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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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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9: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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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又《史记·周本纪》中曾记，周文王时，“太颠、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集解》引刘向《别录》：“鬻子名熊，封于楚。”《楚世家》又说：“鬻熊子事文王，蚤卒”云云。这说明，从文王时起周人的统治已经达到江汉地区。但是，由于对历史文献的不同理解，近代有些学者怀疑此事，认为商周王朝的实力未必及于江汉，封楚更是后人伪托。正是近年来的考古解决了这一问题。据李学勤研究并介绍说：“关于这一问题，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考古学上的证据。前几年，在周原甲骨文中发现了‘楚子’的记事，后来又在包山竹简释出了‘鬻熊’之名，可和《史记》相印证。某些文物的研究，也揭示出新的有关线索，我认为，迄今为止与周初经营江汉的关系的文物，最重要的应推有名的太保玉戈。”据李先生考证，太保玉戈中的太保就是周初的召公，结合其它文献材料说明：“周人的影响从文王时已南及江汉，以至武王、成王时，召公在其间起了较大的作用。”由此可见出土文献对于文学研究的帮助之大。
中国自古就有诗乐舞一体之说。《尚书·尧典下》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礼记·乐记》也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可以说，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研究中国诗歌，我们就不能不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可是，由于科学水平的限制，古人不可能把音乐这种声音信号记录下供后人研究。所以，后人对于中国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研究，往往变成了仅仅依靠有限的文字所进行的文本研究。而大量的关音乐文物和文献的出土，为我们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大批乐器的出土，曾经震撼了整个世界。当时出土的乐器共有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篪等8种乐器124件，其中以整套编钟最为珍贵，竹管排箫、铜座建鼓、十弦琴、五弦琴等也都是首次发现。篪在中国已出土的同类乐器中也是年代最早的。其中曾侯乙钟包括钮钟19件，甬钟45件，外加楚王赠送的一件鎛钟，共65件。按形制不同，全部编钟以大小和音高为序组成8组，悬挂在铜木结构的三层钟架上。编钟音律准确，每个钟都能敲出两个乐音，整套编钟的音阶结构与现今国际通用的C大调七声音阶同一音列，总音域包括5个八度，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整套编钟音色优美，音域很宽，变化音比较完备，至今仍能演奏各种曲调。同时，编钟上还刻有2800余字，除了5个字，都是关于音乐方面的，可以分为标音铭文与乐律铭文两大类，是研究那时音乐的珍贵资料。[xxxiii]曾国在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侯国，竟会有这样多、这样精美的乐器出土、这样高水平的音乐文献，我们由此不能不惊叹中华民族在先秦时期已经取得的高度的音乐艺术成就。《诗经·周颂·有瞽》：“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设业设虡，崇牙树羽。应田县鼓，鞉磬柷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雍是鸣，先祖是听。”《楚辞·招魂》：“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竽瑟狂会，搷鸣鼓些。宫庭震惊，发《激楚》些。吴歈蔡讴，奏大吕些。……铿钟摇虡，揳梓瑟些。”在商周乐器没有大量出土以前，特别是在曾侯乙编钟没有出土以前，我们真的很难体会那时的歌舞音乐，也不知道当时的音乐发展水平究竟有多高，甚至认为那可能是诗人的浪漫想象。可是，自从曾侯乙编钟出土，当我们聆听了那优美的先秦古乐、解读了那些音乐文字之后，我们在惊讶其所达到的高超的音乐艺术水平的同时，对于《诗经》、《楚辞》中有关歌舞音乐盛况描写的理解，已经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那整套令人陶醉的编钟演奏，已经如同挥之不去的袅袅的余音，每当在阅读《诗经》、《楚辞》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在我们的脑海中回响。自然，从此以后，我们对于孔子所说的“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盈乎耳”等先秦文献中有关诗歌音乐的评论记载等，也会有了新的理解。
在论及本世纪出土的音乐文献对文学产生的重大影响时，我们自然还要说到同样发现于敦煌石窟中的敦煌乐谱。由于受科学技术的限制，古代的音乐声音信号不易保留，敦煌乐谱在珍贵的敦煌文献中就显得更加珍贵。为此，国内外的几代学者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任二北、饶宗颐、叶栋、日本学者水源谓江等都作出过重要贡献，[xxxiv]直到近几年，席臻贯等人在吸取各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多方面的探索，破译了其中的15首歌曲，并译出乐谱25首。[xxxv]正是这些音乐与舞谱的破译，使我们有幸在千年以后重听煌煌唐乐，可以进一步了解唐代歌诗的演唱情况，这在今后的唐诗宋词研究以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上，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说到出土文献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我们在这里还要提到汉代的画像石和画像砖。汉代画像石（砖）是我国古代艺术家以刀代笔，在坚硬的石面上留下的艺术珍品，是汉代最有特色的刻画艺术，它广泛分布于我国山东、江苏、河南、北京、山西、陕西、四川、安徽、浙江、湖北、江西、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地，其中尤以黄河流域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最为集中，数量最多，而四川又以画像砖和石棺画像最为著名。汉代画像石（砖）的内容极为丰富，其表现题材几乎可以涵盖汉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农业、手工业、商业、纺织、建筑、医疗、交通、音乐、舞蹈、杂技、体育、宗教、历史、神话、鬼怪、饮食、服装、民俗、奇异、日常生活、对外交往等等。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座艺术的宝库，形象地反映着汉代社会的全部历史。从文学方面讲，它不但多角度地印证着汉大赋、乐府诗和汉代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汉代社会情景，而且还生动地记述着汉代社会歌舞艺术的盛况。正是据此，使我们方能比较清楚地了解汉代社会的文艺生活，知道了汉代歌舞演唱与音乐伴奏的具体形式。
