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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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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9: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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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今天已经有人开始了。
除敦煌文学、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等文献的大批出土外，一些零星的文学文献出土，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材料虽然有限，但是却可以为我们解决文学史上的某些疑难问题提供坚实的证据，甚至改变我们对文学史的看法。举例来讲，如在战国时代的楚国文学家中，除了屈原、宋玉之外，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提到唐勒与景差，《汉书·艺文志》中也记载说唐勒有赋四篇，但是却没有流传下来。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早期墓葬中却发现了唐勒赋的残篇，[xvii]此文的发现，不但证明了《史记》、《汉书》的记载真实性，让我们了解了唐勒赋的艺术特点，而且有助于对宋玉赋真伪问题的鉴别，“战国时代会不会有散体赋形式的出现，曾是研究者判断宋玉赋真伪问题的论据之一。唐勒赋的被发现，则对断定今传宋玉赋的真实性增加了有力的证据。”[xviii]
再如，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也曾发现大批竹简，其中有《为吏之道》一篇，后面附有八首韵文，其格式竟与《荀子·成相篇》相同。谭家健指出：“清代及近代学者曾经提出，《成相》篇是仿效当时民间歌谣而写成的政治抒情诗。但缺乏实例，无法类比。《为吏之道》的发现，证实了这种推测。……云梦旧属楚，荀子曾为楚相春申君门客，完全有可能接受楚国地方通俗文艺形式的影响。”并进而推测这种体式可能上与《老子》句式相关，下与汉乐府《平陵东》相似。[xix]
一篇作品甚或几行文字的发现在文学史研究中竟会有这样大的意义，这样的例子还有。如裘锡圭在对1979年在甘肃敦煌西北马圈湾出土的一枚汉简作了考释之后，认为汉代已经存在关于韩朋夫妇的故事。这不但有助于弄清《搜神记》中韩凭夫妇记载的渊源所自，而且对于研究汉代通俗文艺的发达情况也有重要意义。[xx]另外，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东海县尹湾6号西汉晚墓发现了一批简牍，其中有一篇大体完整的《神乌赋》，共六百余字，基本上用四字句，大部分句子逐句押韵，赋中讲述了一个完整的关于乌的故事，具有很强的通俗性，与当时的一般汉赋大不相同。前此，容肇祖在三十年代曾发表了《敦煌本＜韩朋赋＞考》一文，推测“在汉魏间……民间自有说故事的白话赋。裘锡圭经考证认为：“《神乌赋》的出土证实了他（容肇祖）的卓见。”并说：“从《神乌赋》和韩朋故事残简来看，汉代俗文学的发达程度恐怕是超出我们的预料的。敦煌俗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讲汉代故事的，如《季布骂阵词文》（即《捉季布传文》）、《王陵变》以及讲王昭君的和讲董永的变文等。我怀疑它们大都是的从汉代传下来的民间传说作为底子的。说不定将来还会发现记叙这些民间故事的汉简呢！”[xxi]其实，关于汉代说故事的白话赋，现存文献中也有类似者，如扬雄的《逐贫赋》、张衡的《髑髅赋》等，《神乌赋》的发现，无疑为我们研究这类文体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更好的线索。至于说唱文学的发达，现在也有相关出土文物为佐证，1957年，四川成都天迥山崖墓出土了一尊东汉说唱俑，“描绘一个老年说唱艺人，头上着巾，戴簪，额前有小花饰，赤膊，膊上佩有饰物，大腹凸出，坐在圆垫上；左手抱鼓，右手握槌前伸，右足亦随之翘起，张口露齿，似是在说唱一段动人的故事。其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之态，充满幽默感，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xxii]这些材料的出土，预示着我们对于汉代文学的发展将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诗经》残简（简称《阜诗》），对于《诗经》研究的意义同样不可低估。首先，《阜诗》的发现，为研究《诗经》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按历史记载，在汉代，诗有齐鲁韩毛四家最有影响。在《阜诗》没有发现之前，流传下来的只有《毛诗》，历代的学者基本上是把《毛诗》看成是《诗经》的本来样子的。但是《阜诗》出土之后，我们却发现它与《毛诗》在文字上有许多不同，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诗经》的原始文本问题，《诗经》的编辑、流传和不同学者在学习、整理中对它的影响问题。其次，由于文字的不同，复经专家考证，可证明《阜诗》不属于《毛诗》，与传说的齐鲁韩三家诗也不同，这就使当代人不得不思考《诗经》在汉代传授的复杂性问题，对汉代的《诗经》学史重新认识。其三，出土的《阜诗》次序与今本《毛诗》颇有不同，这也让我们重新思考《诗经》的编辑次序。其四，《阜诗》中有3片残简类似《诗序》，这对于解决《诗经》学史上关于《毛诗序》的公案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等等。[xxiii]总之，自从《阜诗》发现之后，我们对于传世《毛诗》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它对今后《诗经》研究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以上我们所举的虽然只是个别例证，但是足以说明，在近年来出土的文献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属于文学作品，或者可以当做文学作品来研究。其中的每一篇，都有弥足珍贵的价值，哪怕是一些断篇残简，也是相当宝贵的新材料。正是这些作品的出土，改变着我们的文学史观，已经和正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产生着重大影响。
二
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研究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直接或间接的证据，从历史、文化、艺术、民俗等多方面深化并影响着我们的文学研究。
