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二十世纪《世说新语》研究综述 |
 |
时间：2009-8-8 16:58:47 来源：不详
|
|
|
人物，所以书中存在着一些消极因素。”周一良《〈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一文也认为：“我们不妨把刘义庆的《世说》称作‘清谈之书’”，等等。港台的一些学者亦倾向于以“清言小说”目之。与此相对，还有人认为《世说》是史料价值较高的“轶事小说”。
新时期以来，针对《世说》性质问题学术界展开了讨论，并由此而引发了对《世说》思想倾向的深入探讨。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世说》固为“赏心而作”，有“远实用而近娱乐”的特点，但用“清谈之书”概括其思想内容，显然是见木不见林的偏颇之论。侯忠义《〈世说新语〉思想艺术论》一文认为：“刘义庆不仅是一个贵族，而且还是一个清谈家、佛教徒。他一方面宣扬名教，鼓吹封建道德，夸耀士大夫门阀的高贵和生活的豪华，欣赏名士风流；另一方面对所谓魏晋风度也有不满和批评。”由作者出身与思想的双重性和矛盾性进一步窥见《世说》思想倾向的复杂性，即既有“远实用”的一面，又有“实用”的一面，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对这种复杂性的概括尚不够明确，对儒、道两种思想倾向何者居主导地位语焉不详，而且，视刘义庆为“清谈家”也是容易引起争议的。与之相比，郑学韬、江兴祐等人的观点则较为严密。郑学韬认为：《世说》把“在政治上拍马屁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而哲学思想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冲破了东汉谶纬之说的迷雾和东晋以迄刘宋弥漫于士族社会的宗教气氛。总的说来，《世说》的思想是儒道杂糅的”（《〈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及成书年代》）。江兴祐在《〈世说新语〉对人的审视及其依据》一文中也指出，把《世说》看作“清谈之书”和把刘义庆看作“清谈家”“是与实际情况相悖的”；刘义庆的思想“最终没有越出儒家的范畴”。这就把对《世说》思想倾向问题的讨论又深入了一层。
事实上，对《世说》性质及思想倾向的认识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对其作文体学上的定位则必须客观、科学地对待，“直观印象”式的定义是不可取的。“清言小说”也好，“轶事小说”也好，事实上都只是道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这一点上，鲁迅的“志人小说”概念无疑是更为准确、科学的概括。因为“言”和“事”皆离不开“人”，而“人”才是《世说》这部书的审视对象。江兴祐认为：《世说》“作者的着眼点放在对这些人物言行的审视上”。这是颇有见地的。此外，宁稼雨在《〈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观念成就的标志》一文中，从文学史的角度，剖析了《世说》“从诸子、史传、志怪中解放出来”的演变过程，进一步明确了《世说》“以人为中心”的志人特质，最终得出《世说》是“志人小说观念成熟的标志”的结论。
综上所述，围绕《世说》思想倾向的讨论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世说》的文本价值和历史地位，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以《世说》为中心的清谈研究
《世说》虽则不是写清谈之书，但却是我们了解魏晋清谈风貌的硕果仅存的独特文本，清永瑢称之为“清言渊薮”并不过分。千百年来，将五胡之乱、晋祚不竞归罪清谈的说法几成定论。于是，何晏、王弼之徒长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降及清代，始有钱大昕、朱彝尊等学者撰文为何、王翻案，赞其“始畅以义理”之功。但从哲学及思想史的高度重新认识魏晋清谈家们还是20世纪以后的事。30年代，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一书较为系统地评价了何、王、阮、嵇、向、郭等魏晋清谈家的思想，从而亦间接地肯定了清谈的积极的一面。40年代，陈寅恪发表了著名论文《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前半部分对清谈作了鞭辟入理的辨析，指出：“当魏末西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其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家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盖藉此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者，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之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把清谈分为前、后两期，各言其与名教国家之利害关系，乃陈氏沉潜历史深处之精深创见，也为清谈研究披荆斩棘，自开一途。