有许多篇，《殷本纪》引了甲篇，而古文保存了乙篇。 

　　例2：《史记·周本纪》引《太誓》亦与古文《泰誓》大相径庭。可能因记者不同，《太誓》存在许多版本。《周本纪》所引与古文《泰誓》因版本不同，故有差异。

　　例3：《汉书·律历志》引《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8]而古文《伊训》作：“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8]同书引《武成篇》亦与古文《武成》有许多差异。这里可能有脱简、引文错漏、版本不同等多种原因，未可一概而论。

　　例4：《左传·昭公六年》引《书》曰：“圣作则。”按此句在整部《尚书》中找不到，惟古文《说命上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