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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与遗忘
有些时候，人们真的很学会遗忘，忘却那些应该铭记的“金玉之躯”。或许是因为人们在灯红酒绿中，习惯地做着有颜色的热梦，喝着有颜色的凉风，说着色彩绚丽的“词儿”。或许是因为一个民族随着年纪的增长，她变得善忘，忘记了那些曾经在辛酸和深渊中苦苦挣扎的岁月。就在那些岁月里，有些人为了他们眷恋的祖国而誓雪耻，或许他们还不知道“国家”是什么概念，或者是因为“国家”的概念变得实在模糊，才使得人们变得善忘。尽管如此，那些“金玉之躯”的故事总被有良知的人铭记，而这里就是一个良知的铭记。
民族大义
翻开清史的每一页，让人振奋，又让人痛心。康熙、乾隆时的大帝国已经随水而逝，留下道光、咸丰、光绪时的“爱新觉罗氏”小衙门，对外卑恭，对内恐吓同胞。道光三十年的鸦片战争就开始了这种局面：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小衙门为了负战争赔款，大力搜刮民脂民膏，本就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百姓更加苦不堪言，民怨沸腾，随之而来的是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此时，立于国门的英法联军更是虎视眈眈，也趁机“修改条约”为名而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获取更多在华利益，就贫穷的边疆，法军也步步蚕食。而项四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项四[①]，苗名“年四”[②]，汉名崇周，咸丰六年生于西畴县锅底塘村。在这里特别地提一下，苗族的汉姓是赐姓，也就是说，苗族有自己的名字，在苗族的习俗里，称为“老名”。苗族的孩子出生的第三天，即由父母或者族长给孩子取名，这叫小名或者奶名。孩子长大结婚生育第一个孩子时，请岳父岳母来给孩子的父亲取“老名”。譬如孩子的父亲叫“包”，岳父岳母取的老名叫“万”，即为“万包”。在这儿的“万包”是苗语称呼，项四的苗名叫“年四”也是如此。[③]同治二年，崇周随父正清迁居猛硐[④]。崇周少年聪明好学，勤劳勇敢，父把崇周送给当地土司梅光德打长工。梅光德甚是喜爱崇周，将其送往越南老寨马宗头处学艺，数年艺成归来。
光绪九年，法军入侵越北，进犯中国边境。猛硐土司梅光德命崇周为寨老，驻守猛硐。崇周与17个郎舅弟兄及猛硐一带的各民族饮“鸡血酒”为誓盟，并率众利用大刀、长矛、毒弩等原始武器抗击法军。
光绪十年，法军入侵都龙、猛硐，崇周又率众与之激战。
光绪十一年，清政府任命崇周为南防统带，统兵千余人，辖麻栗坡、马关、河口等地。光绪十一年冬，崇周率兵消灭盘踞在猛硐新寨兵营的二百多名法军。
光绪十五年，崇周以南防统带身份同钦差大臣唐景菘等与法方代表会勘中越边界，将猛硐、南温河、都龙等地划归中国版图。
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赐给崇周一面长6尺，宽2尺的红缎软匾，上书“边防如铁桶，苗中之豪杰”。
民国三年，崇周病逝。
论“节”与现实
笔者认为：铭记与遗忘的出身本是等同的，但人们的爱憎变得分明就有了铭记与遗忘的冲突。因此，他们习惯地铭记着那些芝麻绿豆的个人恩怨，却忘记了那“义”中之最。在当代的人类，他们把“义”压低，因此“义”贬值了。他们断定：义，义气也，一来二用就变成了“意气”，是指“意气用事”。笔者认为的“义”却是“大义”，是与“正义”相辅相成的。所言“正义”是处于法之外、情之上、理之中的，所凝聚的准则是能够让人心悦诚服，而不是恭维与恐吓。可是在工作运行过程中，人们大众化地以“正义”之名来攫取个人利益。
从古到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梁山泊的不一定好汉，为什么呢？武松景阳冈上打虎算是英雄，快活林中醉打蒋门神也算是英雄，因为他是为民除害。而“替天行道”却是给杀人行为戴上[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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