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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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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8: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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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六的《〈吕氏春秋〉之农学》。
为适应研究发展的需要，吕书新式检索工具书的编制也有突破。1943年，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编制成《〈吕氏春秋〉通检》，采用法文和英文两种拼音检字法，并有“各版《吕氏春秋》卷叶推算法”，寻检原文，甚为方便。
宏观地看，这20年是最具开创性的研究阶段，是传统学术研究向现代学术研究转型的奠基时期。思想观念的转变、研究方法的革新和研究领域的开拓给《吕氏春秋》研究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和生机活力，成为以后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的基本走向。它们与传统文献学研究一起，延展构成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的总体框架。但尚处探索阶段的《吕氏春秋》现代研究还十分薄弱，无论在数量还是成就上都无法与传统研究相抗衡，前50年的《吕氏春秋》研究仍是旧学主流时代。
二、20世纪后50年(1950-2000)的《吕氏春秋》研究——新学主流时代
1.1950-1973年的《吕氏春秋》研究：承前继进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大陆主流文化，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文化学术被视为落后腐朽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不同的政治时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否定。建国后的《吕氏春秋》研究虽仍沿承着前面已奠定的研究道路和框架体系继续前进，但受时代环境的影响，研究的内容和着力点已发生了明显的转移。
最显著的变化是传统文献学研究的锐减。仅产生校释注译方面的著述9部，而台湾学者的工作占了很大部分，大陆地区仅出版杨树达遗著《〈吕氏春秋〉札记》、夏纬英《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吉联抗《〈吕氏春秋〉音乐文字译注》、吴则虞《〈吕氏春秋〉译注》4部专著。
关于吕不韦和《吕氏春秋》考评及相关研究也仅有4篇文章。其中，刘坦《〈吕览〉“涒滩”与〈服赋〉“单阏”、〈淮南〉“丙子”之通考》、徐复观《〈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施之勉《〈吕氏春秋〉二十余万言或三十余万言》探讨深入，较有价值。此期还出现了一些总体评价和介绍文章，如李诗《〈吕氏春秋〉是怎样一部书？》等，内容较为浅显。
相比较，新独立专门研究领域进一步发展。已独立的4个研究领域中，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数量为4篇，政治和音乐思想方面分别为1篇，但另有吉联抗《〈吕氏春秋〉音乐文字译注》和台湾学者贺凌虚《〈吕氏春秋〉的政治理论》2部专著。农业研究发展最快，成果最丰，有论文11篇，专著1部。近代植物学家夏纬英的专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择录吕书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农业论文，博采众说，并参考国外农学理论进行校释，多有创见，帮助现代研究者克服古奥的文字障碍，使长期埋藏在吕书中的先秦农家著作获得了新的活力，为20世纪《吕氏春秋》农业思想研究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此期万国鼎对吕书农业文献多有探索，发表《〈吕氏春秋〉中的农学》、《〈吕氏春秋〉的性质及其在农学史上的价值》等文，并与古月、李成斌等合写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农学史》（初稿）中“《吕氏春秋》中的耕作原理”部分，成为吕书农学研究的一个主力。吕书中保存的珍贵农业文献在中国乃至世界农学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日、韩学者此期也著有一些探讨和论述。日本学者米田贤次郎发表《有关〈吕氏春秋〉农业技术的一个考察——特别是与〈汜胜之书〉的关系》一文，大岛利一撰写了《论见于〈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中的农业技术》及再论、三论3篇文章，与韩国学者闵成基的文章《缦田法小考》、《〈吕氏春秋〉农法的新考察》进行了论辩。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相比，他们更偏重对农业技术的考察，论证也更为深入细致。
