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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小配近事小说研究述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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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5-26 11:22: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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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10月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酝酿成立以前……第二阶段是从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成立到1908年春天作者再次当选香港分会庶务为止的前后两年多时间……第三阶段从1908年春天开始到辛亥革命前后”；且认为前两阶段的创作水平比较高，后一个阶段，“其艺术水平一般，已大不如前，其中有的虽名为小说而其实已离开了小说家法。变成了报告文学作品”。
不管是两分法还是三分法，都表明黄氏的小说创作在题材内容和艺术水平上发生了变化。笔者认为，黄氏的小说创作从其题材看，由传统的历史与社会两大题材(《洪秀全演义》与《廿载繁华梦》)，转而主要写近事小说，而后一类小说往往用狂风暴雨式的描写、议论，甚至攻击，以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与前期的小说风格大异其趣。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创作意图也使作者急功近利，导致其艺术成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三、黄小配近事小说的原型
研究者都认为，黄氏的近事小说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将其主人公与当时的真人对上了号。但是，在小说的人物形象与原型是否一致的问题上。研究者对周庸桔、张任磐、康有为、袁世凯这几个形象有不同的看法。像<廿载繁华梦》的主人公周庸佑，字栋臣，影射晚清广东大买办周东生(栋臣是东生的谐音)。在从原型到典型的转变过程中，作者的处理手法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议。至于《宦海潮》的主人公张任箬，其原型是清末外交家、广东南海人张荫桓，有研究者认为，黄氏对这位“外交人才流露了赞许之情”，也有人认为“作者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他为求得升官发财而采取的种种卑劣行径”。对于康有为这个人物，有研究者认为，作者在小说中处理得十分失败。因为康有为的形象在小说中被“有意丑化了”，但是也有人认为，“从陈少自、曾克瑞以及康有为儿媳庞莲的回忆来看，黄世仲笔下的康有为基本符合原型”。对于袁世凯，有人认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脚，但是阿英说：“用于袁世凯的笔法，不少是抑扬失当的，甚至是是非倒置的”。不过批评过后转而又说，作者写袁世凯“不是提供更多的细节和遗闻逸事来补正史之不足，而是在众多的历史事实中更为大胆甚至主观地进行取舍抑扬乃至虚构”。既然有这样的创作理论作为指导，那应该明白，黄氏塑造人物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创作理想，不是为人物立传，所以，在材料的取舍和加工上，黄氏有他自己的理由和方法。
事实上，小说与史传或者人物传记有很大不同，而不同的文体对真人真事的处理在程度上要求是不同的。小说人物可以来源于生活、历史；但是生活、历史中人物，并不等于小说人物，小说家要对人物材料进行适当的选择和加工。而作家对其进行或深或浅的加工，就要看其思想认识、创作意图与创作水平的高低了。因而，对于小说创作，没有必要就小说人物与历史中的真人、真事是否完全相符而争论不休。
四、黄小配近事小说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对此，有的研究者肯定其思想内容，而否定其艺术成就；有的则是肯定其艺术成就而否定其思想内容、创作动机。
就举《大马扁》为例，有人认为：“所写多非历史真实，有些完全是出于丑化”，“这种描写虽出于当时革命宣传的需要，对了解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创作的动向不能说毫无意义；但从文学角度来衡量。应视为失败之作”…如。这是肯定内容、否定形式的观点。不过，也有人说：“这部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充满错误与荒谬之处，艺术上也较平庸，基本上是一部失败之作。”这种观点是从内容到形式都一致否定。再说《宦海升沉录》。有人认为：“在演述某些历史事件和塑造袁世凯形象方面，也有不妥当或不准确的地方，但不失为一部有特色的小说，它的进步倾向是主要的,这种观点对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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