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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豪杰——纪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一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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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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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之先生过世一年了。他的死，就象他的一生，轰轰烈烈，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凡事件中人，必是某种精神的象征。李慎之，这位叱咤风云的思想老人，究竟象征着什么？
一年来，关于他的争论，不绝于耳。不少人将李慎之看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传人，甚至有“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的自由主义道统之说 。李慎之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为大家所公认，但自由主义是否有道统，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李慎之生前倒不大愿意自称“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1999年秋天他在香港访问，应邀到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演讲，那年我在那里工作，参与接待。有听众问他，他当场断然否认。至少在公众场合，他是不太愿被简单地化约为某种意识形态的。根据许多人的回忆，李慎之生前很喜欢自称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士大夫与自由主义，假如按照过去的传统/现代的二元思维，简直是对立的存在。哪种形象更接近李慎之呢？
死去的人物，最悲哀的命运，莫过于被某种意识形态谱系脸谱化或符号化。我猜想，智慧过人的李慎之之所以自称不无“落伍”的“士大夫”，而非时髦的“自由主义”，可能意识到生后某种宿命。自由主义固然是其最后决断的政治理想，但并非其人格的象征。李慎之在精神上所担当的，乃是从春秋战国孔孟夫子开始，为历代儒家仁人志士所发扬广大的士大夫传统。
中国的士大夫精神，突出表现在天下兴亡的忧患意识、士志于道的理想主义和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先秦以降的中国历史，漫漫两三千年，基本上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社会。其间，虽然屡受昏君、宦官、朋党和愚民的戕害，以道自任的士大夫们始终是历史舞台的中心人物，或喜或悲，或歌或泣，担当的是朝代的命运、天下的责任。到晚清民初，这些士大夫摇身一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但纵然西装革履，依然包裹着一颗士大夫的灵魂。鲁迅、胡适、陈独秀、陈寅恪----，无不如此。不过，时光到了二十世纪之末，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随着工商社会的崛起、意识形态的消解和知识分子的学院化、专业化，士大夫作为一个精神性群体，终于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了。
时间终结了。当满街人群熙熙攘攘，皆为利往，当一代俗儒著书立说，全为稻粱时，李慎之在苍茫暮色之中，发出了兀鹰般的绝唱。那个渐渐远去的中国士大夫身影，显得是那样的空旷、孤独和绝望。
一，“老派共产党员”
在谈到李慎之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的，在所有其他的身份之前，他首先是一个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听到一些学生，发誓要在毕业之前，像考一张剑桥证书那样，解决“入党问题”的时候，我就为共产党被逐利之徒侵蚀而感叹。党世俗化了，世俗得失去了理想。而当年李慎之们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注入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一腔豪情。从“五四”第一代老共产党人，到“一二九”运动出身的青年干部，其实都是一批充满士大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是他们撑起了这个党的魅力和光芒。李慎之在怀念匡亚明先生的时候说：
我一向以为中国共产党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除了客观环境与政治路线的原因不说，有一点是因为老一辈的共产党人大多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他们的骨子里都秉承着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他们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民吾胞也，物吾与也”的襟怀；“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气节；立定“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样，才能使他们前仆后继，再接再厉，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李慎之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即使后来“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他也不悔初衷。1998年，我出差北京，到他府上拜访。我们谈到了革命，谈到了年青时代的选择。我过去有一个误解，以为当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些成绩平平的“愤青”。李慎之对我的无知简直有点愤怒：“哪里！当年“一二九”运动中走在最前面的，都是学校里成绩最优秀、在同学中最有威望的。那些不学无术的家伙，都去抱三青团的大腿了！”我问他：“假如时光倒退六十年，您还会坚持您原来的选择吗？”他垂下目光，沉思片刻，声音低沉地回答：“当时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要抗日，国民党不抗日，共产党要抗日；要民主，国民党搞专制，共产党反专制。我们是带着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产党的。只要你当年内心还有一点热血、一点良知，你就不会选择走另一条路。”
是的，当年的宝塔山下、黄河之滨，云集的是像李慎之这样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青年，是那一代士大夫中的热血精英。他们为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而来，充满着崇高的献身精神和烈士情怀。李慎之将这些共产党人称为“老派共产党员” 。好一个老派！老派共产党员，就是中共党内的理想主义者，以弘道为己任的二十世纪士大夫。