此期，又有哲学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逻辑思想4个专门研究领域从综合论述中独立出来，虽然论文数量分别仅有1篇，但功在拓新，使《吕氏春秋》研究体系的建设又进一步。经济思想方面是杨志玖的《吕览·审分篇中所反映的战国时期生产关系》；军事思想方面是刘元彦的《〈吕氏春秋〉论“义兵”》；逻辑思想方面是周文英的《〈吕氏春秋〉中的逻辑思想》；哲学思想方面是王范之的《从〈吕氏春秋〉中看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观点》。
2.1974-1979年的《吕氏春秋》研究：扭曲与回复阶段
1973年，“批林批孔”继而发展为“崇法批儒”，秦始皇被封为大法家，吕不韦成为秦始皇的对立面，和他主编的《吕氏春秋》一起遭到批判。1974-1976年间，集中出现了一批批判文章，把吕不韦划为复辟倒退的奴隶主、爆发户，把《吕氏春秋》当作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尊孔反法、走折中主义路线的毒草，肆意歪曲和批判，正常的学术研究已无法进行。
“文革”结束后，学者们开始为遭受歪曲的《吕氏春秋》平反。1977-1978年间，徐朔方、史实灏、方立天、葛荣晋、李国详等学者发表了一批拨乱反正文章，对“文革”中强加给吕不韦和《吕氏春秋》的反动帽子和错误观点进行批判和纠正。为彻底清除“文革”对《吕氏春秋》研究产生的不良影响，1979年，熊铁基、杨宽、张云桥等尝者发表文章，对吕不韦和《吕氏春秋》进行再认识、再评价以重新确定吕不韦的历史地位和《吕氏春秋》的价值，促使《吕氏春秋》研究彻底步入正轨。
此期台湾学者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如陈郁夫《〈吕氏春秋〉撢微》（三）、赵海金《〈吕氏春秋〉思想管窥》、朱守亮《〈吕氏春秋〉中的孔子》。谢德三的《〈吕氏春秋〉虚词用法诠释》一书按笔画顺序举出吕书中的虚词并引各家说，从语法上予以解释，开创了《吕氏春秋》语言学研究的先河。1975-1979年，台湾学者严灵峰主编的《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6册陆续出版，《吕氏春秋》部分收录古今中外有关吕书校勘、注释、今译论著及世界主要语种的译著书目152条，每条下面标明卷数、作者及其简介、成书时间、存佚情况及该书介评（包括体例、内容、所在丛书或文集及版本情况，或已佚、未见书的信息来源和出处），资料详尽，大益学者。大陆学者在“文革”结束3年后的1979年也开始发表正常的学术研究论文，如刘如瑛的《〈吕氏春秋〉校释补》、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和书名的确立》，李仲操《八年吕不韦戈考》则为《吕氏春秋》研究提供了又一件地下出土实物资料。
3.全面发展：1980-2000年的《吕氏春秋》研究：全面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使中国一度封闭的大门重新开启，特别是1980年代以后，国外现代学术思潮大量涌入，带来了思想观念的更新和方法论的革命，同时，传统学术研究也开始复兴，给僵固的国内学术研究领域注入了生机活力。步入正轨后的《吕氏春秋》研究也与时俱进，迅速发展，取得丰硕成果。
(1)文献考据学研究更加深入
在建国以来的新式教育和文化环境影响下，《吕氏春秋》传统校释整理研究比例日趋减少的状况更加加剧。但陈奇猷积40余年功力而成的巨著《〈吕氏春秋〉校释》一枝独秀，成为1980年代以后吕书传统校释整理研究的重大收获。此书以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本为底本，广收元、明、日本诸刻本及唐、宋类书，详为校覈。校释文字文义时，博采众家，排列众说，并出己见，多有发明。书末并有“附录”四种：佚文、旧刻本目录、引用诸家校说列目及考证资料辑要，收罗丰富。它是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以来50余年吕书校释整理研究的集大成巨著和又一座高峰，瞩目学林，为学者案头必备之书。
