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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

时间:2009-8-8 16:46:48  来源:不详
》作:“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这是群臣对商王的谏言。《左传》所引与古文之所以相异,也可能有版本不同、引文记错、传抄改动等原因。

按理说,如果古文《尚书》是“搜集”引语“伪造”的话,总要尽量保存原有文句,以使大家信以为真,避免人们“作伪”的怀疑;但现在古文《尚书》的情况正好相反:绝大部分与引语相异,甚至《史记》所引大篇古文也不去抄录,而出现了一篇与之同名而内容迥异的古文。这不能不使人得出结论:古文《尚书》必然别有来历,而非“搜集”引语而编成。

  其实,今文《尚书》也有与旧籍引语大相径庭甚至迥然不同的问题。《国语·周语上》引《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9]查今文《汤誓》,根本没有此语。韦昭注:“《汤誓》,《商书》伐桀之誓也。今《汤誓》无此言,则散亡矣。”但《吕氏春秋·顺民》篇记:“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清宋翔凤《过庭录·尚书谱》因言:此知《周语》之《汤誓》,“乃因旱祷天之誓,非伐桀之誓,韦昭说非。”[10]实际上,《汤誓》有两篇:今文为甲篇,《周语》所引为乙篇,两篇都非伪作。再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引《康诰》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同书昭公二十年又引《康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这些话,今文《康诰》都没有,其原因有版本、记忆、传抄等问题,但决非伪作。由此推断,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不合,同样不能判其为伪。

  第五,许多旧籍引语,古文《尚书》中没有,说明古文并非“搜集”而成。 

  现略举数例于下:

  1.《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2.《墨子·七患》引《夏书》曰:“禹七年水。”

  3.《庄子·天道》篇引《书》曰:“有形有名”;《盗跖》篇又引《书》曰:“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11]

  4.《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引《书》曰:“绅之束之”,“既雕既琢,还归其朴。”[12]

  5.《吕氏春秋·孝行览》引《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6]

  6.贾谊《新书·君道》篇引《书》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远,人皆有之,舜独以之。”[13]

  7.《史记·河渠书》引《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商君传》又引《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蔡泽传》并引《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久处。”[14]

  8.《汉书·律历志上》引《书》曰:“先其算命。”

  9.《白虎通·号》篇引《尚书》曰:“不施予一人。”同书《社稷》篇又引《尚书》曰:“太社唯松,东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15]

  以上先秦至两汉的古籍称引《书》或《夏书》《商书》《尚书》如此多的文字,古文《尚书》一概未收。由此可见,所谓“梅赜二十五篇之书出,则凡传记所引《书》语,诸家指为‘逸书’者,收拾无遗”云云,乃是一种不考查事实、极不负责任的断语。

  第六,旧籍引文在古文《尚书》中所占比例甚小,依靠零星引句要编造长篇大论的古文,实不可能。 

   崔述之弟崔迈曾作《读伪古文<尚书>粘签标记》,把古文中的“剿袭”字句统统“签出”,载于崔述《古文尚书辨伪》卷二。崔迈的用功不可谓不勤,但有些篇签出的剿袭字句仍少得可怜。如古文《咸有一德》只签出“天难堪,命靡常”一句,谓上半句来自《诗·大明》,下半句来自《诗·文王》。再如《说命中》仅签出“有备无患’,和“启宠纳侮”两个短语,谓前语出自《左传·襄公十一年》,后语出自《左传·定公元年》。试想,仅凭一二个“剿袭”的短语,怎么能写成主题明确、议论丰富而情真意切的长篇古文?

   通过上述对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作详细的比较研究后所得出的六条证据、二十六个实例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作这样的结论:古文《尚书》决不可能是“搜集”引语“编造”出来的,而肯定是别有来源的真古文献;对于古文《尚书》的真伪及其学术价值,应当重新认识和评价。 

  关于古文《尚书》非伪的意见,自清代以来有不少学者提出。毛奇龄曾撰《古文尚书冤词》,与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相辩难。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提出:在所谓“伪古文”中,“有真实材料之存在。”[16] (上册,P81《尚书编次考》)上述意见,由于论据没有充分展开或论证方法不当,因而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至八十年代,李学勤先生因西汉墓中出土与《孔子家语》相似的竹简,而提出“我们对今本《家语》的认识应当重新考虑”。由对《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久成定论”的“伪书”的平反,而连类论及古文《尚书》的问题,指出:“晋代古文《尚书》的传授是很清楚的”,“从郑冲到梅赜都实有其人,有事迹可考”;今传古文《尚书》有着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的过程。”[17]这些意见,由于不是正面提出,论据亦未充分展开,因而也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笔者经过缜密考查,从多方面进行研究,得出了与上述学者一致的结论。

参考文献:

[1].吴澄:书纂言[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2].崔述:崔东壁遗书[M].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

[3].刘起釪:古史续辨[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十三经注疏[M].北京:光绪丁亥脉望仙馆石印本,1887。

[6].诸子集成[M].上海:世界书局,1936。

[7].王先谦:荀子集解[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8].王先谦:汉书补注[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9].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0].宋翔凤:过庭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王先谦:庄子集解[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12].陈奇猷:韩非子集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3].贾谊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1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班固:白虎通[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6].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17].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J].孔子研究,19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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