1949年后，一度对清谈的认识较为保守，方法也是“阶级分析”式的。徐震堮在《世说新语校笺》前言中认为，清谈“实际上不过是一服精神上的麻醉剂，是一个面临着死亡的阶层，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的一种自我安慰”。这种评价固然占理，却并不全面，当然也就不够客观。孔繁《从〈世说新语〉看清谈》一文认为：“清谈主要是剖玄析微，阐扬老、庄义理，在我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清谈有益于消弭士族各集团间的激烈斗争，于动乱之中求得相对安定，有益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以及江南地区的开发，是有积极作用的。”蒋凡《世说新语研究》专列一章论清谈，以更具现代性的眼光指出：“玄理清谈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理论思辨，曾起了推动进步的积极作用。”“魏晋清谈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冲击传统儒家经学，是一次思想的解放”，于此，我们可以窥见20世纪人们对魏晋清谈的认识不断深入的清晰脉络。
此外，叶柏树、周舸岷、信应举等学者也都撰文论述魏晋清谈的风貌及影响，丰富了20世纪以《世说》为中心的清谈研究。
四、对《世说》文学、美学成就的探讨
前人论《世说》的艺术成就，大多出自观感，三言两语的批注评点虽每中肯，但毕竟失之零碎，缺乏系统。对《世说》所见的记言记行之妙、文采风流之美的系统阐发，还是20世纪以后才出现并发展起来的。
关于《世说》的文学成就，鲁迅的“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见《中国小说史略》）一句可谓最简洁、准确的概括。以此为肇端，后继学者对《世说》艺术特点、文学特征的探讨蔚成风气。新时期以来，一批学者致力于此，多有发明。吴代芳、马宝丰、郭孝儒、郭豫适、周舸岷、侯忠义、牟世金、范子烨、钱南秀、王能宪诸人，或概述，或分析，或综观全局，或攻击一点，对《世说》的语言艺术和志人之法进行了多层面、多向度的立体式的探讨。这种深入文本内部的观照与透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古人的不足，在整体上显示了现代学人的眼光与器度。
20世纪40年代，宗白华发表了《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世说》和魏晋风度的美学价值。他认为魏晋六朝“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晋人的美”是自然美与人格美交相辉映的美，“美在神韵”。循此路径，当代学者多有补充和申发。钱南秀、张永昊、裴彦贵、熊国华、程章灿、董晋骞等分别从“审美观”、“语言美”、“美学理想”、“美学新风”、“人物美思想”诸方面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人格化的自然美”与“自然化的人格美”这种晋人特殊的审美观上达成了共识。
总之，在对《世说》的文学特征及美学价值的探讨与研究上，共鸣大于争鸣，基本上呈现出一种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的态势。
此外，《世说》对研究我国中古时代语言现象的参考价值，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徐震堮、许威汉、侯兰生、柳士镇等皆撰有专文，限于篇幅，不赘。
综观1949年以来的研究，无论在研究的视野上，还是具体的方法上，都有新的拓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当然，问题也不是没有。譬如，重视《世说》与社会、政治、历史、道德等“外部关系”的研究，固然是应该的，但对《世说》文本自身的形式问题（如文体、叙事、艺术、审美特质）或曰“内部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够；一部分研究尚且停留在“阶级分析”的旧视角上，对《世说》人物的理解和阐述，未能真正超越陈寅恪、宗白华、鲁迅等前辈学者；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重复前人观点（甚至将错就错）或者观点根本站不住脚的论文，这种浮躁的学风，是应该以俟将来矫正的。
从总体上说，20世纪的《世说》研究，成就超过了古代，这是与这个世纪，东、西方文化互渗、共振的大环境分不开的。展望21世纪，面临日益开放的国内、国际环境，《世说》研究必将日益“世界化”。目前，日本、美国、韩国、法国、港、台等国家和地区的《世说》研究，方兴未艾，前景看好。下个世纪的《世说》研究，在放眼环宇、博纳众长的基础上，定会异彩纷呈，风光无限，这是可以预见的。
上一页 [1]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