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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在此时，柳永、秦观、李清照等婉约派词人将以抒发内心情感和兴寄哀愁为主要创作动机，表现出强烈的女性化、封建性和内倾性，更多的文人士大夫怀着对国家的危机感和对统治者的信任危机，都钟情于山野林泉，从现实中遁逸，在禅宗理趣中寻求灵魂的安顿，在诗词中倾诉自我。隐西湖的林逋，往往寄情梅鹤，一代文宗欧阳修，居庙堂之高却也醉心于山水之间，后世几人能解醉翁之意？
二、从富丽雄浑到平淡恬静
在唐帝国，繁荣的经济使朝野无不显示着富贵荣华，这种雄厚的经济实力也使得自信的文人的审美意识里充溢着雍容华贵的气质，从唐人诗词文赋里真可挤出琼浆玉液来。“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李白《行路难》）豪华竞奢的筵席，美酒佳肴，金樽玉盘，山珍海味。除了唐人还有谁享受得起？“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流光溢彩的画面，春江明月，到处都是流动的音乐，这里是花的世界，姹紫嫣红；这里是光的海洋，月华如乳。司空图说：“雾余水畔，红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阴。金尊酒满，伴客弹琴”（《二十四诗品 绮丽》）置身雕梁画栋之下，流连画桥杏林之边，享用的是富贵绮丽的物色，何不引金尊，弹琴吟啸？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在《腾王阁序》里极尽辞藻之美，修饰物华天宝，那飞阁流丹一样能引人入胜而“尽东南之美”。而那“常使君王带笑看”的牡丹也被认为是富贵的代名词，在唐代追求富丽可见一斑。
而在宋代，人们对于理趣和禅宗的追求达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由唐人注重外在事功，转为倾向追求“内圣”。宋人注重心性的修养，在内心的情感世界里注入理性的思考，在平淡和恬静中审视宇宙的生命和本体。物质上的华美博大已被意识中的枯淡静默所取代，“如果说汉唐艺术以雄厚气势、壮阔意象与硕朴品格取胜的话，那么至宋明，大致代之以典雅、秀逸、静寂、柔丽与小型化、女性化的审美特性见长”，（王振复《中国美学的文脉里程》第700页），苏轼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唐富丽雄浑的气象就像烟花一样，光芒四射之后便是寂夜的神秘淡远。东坡却更在其画作《枯木怪石图》中极力表现平淡枯寂的审美情趣，没有茂密葱郁的枝叶，没有色彩绚丽的花朵，却是在枯槁静寂中寄托生气，平淡中愈见妙韵。宋唐庚在《醉眠》中写道：“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明卞永誉评宋范宽的《临流独坐图》时说：“真得山静日长之意。”欧阳修也说：“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恬静和淡泊的境界是极高的境界，是很难达到的“韵”的境界，作为欧阳修的高足的苏子亦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欲令诗语，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这种将禅宗里的“空”与“静”的思想与作文章相通，使宋人审美理念与唐作了更本质的区别。 三、从刚阳武功到阴柔文治
在唐朝“安史之乱”之前，即唐中叶之前，民族自信、开放，兼收并蓄，具有强烈的建功立业，沙场扬名的“进取”精神，作为“天朝上国”的臣民，从积极求进，表现的是力大无穷，豪爽阳刚的独特气质，消瘦柔弱的李贺自称大丈夫，众多诗人更是将描写边塞的战争生活和主动请缨作为平生之乐事。形成了边塞派这一独特的诗歌流派。在边塞诗里诗人极力渲染战争杀伐的场面和将士建功立业的英雄形象，通过塑造战争英雄以达到诗人保家卫国的崇高愿望。“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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