新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现代读者对文言文已相当隔阂，阅读古籍存在困难，于是一股古文今译热潮应运而生，《吕氏春秋》今注今译作品也迅速增多到近20种。这些作品对吕书的普及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一些作品受功利因素的驱使，水准降低甚至粗制滥造。较好的译本如张双棣等的《〈吕氏春秋〉译注》、王宁主编的《评析本白话〈吕氏春秋〉》、管敏义《〈吕氏春秋〉译注》、王范之遗著《〈吕氏春秋〉选注》等，台湾学者林品石也著有一本《〈吕氏春秋〉今注今译》。同时，随着“文化热”的盛兴，针对人们学用古人智慧于现代生活的需求，一些学者择取吕书中的一些警言箴语或寓言故事，加上注译和解评，编辑成集实用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通俗文化读物。如张自文《吕不韦的99种智慧》、梁一群《经世大览——〈吕氏春秋〉一日一语》、支菊生和钟南合编《杂家妙语选》、宋子然主编《〈吕氏春秋〉故事今解》等。
与此同时，关于吕不韦考评和《吕氏春秋》成书相关问题及学派属性的研究也更为科学、深入，产生论文30余篇。在吕不韦评价方面，学者们更趋一致地认为，吕不韦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在秦为相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为秦统一事业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他的历史功绩和地位是不能抹杀的。而关于其人品，他的投机行为和生活上的失检则有特定的世情，不宜过于苛责。《吕氏春秋》成书相关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成书时间和过程的探讨上，主要有一次成书和分次成书两种观点。关于《吕氏春秋》的思想倾向和学派属性的讨论更加热烈，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不认同吕书是杂家著作，甚至否认杂家学派的存在，认为吕书是历史著作或政治理论著作，或者应归入先秦诸子中的某一家，如道家、儒家等；一种认为吕书是杂家著作，这其中有的学者认为吕书没有思想主旨和倾向，只是各家学说的简单拼凑，但更多学者则认为吕书具有中心主旨和思想倾向，即“道家”、“儒家”、“阴阳家”、“墨家”或“儒道并主”。
《吕氏春秋》研究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工具书的编制，研究成果的丰富也反映到吕书研究工具书编制成果的多样化上。台湾刘殿爵、陈方正主编的《〈吕氏春秋〉逐字索引》更方便学者检索原文。方克立、杨守义、肖文德编的《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收录20世纪以来大陆(1900-1984)及台港(1950-1980)《吕氏春秋》研究论文152篇，反映了研究的总体成果。李维武《〈吕氏春秋〉古今研究》、王纪纲《建国以来〈吕氏春秋〉研究述评》、李家骧《中外“〈吕氏春秋〉学”评考综要》等文对《吕氏春秋》研究历史和成果进行了总结和评价。张双棣等合著的《〈吕氏春秋〉词典》反映了《吕氏春秋》语言学研究发展的最新成果，收录了吕书中的全部词汇和固定词组，按上古音编排，采用词义描写与用法描写相结合的方式，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吕书词汇的面貌，是研究先秦词汇、语法的重要参考。这些作品都有助于学者了解研究动态和信息，促进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2)研究领域更为宽广
国外现代学术观念方法的涌入促进了国内众多学科的复兴和新学科的建立。“杂家”《吕氏春秋》百科全书式的广博内容给众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吕氏春秋》的研究领域因此大大拓广，此前已独立的9个专门研究领域加上此期新产生的文艺学、美学、文学、史学、心理学、管理学、人学、法学、医学、烹饪学10个领域，已拓展到19个研究领域，共发表论文109篇，专著11部。壮观的人才队伍、缤纷的学科视角、多样的研究方法，构成繁荣的研究图景，面广思深，成就显著。
(3)通论性研究著作增多
一些长期潜心、活跃于《吕氏春秋》研究领域的学者纷纷推出其辛勤耕耘、积累深厚的通论著作，如洪家义《吕不韦评传》、刘元彦《杂家帝王学》、李维武《吕不韦评传——一代名相与千古奇书》、李家骧《〈吕氏春秋〉通论》、吕艺《〈吕氏春秋〉研究》、王范之的遗著《〈吕氏春秋〉研究》等。这些著作是学者们长期思考而得的大量心得体会、方法成果的结晶，具有庞大严密的系统性和很强的理论性；宏观的考察、概论和多层次、多方面的微观分析有机结合，纵横开合，挥洒自如；从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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