举例来讲，按史书所记，汉代的官僚文人家庭常畜有倡伎，并时常进行自娱性的歌舞演唱。《汉书·杨恽传》中记杨恽在《报孙会宗书》就说：“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这种情况，在汉代画像石（砖）上正可以看到，如“成都市郊出土的一块画像砖，一乐人在鼓瑟，身后一女为歌者，左下角一乐人举桴击鼓，右上角一男一女坐于席上，右下角一舞者着冠，长袍拂地，徐舒广袖，正和着音乐的节奏舞蹈。……四川彭县出土的一块画像砖刻绘的是一男一女在舞蹈，两旁为手持便的侍者，这应当是夫妇对舞。这两幅家庭自娱性的舞蹈与《杨恽传》中的记述是相似的。”[xxxvi]
由于汉代画像石（砖）中大量的歌舞音乐百戏术图画正可以和汉代文学中的相关描写相对照，这为我们今天从事汉代文学艺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取得了重要成就。在这方面，箫亢达的《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一书，就是一个最好证明。作为本书主体的第二章《文物资料所见汉代乐器》、第三章《汉代歌舞艺术》、第四章《文物资料反映的汉代百戏艺术》，都是在征引了大量的汉代画像石（砖）的资料写成并得出结论的。本书中所介绍的汉代乐器，大都凭借汉画像石（砖）材料而给我们以鲜明的印象。至于汉代社会的歌舞艺术，如《巾舞》、《拂舞》、《盘鼓舞》、《长袖舞》、《兵器舞》、《羽舞》、《盘舞》、《鞞舞》等，我们也只有通过汉代画像石（砖）才能窥见其貌。同样，刘志远等人也通过四川汉代画像砖来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并进而对汉代舞乐百戏的发展进行新的解释；[xxxvii]关于汉代画像石（砖）与汉代文学的关系，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注意。[xxxviii]
出土文献中的各种材料，除了我们上面所举的甲骨文、曾侯乙钟、汉画像石（砖）等之外，青铜器、玉器、石鼓文、楚帛画、陶瓷、秦刻石、壁画、汉简等等，都是或可能会是文学研究的有关材料，都有可能对文学研究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都需要我们在研究中充分关注。谁能够首先利用它，谁能够较好地利用它，谁就能取得突出的成绩。王国维通过甲骨文研究古史，郭沫若通过金文研究周代社会，已经给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在史学研究中是这样，在文学研究中也是如此。如杨公骥先生在讨论变文的源头时，除了深入研究敦煌变文、壁画之外，还注意到了它与其它历史文献以及汉代壁画等文物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篇论文，纠正了胡适所说的变文是从印度佛教文学中输入等错误观点，并第一次对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理出了一个清晰的线索。这可以说是把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成功地运用于文学研究的范例。[xxxix]至于他运用了大量的民俗考古材料而写成的那篇《考论古代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居民“冬窟夏庐”的生活方式及风俗》著名论文，对于我们研究《诗经》及先秦文学都有重要的价值。[xl]再如，关于出土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关系，戴伟华指出，出土墓志或者是文学研究的直接对向，或者是文学家事迹的重要材料，或者可用于作家作品中人名的考订，或者可了解士人风尚及其学术文化环境，或者是了解文人所处时代社会状况的丰富材料。[xli]至于近年来大量的出土文献对楚辞研究的推动作用之大，就更是大家熟知的事实了。
总之，正是这些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新的材料，改变着我们的文学研究，甚至改变着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重新认识，其意义之大是不可估量的。
三
出土文献材料不但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用于文学研究，同时，它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研究方法。
1926年，王国维在他的《古史新证》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xlii]
王国维在这里提出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在他运用考古资料研究古史取得辉煌成就之后的总结。王国维把能够获得“地下之新材料”称之为幸事，因为靠了它，才使我们可以“补正纸上之材料”，可以证明古书的可靠性。同时，由于地下考古新材料有些是佚失已久的东西，被我们今天重新发现了，这将提示我们改变过去的思维方法。从这一角度来说，能够运用“二重证据法”从事研究不但是我们这一时代的幸事，而且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不坚持可能就会犯错误。
无论从事何种学术研究，实事求是首先是第一位的。这一学术规范，在王国维以前，清人已经做得相当出色，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正因为如此，以考证为特色的乾嘉之学一直受到后人的尊崇，也是本世纪初年以实证主义为号召的当代学人们所坚持的方法。胡适所讲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也包含着这种实证主义在内。但是，正因为纸上文献有所不足，所以有些研究就要受到限制。而有的人，自以为在纸上文献中找到了一些有用的材料，就往往轻下断语。这本是学术研究中一个致命的缺陷，但因为打着有“真凭实据”的幌子，以纸上文献中没有见到什么就轻易地否定某事，以致一些错误的论断长期以来被人相信。举例来讲，如关于宋玉赋的问题，《汉书·艺文志》说有赋16篇。隋唐以前，曾有宋玉的别集行于世。《隋书·经籍志》载“楚大夫《宋玉集》三卷”。可是由于《宋玉集》的失传，“自清人崔述开始提出怀疑，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陆侃如等进一步发挥，于是否定者渐多。”[xliii]不但《笛赋》、《舞赋》等几篇被人否定，甚至连《文选》中所选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五篇也被否定。但是，陆侃如等人的否定理由并不充分，所以胡念贻反驳说：“陆侃如先生把胡适怀疑‘九歌’的‘理由’变化一下，用来考据宋玉的作品，说宋玉的时候不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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