在谈到20世纪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研究所产生的这种影响时，我们不能不首先提到甲骨文的发现。我国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很早就设立了史官，并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班固《汉书·艺文志》）之说。周公也早就说过：“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可是，在甲骨文出土之前，我们只知道《尚书》中有《盘庚》、《汤誓》、《高宗肜日》、《微子》等几篇书诰式的文章和《左传》等书中录下的商代人的片言只语。甲骨文的出土，让我们突然发现了在商代竟有这样一种刻在甲骨上的文字，这样一种古老的文体。作为一种应用性的文体，甲骨文使用着最简明的语言，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叙事写作模式。一条完整的甲骨文可以分成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通常情况下还包含序数（或卜数）和兆辞。[xxiv]甲骨文中没有抒情和描写，但是却具有简明的记事特点，具备了叙事的基本要素，用字少而精，措辞也很讲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它与《春秋》这种编年体史书之间的某种有机联系，可以把它视之为中国史传文学产生的重要源头之一。
正因为甲骨文在文学史上有这样的重要意义，所以它很早就受到眼光敏锐的文学史家的注意。如刘厚滋在1937年编成的《中国文学史钞》（上）中，就已经把甲骨文当作文学史中的一项内容来论及了。[xxv]詹安泰、容庚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里，竟引用了40条甲骨文，最后说：“这四十条的卜辞，虽然非常质朴，但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出劳动人民的智慧与灵活运用语言文字的自由创造的精神。就文学发展的过程说，这是必经的阶段。因此在文学史上，它是具有引导文学向前发展的一定的历史意义的。”[xxvi]
甲骨文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从文体上我们把它认定为中国古代历史散文的必经阶段或源头，还因为甲骨文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历史文化价值。从甲骨文在1899年第一次被学人发现，至今已经发现了十几万片甲骨文，经过国内国际众多学者的研究，出版了万余种甲骨学论著，从而使我们对于商代社会结构和国家职能、商代社会经济、商代宗教祭祀及其规律、商代气象、历法与医学传统等都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xxvii]这些，不但对于我们深入研究中国上古文学、包括上古诗歌、散文、神话等具体文学体裁的发展演变、阐释其民族文化精神等有重要影响。而且从文化、风俗、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印证和深化着我们对于上古文学的研究和理解。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首先，甲骨文可以印证先秦文学中所记述的生活状况与风俗习惯。《诗经·豳风》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左传·僖公五年》：“狐裘尨茸。”是狐裘乃西周春秋以前贵族的服饰。而甲骨文中有裘字，正作衣兽毛在外之形。由此可证《诗经》和《左传》上述话语，正是对当时贵族身着狐裘之形象的真实描写[xxviii]。再如，我国骑马始于何时？文献记载追索到商的先公相土时代，《世本·作篇》有“相土作乘马”之说。到商的后期，周人文献中有言骑马者，《诗经·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顾炎武据此曾说：“古者马以驾车，不可言走。曰‘走马’者，单骑之称。古公之国邻于戎狄，其习尚有相同者。然则骑射之法不始于赵武灵王也。”这是据现有文献推测。而于省吾则据甲骨文中有“马其先”的占卜认为，商时已有骑马。1936年春，在对殷墟进行第十三次发掘时，正好发现有一人一马一犬的埋葬，又有一戈一刀一弓形器和一件玉制马刺的随葬品。石璋如认为：“这匹马似乎供骑射的成分多”，“这个现象就是战马猎犬”。“假如这个推测成立的话，则中国骑射的习惯，不始于赵武效法胡人，而在殷代已经早有了。”其后，胡厚宣、唐兰、杨升南、王宇信等人根据甲骨文的证据，说明在商代军队中已有骑兵队伍，当时的骑马之术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xxix]
其次，通过甲骨文和殷墟考古的研究，我们可知文学作品中所记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阶级状况。如“邑人”一词，在先秦文献中经常提到。但邑人究竟是什么身份？经过甲骨文考证，我们知道商代的邑人应是指有自由身份的，居于城中或乡村广大村落中的平民。《楚辞·离骚》曰：“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天问》曰：“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尉缭子·武备》也说：“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孟津。”通过对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我们知道纣王时的殷都已经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城市，已经有了专门的商业活动地。那么，古文献中所说的吕望屠牛于朝歌可能是事实。[xxx]这些，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先秦文学所起的作用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有时候，一件器物的发现，就可能解决或有助于解决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这种情况已不止一次。例如，关于汉乐府何时成立的问题，历史上曾有不同的记载。《汉书·礼乐志》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颜师古注曰：“始置之也。乐府之名，盖始于此。”但同时又说：“《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史记·乐书》也说：“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由于有这两种不同说法，所以自宋代起，就有争论。王应麟尊重《史记》的说法，在《汉书艺文志考证》中说：“乐府似非始于武帝。”沈钦韩却认为还是汉武帝立乐府之说可靠，他在《汉书疏证》中解释之所以《汉书》中又有“乐府令夏侯宽”之说，那是“以后制追述前事。”何焯也同意汉武帝立乐府之说，但是却有不同的解释。他在《义门读书记》中说：“乐府令疑作太乐令。”现代学者王运熙同意何焯之说，并引用了历史上的很多旁证作论据来充实自己的观点，并成为当代学者大都承认的说法。[xxxi]但是，1977年，由于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一只秦代错金甬钟，钟柄上刻有“乐府”二字，这就彻底打破了汉武帝立乐府的说法，也完全推翻了沈钦韩、何焯、王运熙等人的推测，同时，秦代已有乐府，就成为中国文学史的定论。[xxxii]
另一个重要的例证是太保玉戈的出土。在关于《诗经》、《楚辞》的研究中，我们需要弄清商人、周人和楚人的关系问题。本来，《诗经·商颂·殷武》中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的诗句，说明商王武丁时期已经与楚人发生过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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