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当然不能否认她们的诗不受到研究的关注与其诗作的散失和相对的被挖掘程度不足有关，而这也与文学史写作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女性诗人的惯性叙述有关。当我们翻开一本本的当代新诗史和文学史著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新诗发展进程中到底有几个女诗人受到了诗歌史家的关注呢？而一般研究者往往认为女性诗人在建国之后本来就少造成了目前文学史叙述的这种现状。但这种看似合理的说辞实际上多少有些占不住脚。当我们在1980年代中期以来一再的挖掘非主流的历史、关注“边缘”的时候，难道在历史中真的没有女性诗人，或者说到底有多少女性诗人被历史叙述有意或无意地删减掉了呢？再有一个问题，也是笔者经常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在建国后的新诗史写作中，很少有女诗人出现？相应的新诗史写作几乎成了一部男性诗人的文学性别史[2][②]，在1949—1976年间到底有没有女诗人在写作？如果有的话，她们又是如何被文学史叙述所忽略的？这应该是一个相当值得注意也比较重要的研究问题。而近年来，随着史料的挖掘，灰娃、成幼殊、张烨和林昭等人在建国后尤其是文革时期的诗歌写作受到了一定的重视。而文革时期的白洋淀诗歌群落中的几位女诗人则仍然处于历史叙述的巨大冰山之下。
1968年底，在毛泽东的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下，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1700万青年学生离开城市来到边疆和僻远的乡村，接受时代的“锻造”和“洗礼”，开始了青春“流放”岁月。当时，插队到河北保定安新白洋淀的知青有600余人，主要来自北京、天津和当地的返乡知青。其中北京知青就占了半数，并且有60余人形成了知青诗歌圈子。这就是后来在文学史和新诗史中被反复张扬和强调的“白洋淀诗群”。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新诗史在叙述白洋淀诗群时，笔墨多在多多、芒克、根子、林莽等男性诗人身上。白洋淀的“三剑客”——芒克、多多和根子已经成为当代新诗史经典，他们如今在各种文学史著作、资料汇编、研究论文和各种诗选中频频露面。但是，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诗人却至今由于诸多原因仍深埋在历史地表之下，在当代新诗研究视野中她们大多被忽略，只是作为某种点缀偶尔被提及。
正是由于文学研究思维和模式的惯性发展，目前新诗研究界在看待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尤其是白洋淀诗群时多是大同小异的的毫无见地和创见的雷同叙述，而对于有待进一步挖掘的相关地带和诗人则仍是漠然处之。在这一需要挖掘的地带中，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性诗人就相当重要。笔者希望依据目前所见有限的资料对这几位女诗人在文革时期的诗歌写作进行力所能及的梳理与辨析，以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和思考。
1969年同芒克、多多、根子、林莽等一起插队到白洋淀的女性诗人，如赵哲、周陲、戎雪兰、潘青萍、孔令姚、陶雒诵、夏柳燕等，都在文革时期写有数量不同的诗作，她们的这些诗是应该受到关注的，尽管由于诸多原因对她们的诗歌进行研究有着不小的难度。
据宋海泉回忆，1969年3月初春，宋海泉、刘满强、崔健强和许建新等乘开往徐水的火车赶赴白洋淀，同行的有师大女附中的戎雪兰、潘青萍、孔令姚和夏柳燕等[4]。凌晨时分这些人到达徐水，之后换乘马车向安新县出发。到白洋淀后，戎雪兰、潘青萍（潘婧、乔伊）、孔令姚等女知青插队到大田庄公社的邸庄，插队李庄子的则有何京颉、赵哲、周陲和陈佩玲等人。这些女诗人除了与白洋淀诗群的其他成员的日常交往和文学、诗歌交流外，她们之间则形成了相对稳定也更为密切的诗歌圈子[3][③]。
史保嘉（齐简）当时和戎雪兰、潘青萍以及师大附中、北大附中的同学都有着诗词交往。戎雪兰在白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