新派共产党员，为利禄而投党，党只是他们升官发财的工具；而老派共产党员，一生恨爱，统统融化于间，他们对党之荣辱、理想之执着，难以为后人所理喻。那是用青春的热血和一生的苦恋所凝聚起来的情感，是容不得任何人去亵渎和颠覆的。削肉还母，剔骨还父，是何等的刻骨铭心！
没有这样的刻骨铭心，也就没有晚年的李慎之。
二，历史理想主义
对李慎之心灵打击最大的，莫过于“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理想主义被扭曲了，革命的乌托邦扮演了吃人的角色。这批“老派共产党员”依然没有躲过历史上士大夫的传统悲剧：以道而抗势，因忠而得咎。痛定思痛，晚年的李慎之追随顾准的身影，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从革命乌托邦走向自由主义。
不过，他难道真的从此告别了理想主义，成为休谟那样的冷冰冰的经验主义者？
我反复比较阅读顾准和李慎之，发现顾准晚年之决断，他理论上的冷峻，令他壮士断臂，在革命之后毅然与理想主义告别。顾准是冰，但李慎之是火。火的燃烧离不开激情的燃料，而激情假如没有理想的信念在前面召唤，又能维持几时呢？当顾准将理想主义也归结为经验主义的时候，李慎之却认为：“顾准实际上是一个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无悔的理想主义者。因此说他放弃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
李慎之这里所说的理想主义，不再是革命的乌托邦，而是他晚年发现的新真理之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对于李慎之来说，为什么无法放在经验主义的自然演化程序之中，而要将它宣布为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新世界？张灏在分析中国革命思想的百年道路时，提到在近代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思想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历史理想主义”心态：“它的最大特色是摆脱了传统的循环史观而接受了主要来自西方的单向直线发展史观，认为历史是由过去通向理想的未来做有目的性的发展。在这发展中，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历史性转变的关头。因此在这发展史观的核心有一特殊的危机意识。----在这种心态笼罩之下，当时知识分子的关怀自然集中在如何由悲观的现实走向理想的未来”。
李慎之对自由主义追求的背后，所透露出来的正是这种历史理想主义的心态。从年青的时候起，他所接受和理解的时间观是以历史进化论为标志的单向之流：“人类对时间的观念迄今为止只能认为它是一个单向的、不可逆转的流”， 这种时间观虽然与基督教传统有关，但基本是“现代“的产物。启蒙运动所塑造的历史进步观念，相信历史的发展是有目的的，是一个朝着符合人类理性的理想方向发展的一元单线进步的过程。按照李慎之最喜欢引用的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就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果说，过去李慎之将革命乌托邦看作是历史的终极目的话，那么，经过痛苦的反思，晚年的李慎之重新发现了理想之光。在他看来，近二三百年的世界历史证明了，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全球价值。 他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也解释为一部志士仁人追求主流思想――自由主义理想的历史，“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的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虽然是对革命乌托邦的历史否定，但二者同时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在其背后却有着共同的历史预设：即启蒙运动对历史的目的论式的理解相信历史自有其客观规律和终极目标，人们所应做的，只是在万千迷途中发现这条通向彼岸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而这一点，恰恰与中国自由主义者所欣赏的英国经验主义历史观明显地自我矛盾。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它的后设立场被重新定义，被放在一个目的论的一元单线历史观中重新解释，因此也获得了某种与革命乌托邦同构的历史理想主义性格。
然而，李慎之并未意识到这一点，青年时代形成的启蒙理想，促使他上下求索，寻找一条通向理想世界的“唯一正确”的历史道路。他内心始终有一种意识形态的乌托邦激情和幻想， 希翼找到那个能够整体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一缆子的方案和主义。在经历了一段迷茫之后，李慎之惊喜地发现了美丽新世界――自由主义。历史理想主义的激情之火到了他生命的晚年，终于又再一次热烈地燃烧起来。
九曲黄河终归大海。历史一旦重新获得了终极目标，所有的问题在李慎之看来都变得迎刃而解、简单明快，都可以放在自由主义的价值天平上重估。他说：“五四”的精神是什么？就是启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五四”先贤的思想倾向就是三百年来早已成为世界思想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这样，对“五四”精神的本质主义式的重新解释，为自由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作出了历史合法性的证明。
置于这条浩浩荡荡的时间之河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变得明晰起来。不少朋友都有点困惑不解：九十年代初李慎之还迷恋于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和博大精深，为什么到了“五四”八十周年的时候，却把传统文化判决为一个简单的专制主义？这期间的变化究竟什么缘故？我以为，这与他到90年代末彻底皈依了自由主义有关，从此他判断和思考所有问题，背后都有一个以自由主义为终极价值的历史目的论作准绳。在单向突进的时间轴心上，一切思想都被他放在“敌我友”的关系上考量，他认定：“当面的敌人就是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 于是，他又重返“五四”，返回到“五四”时代激烈反传统的焦灼心态之中。
不过，李慎之的反传统，虽则激烈，并非全盘，他所痛恨的，是为皇权专制主义提供合法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其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表，以法家的威权统治为里，造就了一朝又一朝的专制制度和奴性人格。而传统文化中另外一些未被政治整合的部分，他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1999年末，李慎之在谈到陈寅恪时，深有感叹地说：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已经有大量的传统文化现象衰败失落，甚至完全销沉歇绝。其中有许多是陈寅恪所极爱而深惜的，这也就是他所以被目为“文化遗民”的原因。尤其是国人一般认为外患日亟、国运日蹙的同治光绪[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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